中国青铜器简述,商周铜器考古学钻探的想起与

2019-11-04 20:06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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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即红铜与锡、铅、镍、形等化学元素的合金,商周时称金或吉 金,青铜具有熔点低、硬度高、化学性能稳定等优点,能铸造出用于生产 和生活方面的各种器物,生产工具替代原有石制工具。它的出现对人类生产力发展起到划时代的作用,因此称为青铜时代。中国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已有三千年历史,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的一件单范 铸造铜刀,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器。中国的青铜时代是以奴隶占有制为主 导生产方式的时代,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经夏、商、西周、春秋时代,大约经历了十五个世纪。青铜冶铸工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形成各个时期的风格特征。商代前期造型轻薄,纹饰简单。商代后期至西周前期,造型厚重华丽,纹饰以兽面纹、葵龙纹以及各种动物纹、几何纹为主,表现了神权思想。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风格趋向简朴,纹饰以粗线条的窃曲纹、重环纹为主,长篇铭文增多。春秋后期至战国,造型精巧,纹饰以活泼的 动物纹和复杂细密的蛹蛹纹、云纹为主,细线雕刻的狩猎、宴乐、攻战等 反映现实生活的图像流行,并出现以金、银、红铜、玉石等镶嵌的各种图案和画像的新工艺。商周青铜器的造型、装饰纹样和铸造技术综合了绘画、雕塑、图案和工艺美术于一体,以纹饰精美绚丽,造型繁多而著称于世。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已成为中国考古学和美术史的重要分支。如果您对此文感兴趣,且您是收藏爱好人士,请收藏此帐号

图片 2严志斌,男,博士,副研究员。主要学习经历1993年9月进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考古专业,1997年7月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1997年9月进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考古学系,师从林沄先生学习考古学,2000年7月以论文《四版〈金文编〉校补》获硕士学位。2003年9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刘一曼先生学习商周考古,2006年7月以论文为《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获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古文字科研成果1999年《试析长治小神遗址的二里头时期遗存》《良渚文化中的神人兽面纹论略》2000年《也谈“准族徽文字”》2001年《鸟书构形简论》《关于商周“小子”的几点看法》《四版<金文编>校补》2002年《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复合氏名层级说之思考》2003年《山西陶寺遗址1999-2000春Ⅱ区居住址发掘简报》《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2005年《福建连城县姑田镇发现的古代岩画》《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季姬方尊补释》《商代金文词法研究》2006年《陶寺文化石制品研究》《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关于贵州省博的八件先秦青铜器》《商代金文句法研究》《析〈作册般铜鼋献疑〉》《殷墟西区墓地出土铜器铭文研究》《商代青铜器铭文字形时代性的考察》《商代中期有铭青铜器探讨》《商代金文的妇名问题》2007年《试论商代青铜器铭文中所反映的共同作器现象》《 器铭文零释》2008年《殷墟青铜器-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复合氏名探析》2009年《殷商铭文青铜鼎的时代》《彭尊研究》《商代赏赐銘文研究》邮箱zhibinyan@gmail.com

什么叫中国青铜器?中国青铜器最早产生于什么时候?这对于想了解青铜器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首先应当弄清楚的问题。从考古学上讲,中国青铜器特指商代和西周、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物,这些器物以铜质为主,加入少量锡和铅浇铸而成,器物颜色呈青灰而得名。其种类主要有工具、兵器、烹饪器、食器、酒器、水器、尔器、车马器等。形制多样,纹饰精美,铭文为书法艺术瑰宝。商代和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物,形制端庄厚重,精细华丽,纹饰多为饕餮纹、夔龙纹、动物纹及几何形图案;铭文苍劲古朴,一般字数较少。

