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萄京娱乐场:被误解的开路者,裴文中甘肃

2019-09-16 22:54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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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临洮县城西南约十公里的洮河西岸,有个普通的村庄叫马家窑村。1924年7月,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此发现了几千年前的古文化遗存,其中以绚丽的彩陶为显著特征。从此,以该地命名的马家窑文化和甘肃彩陶闻名遐迩,迅速走进世界各地博物馆及历史、考古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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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是从安特生开始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安特生在中国北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他也由此被人们誉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安特生却被一些人横加指责,以至于这位中国考古学的开路者被人们产生了诸多的误解。

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现象步探索…………………………………………………许永杰(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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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端琚,男,生于1932年12月,福建闽清人。研究员。 幼年就读于闽清县东山小学、昙溪小学,毕业后被保送至天儒毓真初级中学学习,高中在闽侯中学就读。1951年考取福州大学历史系,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转至厦门大学历史系。1955年毕业后,同年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考古研究工作。曾任考古所原始社会考古研究室主任、