商周铜器的研究由来已久。作为中国考古前身的金石学时期,商周铜器是其主要研究对象。诸多金石学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商周铜器资料。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後,商周铜器研究逐渐走上考古学的轨道,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一 20世纪以前的商周铜器研究 20世纪以前的金石学时期,从现存年代最早的北宋吕大临《考古图》一书,到清代乾隆皇帝御纂的《西清古鉴》等四书,著录铜器的模式一成不变,都是先摹绘图形和铭文,再记度量衡数据,並进行一定的考释,个别的交代出土地。 宋代的《博古图录》,对青铜器的名称、用途、分类所作考证,卓有成绩。许多器物和纹饰的名称沿用至今①。 清代金石学者,精于鉴别,详于考证,有其独到见解。但在整体上与宋代相比,青铜器研究並无进步。 总的说来,这800年间的青铜器研究,所据均为零星出土资料,断代粗疏,未能形成体系。二 20世纪前20多年的商周铜器研究 20世纪初, 近代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暂时还没有中国学者进行考古发掘,也没有类型学的器物研究,因而商周铜器研究尚未发生变化。 与商周铜器研究有关的新情况主要是:由于修筑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导致大批古代文物的出土,其中包涵许多重要的商周铜器。照相制版技术的引进,使商周铜器资料的传播更为方便,更加準确。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许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01-1 这一时期的商周铜器研究中,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贡献最大。 罗振玉于1919年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提出“古器物学”这一新的概念,对商周铜器研究的发展有重要的推进作用②。他本人的具体贡献是,收集殷墟等地出土的铜器,用珂罗版精印流传。当时编印有《殷虚古器物图录》、《梦郼草堂吉金图》,继而又有《贞松堂吉金图》等书。这些书都仅卷前有一序言,书中没有说明文字,也就没有準确断代和比较分析。後来编印的《三代吉金文存》一书,收录商周铜器铭文的拓片4800餘器,在此後数十年间是收器最多、行用最广的金文集录。 王国维在商周铜器研究方面,著有《古礼器说略》(內容包括《说斝》、《说觥》、《说盉》、《说彝》和《说俎》上下,见《观堂集林》),正确判别几种器物的名称。 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仅日本编印过几种图录,例如《帝室博物馆鉴赏录 •古铜器》、《支那古铜器集》,特别是滨田耕作编撰的《泉屋清赏》及其增订版、别集和续编(1919-1927),同样属于金石学性质。三、20世纪20年代後至40年代的商周铜器研究 这一时期,田野考古已在我国兴起和初步发展,类型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开展。商周铜器的研究,主要对象虽仍为传世品和非发掘出土品,但已引进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 非考古发掘出土的两周铜器增加较多,主要有:新郑李家楼、浑源李峪村、洛阳金村的东周铜器,宝鸡祀鸡台、洛阳马坡、濬县辛村、周原函皇父组和梁其组等西周铜器,以及寿县楚器。这些铜器,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或编撰成书,或专文论述。 考古发掘已有一定的开展,但发掘出土的商周铜器並不太多,主要有:安阳小屯殷墟(1929、1931-1933、1936、1937)及侯家庄殷王陵区(1934-1935)、濬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1935、1937)的东周大墓。这些资料,当时多未详细发表。 这一时期,马衡、郭沫若、容庚和陈梦家,对商周铜器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01-2 马衡于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金石学,最早全面阐述古代铜器的类别、名称、用途和时代特征,並且论及考古学上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进化。後又发表《中国之铜器时代》一文。 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初版1932年,收两周器共251器;增订本1935年, 收两周器各162件),第一次将考古类型学应用于有铭文铜器的研究,创立标準器断代法,区分西周之器的王世和东周之器的国别,初步建立金文研究的体系。该书的《图编》部分,收铜器图像253器,是第一部两周铜器的简要图谱。他还进一步论述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发展,将其划分为四期:即滥觞期、勃古期、开放期(恭懿以後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③。 容庚直接接触的国内资料最多,也能随时看到国外的有关论著。所编《宝蕴楼彝器图录》、《颂斋吉金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善斋彝器图录》、《颂斋吉金续录》、《西清彝器拾遗》七部铜器图录, 收器总数达800餘件,突出特点是注重纹饰的著录与研究④。後又以八年之功,著成第一部综合性论著—《商周彝器通考》。该书全面阐述商周铜器的各方面问题,特别是划分殷商、西周前、西周後、春秋、战国五个时期,举例说明各个时期铜器形制、纹饰和铭文的特点。所举各类铜器多达1031件,分别按器形和时代排列,形成内容更加丰富的铜器图谱。容庚另一部影响甚大的名著《金文编》,初版于1925年,又于1939、1959、1995年三次增订再版,至今仍是最好的金文字典。 陈梦家编撰的《海外中国铜器图录》,卷前所附《中国铜器概述》一文,对商周铜器作更细的分期,又按地域分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中土五系,试图进行文化系统的探讨。当年他是国内唯一直接接触大量海外资料的学者,曾广泛考察流散北美和欧洲的中国铜器,並将美国、加拿大和北欧所藏中国铜器分别编成集录,收录商周铜器总计近2000件。其间又于1945年11月在美国中国艺术学会第六次年会上发表《中国青铜器的形制》为题的讲演,对250多件铜卣进行详细的类型学分析,讨论其发展谱系与年代⑤。 另外,李济发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3和第4册,1948)等文,根据10座墓的地层情况和所出铜器的器形分析,讨论殷代青铜容器及锋刃器的形制与演变。01-3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与中国学者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日本的梅原末治以编撰内容丰富的图录著称,根据形制进行铜器分类。所编大型图集《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1933-1935)的彝器部分,收录青铜容器250件。又编撰有《战国式铜器的研究》、《洛阳金村古墓聚英》、《河南安阳遗宝》、《古铜器形态之考古学的研究》等书。英国的叶(W.P.Yetts),先是编撰《猷氏集古录》(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and Corean Bronzes,Sculpture, Jades, Jewellery and Miscellaneous Objects, 1929)一书,1936年发表《中国艺术展览》一文(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Burlington Magazine No.68),将中国古代青铜器分为商殷、周、秦和淮式三期; 1939年又在《柯尔中国铜器集》(The Cull Chinese Bronzes,1939)中, 重述这种分期意见⑥。瑞典的高本汉(B.Karlgren)著有《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周时代》(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BMFEA No.8)、《中国青铜器的新研究》(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BMFEA No.9)等论文,以郭沫若的铜器断代为基础,进一步探讨殷周铜器的分期,并对纹饰作类型学分析。四、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商周铜器研究 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田野考古成为考古研究的主流。这个时期商周铜器研究的基本资料和研究方法,都与传统的金石学完全不同,是商周时期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 商代田野考古的最大进展,一是发掘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商代前期遗址,发现当时的青铜容器;二是对殷墟进行文化分期,但发掘 中所作分期並未涉及铜器; 邹衡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4、5期),根据30年代的发掘资料,将殷墟文化分为4期7组,其中包括殷代铜器的分期。 西周铜器的新资料,主要有长安普渡村、长安张家坡、扶风齐家村、郿县李家村、蓝田寺坡等窖藏,均经考古人员进行现场清理,有关学者多有具体论述。丰镐地区的《沣西发掘报告》,将西周墓葬分期与铜器研究结合,根据出土铜器与大盂鼎、禽簋等标準器对比,推断各期墓葬的绝对年代。01-4 东周铜器的新资料,主要有陕县虢太子墓、寿县蔡侯墓、信阳楚墓,以及其他东周墓。虢太子墓和蔡侯墓的墓主身份和年代都很明确,为东周铜器研究提供新的标準器群。《洛阳中州路》的东周墓葬分期,也是根据出土铜器与传世铜器对比,推定各期的绝对年代。郑州、安阳、侯马铸铜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对于研究商代和东周时期的铸铜工艺,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意义。 博物馆藏品图录,有台北出版的《故宫铜器图录》,上海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其中都有许多重要的传世铜器。前书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印製欠佳。後书则是当时国内外印製最精的彩色铜器图录。 综合研究方面,李济与万家保合作,对上世纪30年代殷墟发掘所获170多件青铜容器,进行详细的全面研讨(李济负责形制花纹的比较研究,万家保负责铸造工艺的研究), 于1964-1972年陆续出版《古器物研究专刊》5册,总计百餘万言,但未进行殷墟青铜器的分期。郭宝钧遗著《商周铜器群研究》(1965年完稿, 经邹衡、徐自强整理,1981年出版),选取发掘出土的典型单位,以年代明确的器组为界标,进行分期研究。虽然分期稍嫌粗略,取材不用传世品也有偏颇,能对发掘品作系统整理,据以探讨商周铜器铸铜工艺和形制花纹的演变,仍属难能可贵。 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一书(1954-1966年写作),在研究方法上对郭沫若的标準器断代法有较大的发展。该书对250餘件判定王世之器和100餘件关联器的铭文进行考释,更加注重器物的多方面联系,将相关资料列举得尽可能齐全;并且对西周的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特别是某些器形和纹饰的演变,作过比较深入的详细论述。陈梦家这部未能最後完成的名著,经过我们根据遗稿进行认真的整理,2004年初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主要是日本学者的论著。梅原末治的大型图集《日本蒐储支那古铜精华》(1959-1962),收集青铜器400件。水野清一的《殷商青铜器编年之诸问题》(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殷代青铜文化的研究》,1953),企图从铜器铭文和器形两个方面,区分殷代和西周铜器。又著有《殷周青铜器和玉》一书,研究兼顾器形、花纹和铭文,将殷墟、西周、春秋、战国均分为早、中、晚三期。樋口隆康的《西周铜器之研究》一文(《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七,1963),更加注意新出器群与标準器的结合,也将西周铜器分作三期。01-5五、最近20多年的商周铜器研究 最近20多年是中国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新时期,商周铜器研究和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无论是资料积累,还是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都与过去不可同日共语。 70和80年代多次发现大批重要铜器:商代有郑州铜器窖藏、殷墟妇好墓、新淦大洋洲墓、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等。西周有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地、周原庄白等窖藏、宝鸡[弓鱼]国墓地、洛阳北窑墓地、琉璃河燕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等;东周时期有淅川春秋楚墓、太原晋国赵卿墓、随县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等。 商周铜器资料的丰富积累,使有关研究出现新的局面。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目前最完备的商周铜器铭文选编。该书1-4册(1986—1990),选录具有相当史料价值的铜器铭文925器,並且进行简要的注释,其中商器21件、西周器512 件(判定所属王世或期别)、东周器392件。第5册索引,尚未出版。 关于商代铜器,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3期),以70年代以前的发掘资料为对象,根据出土层位和共存关係,结合器物的形制、花纹、铭文和组合形式,系统考察商代早、中、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容器的特点。郑振香、杨锡璋等合著《殷墟青铜器》一书,则选取1958--1982年殷墟发掘出土的200多件铜器,根据遗址和墓葬的分期进行全面研究,阐述各期铜器的形制、组合形式和装饰特点。 关于西周铜器,唐兰晚年遗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写作于1976-1978年,为未完稿,考释写至穆王,穆王以後仅存释文,所作论述对形制、纹饰偶有涉及。吴镇烽为《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所写概述、卢连成的《陕西地区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铜礼器》(《宝鸡[弓鱼]国墓地》附录,1988),将陕西新出土的西周铜器,与传世标準器结合,进行全面的排比分析。李学勤的《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一文,根据周原的庄白、强家两处铜器窖藏资料,深入讨论过去缺少典型资料的西周中期铜器断代问题。刘启益关于西周铜器断代研究的一系列论文(2002年连同关于西周年代的论文, 出版为《西周纪年》一书),选取400多件传世和发掘出土的西周铜器, 采取从月相定点说出发的“干支联系与排斥法”,将其串联成许多铜器组,结合根据考古类型学排比的器形和纹饰特点,排比分析这些铜器组所属王世。01-6 东周铜器方面,开始进行分区研究。高明的《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2--4期),是发表较早的一篇长文。该文选取22个典型单位,先将其归纳为10组,考察东周时期礼器组合的变化;再分析各类铜器器形和花纹的特徵,讨论它们的演变规律。後来,又有学者对楚、虢、齐、燕、秦及吴越的青铜容器的分期及相关问题,作过不同程度的讨论。商周铜器纹饰的专题研究,过去国内学者的研究比较薄弱。陈公柔、张长寿发表关于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兽面纹断代研究的论文(《考古学报》1984年3期、1990年2期),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进行类型学的排比分析,探讨两种重要铜器纹饰的发展轨迹。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纹饰》一书,是目前国内唯一的铜器纹饰论著。该书以上海博物馆藏器为主,收录铜器纹饰拓片1006幅,按其类别和型式编成图谱。卷前综述和类别说明,对商周铜器纹饰的发展阶段,各类纹饰的构图特点和流行时间,分别作了论述。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首推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铜器综览》1-3卷(1984、1986)⑦,再有白川静的《金文通释》⑧,都是内容異常丰富,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美国的《赛克勒藏中国古代青铜器》1-3卷(1987、1990、1995),分别由贝格立、罗森夫人(Jessica Rawson)和苏芳淑编撰,收录商代铜器104件、西周铜器129件、东周铜器86件。这是近年西方国家出版的最佳中国青铜器著作,不仅印製得十分精良,而且区别于一般的铜器图录,对每件铜器都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 最近10多年来,商周铜器研究又有新的发展。曲沃晋侯墓地的发掘和研究,对西周中晚期铜器断代的意义自不待言。虢国墓地的再发掘和和郑韩故城祭祀坑的发现,也有重要收获。其间,先後召开过几次专题研讨会,例如上海博物馆的“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座谈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讨会,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春秋郑公大墓青铜器”研讨会,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山西省文物局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研讨会,都有众多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並出版内容精彩的论文集。01-7 新出版的重要青铜器论著,有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马承源的《中国青铜器研究》和李伯谦的《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分别集结三位学者的有关论文,前二书侧重新见商周铜器的铭文考释与相关问题讨论,後书侧重商周青铜文化的谱系研究。新的通论性著作,有马承源主编,陈佩芬、吴镇烽、熊传新参与执笔的《中国青铜器》, 朱凤瀚著《古代中国青铜器》,都尽可能归纳已有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附以大量典型器物的图谱,後书更详细列举考古发掘的典型单位。专题论著,有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合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刘彬徽著《楚系青铜器研究》等。铸铜工艺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编钟音律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博物馆藏品图录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陆续出版《商周青铜粢盛器图录》、《商周青铜酒器特展图录》、《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故宫西周金文录》等书,前二书分别附有陈芳妹考订青铜粢盛器、酒器类别、器名和功用的论作。重要图籍还有李学勤的《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故宫青铜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保利藏金》及其续集。 值得特别提到的还有,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993-1998)。全书16卷,以考古发掘品为主,兼及有代表性的传世品,内容包括夏商至秦汉时期, 以及西南和北方边境地区的青铜器,还有历代的铜镜,均属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精品,共计2700件。各卷由研究有素的学者负责分编,并撰写概观性专论。其中有杨育彬、杨锡璋、张长寿、陈佩芬、吴镇烽、王世民、郝本性、陶正刚、杜廼松、熊传新、李国梁、俞伟超、赵殿增、張增祺、田广金等。全书又冠以马承源的《中国青铜艺术总论》。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集成之作,是商周铜器研究的一次较好总结。马承源还主编有《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收录各地博物馆所藏青铜器的精华,资料也很丰富。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三四十年资料积累,由王世民、陈公柔、张亚初、刘雨、曹淑琴等参与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4) 。全书18巨册,收集商周铜器铭文近12000件。举凡宋代以前著录, 各地历年发掘出土, 以及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有铭铜器, 剔去伪器和重複,尽可能齐全的收录。这是目前收录资料最丰富的铜器铭文集录。原计划在拓片集之外,再汇编图像集,並已积累众多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编成。另外,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黄翔鹏主持,在国家文物局支持和社科院考古所协助下,组织有关省市考古文博单位共同编撰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现已出版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湖北、江苏、四川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卷。01-8 所收各地出土、收藏的大量音乐文物,商周时期的青铜乐器占较大比重,其中许多未曾见于著录。 纵观商周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从零星出土铜器的简单著录,转化为进行传世品的断代,再到真正走上考古学的轨道,即以考古发掘品为主,结合传世铜器资料,进行系统的类型学研究,逐步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目前,商周铜器资料已经积累得相当丰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都有一定的开展。但从完善学科体系的角度考虑,深感:对商周铜器考古学研究的重视还很不够,现存资料有待全面清理;商代和西周铜器的研究进行较多,东周列国则亟待改善(各地资料的积累与研究既不平衡, 相互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嫌甚少);铜器形制和组合的研究较多,纹饰的详细分析尚少。今後,通过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和相互合作,商周铜器研究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2002年3月初稿2004年12月修改补充注 释① 刘昭瑞《论宋代的古器物、古文字研究》,见所著《宋代著录商周青铜器铭文笺证》,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② 刊行时题为《古器物学研究议》;收入《永丰乡人稿》甲编《云窗漫稿》时,改题为《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③ 1933年,胡光炜讲述、曾昭燏记录的《古文字变迁论》,在南京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1卷第1期发表(见《胡小石论文集》147-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也曾主张对铜器花纹与铭文作综合研究,并且提出分作“殷与周初”、“宗周中叶以01-9降”、“东周时列国”三期的意见,与郭沫若的意见相近 (郭沫若的四期中,滥觞期当时尚无实证,实际上也是三期)。但因他们的文章流传不广,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④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82期(1929年7月6日)报道,本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论文,有葛天民《商周器物图案汇释》一项(转引自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7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该文未见发表,内容不详。⑤ 载《全美中国艺术学会年报》第1期(Archir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张长寿将其译成中文,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525-542页,中华书局2004年。⑥ 叶兹是曾昭燏留学英国时期(1935-1937年)的导师。叶兹提出与郭沫若、胡光炜接近的中国青铜器分期意见的论文和书,实得益于曾昭燏的襄助。曾女士当年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即持胡光炜的三期说(见《曾昭燏文集》51-18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⑦ 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铜器综览》,第1卷《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包括“总论”(“发现、搜集与研究史”、“器种之命名” 、“礼器之类别与用法”三章)及“殷—春秋前期的青铜器” ;第2卷《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第3卷《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之研究》。所附数以千计的图像,包括历年考古发掘出土及世界各地博物馆藏品, 採取类型学方法进行型、式排比,汇编为翔实的铜器器形和纹饰图谱。这是日本学者编撰的最大部头的中国青铜器著作。⑧ 白川静的《金文通释》7卷9册,1963-1983年陆续发表,1984年正式出版。内容主要是两周铜器铭文的集释,逐器注明所知形制、纹饰、出土、收藏等情况,附以见于著录的图像。卷1-3收西周器198件,卷4收东周器32件,卷5为“金文学史”、“研究方法”等,卷6为“新出土资料补释”等,卷7为“索引”(语汇、人名、地名、官制身份)。 本文出自王世民先生论文集《商周铜器与考古学史论集》

基本信息:

国内一线拍行北京翰海、保利等专家走进安徽古钰斋征集优质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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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杨晓能 著;唐际根、孙亚冰 译

征集范围:铜器、书画、瓷器、翡翠玉器、杂项、文房四宝、紫砂、田黄、瓷板画、鸡血石、奇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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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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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风格趋于简朴,形制放达随意,纹饰也多为精线条的几何图案,但长篇铭文却比以前增多,这或许是文字发达的缘故吧。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形制轻薄精致。纹饰除动物纹、几何纹外,还有用细线雕刻狩猎、战争、宴会的图案。青铜器的发明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中国商、西周、春秋三个历史时期就属于青铜时代。而中国青铜器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有一则传说叫“蚩尤作兵”。相传蚩尤统率本部人马进攻黄帝部族,双方“战于涿鹿之野”,交战之初蚩尤军节节胜利,因为他们拥有戈、殳、戟、酋矛、夷矛等五种兵器,估计这些兵器就是用铜制成的。后来,黄帝制作了指南车用于战争,才扭转了战局并制服了蚩尤。

出版时间:2017年10月

《子华子》还记载:为庆贺胜利,黄帝派人去首山采铜矿,然后将铜矿石运到荆山脚下铸鼎,作为战争胜利的纪念。以中国出土的最古老的青铜器枣马家窑青铜刀而论,中国青铜器制品最早出现的时间决不会晚于距今四千年以前,即夏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铸铜。马家窑文化遗址位于甘肃东乡,出土的青铜刀是彩单范铸造的,而在河南登村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和郾城郝家台龙山古城遗址中,发现了铸造器物时留下的青铜渣。以上发现足以说明:中国青铜器最早产生的时间当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中国青铜器在世界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古老的长城。早在夏代二里头文化期,青铜器已从铸造简单的工具、兵器发展到比较复杂的爵和铃了。铜铸件厚薄均匀,并且有简单的纹饰,青铜器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准。商周1500年的历史,是中国青铜器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时期。商代前期的青铜器无论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还是在铸造技术上都有明显进步。这时,礼器种类增多了,器物花纹粗犷有力,同时出现了铭文,传世商代青铜器中曾出现“亘”字和“父甲”的铭文,这是中国青铜器中已知的最早的铭文。商代晚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青铜铸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和提高。种类包括礼器、酒器、食器、水器、兵器、工具、乐器、杂器等。这时的铜器制作精良,胎壁厚实,给人以凝重、庄严的感觉。纹饰多彩,形制精美,显示出处于发展鼎盛阶段的富丽堂皇、雍容光焕发华美的气派。不仅纹饰上刻意追逐,并且广泛使用浮雕装饰,这就排除了平面纹饰的单调性,器物雕饰的立体感使铸品造形更加生动,韵味无穷。这时有铭文器物不多,有较长铭文的铸品也不过二三十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种类变化不大,纹饰风气更趋繁缛,精雕细刻,艺术上可谓精丽,而器物却多少缺乏一些生气。这时青铜器物铸铭成风,长篇巨制不断出现,有的青铜器物,铭文竟长达400字,字体刚劲有力,线条流畅,世界并不多见。周昭王、周穆王以后,青铜种类略有增加,如簠、匜、金厂朔、编钟等青铜器出现,铸造工艺水平不断成熟、提高。铭文水平大大提高,每篇铭文皆韵律清晰,笔锋劲拔而不失圆润,多为书法艺术杰作。

版次:2

春秋战国之际,青铜器在形制和纹饰上一改过去的风貌,体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和清新感,使中国青铜器进入了第二个高潮。这时的青铜器物在种类和造型上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如铜镜开始流行。纹饰也由过去的粗犷放达一改而为做工细致追求华美的艺术效果。纹饰设计还出现了社会生活的新题材,如表现宴饮、渔猎等,浓厚的生活气息跃然器物之上。中国青铜器由夏而周末,发展井然有序。奇异的青铜世界不仅在中国古物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即使在全世界古铜器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中国青铜器铸造工艺之先进,形制之美观,纹饰之精丽,铭文之劲拔,是世界青铜族所难以企及的。

印刷时间:2017年10月

印次:1

ISBN:9787108060358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图形文字和装饰图案以其神秘性、难解性著称。当年郭沫若先生曾提出“族徽”理论,以解释青铜器的部分“徽识”,对理解中国青铜时代产生了深刻影响。但随着时间推移,郭氏理论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破绽”。究竟什么是这些神秘装饰和图形文字的正解?

  

  杨晓能先生所挑战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纪性的重大考古学课题。作者兼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美术史四大学科,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青铜纹饰、图案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功能做了新的探索,发现一种介于文字和装饰图案之间的“图像铭文”。作者讨论了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和“图像铭文”三者的起源、背景及其相互关系,找到了三者在史前文化中的源头,论证了三者的演化与古代社会、文化、政治、宗教和礼制的发展密切相关。既而指出,这三大类别视觉媒体在中国青铜器时代早期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实际上是不同的,但它们均承载了中国早期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信息,因而是中国古史的另类记录,对重建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在英文版基础上了进行了全面修订,纳入了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插图近480组。所收集的资料,几乎囊括了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到商周时期的全部器物装饰主题和“徽识”,且分门别类,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并对以往有关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的研究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所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解答都具独创性。

 

目录

 

总序

 

前言

 

年表1 史前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分区与年代

 

年表2 青铜时代中国的王朝、国家与考古学文化

 

绪论 研究范围与研究目的

 

壹 学术沧桑悠悠千载

 第一章 图形文字研究史概览

 第二章 青铜器纹饰研究回顾

 

贰 寻根溯源历程再现

 第三章 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史前渊源

 附录3.1 柳湾墓地各墓中出土陶符详情表

 第四章 商周时期青铜器图形文字的形成与发展

 

叁 新识媒体图字之间

 第五章 青铜器纹饰与图形文字的中介:图像铭文

 附录5.1 龙形图像铭文

 附录5.2 动物图像铭文

 

肆 释读寓意重解功能

 第六章 青铜器图形文字的背景与作用

 附录6.1 保存完好的商代和两周墓葬

 附录6.2 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墓地

 附录6.3 扶风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中的图形文字和所记载的世系

 附录6.4 四个青铜器图形文字的分布

 

第七章 青铜器纹饰的寓意与功能

 附录7.1 文王时期周原卜辞中若干重要辞条释读

 

结语 中国古代社会若干问题的感悟

 

作者鸣谢

 

中国青铜器简述,商周铜器考古学钻探的想起与远望。征引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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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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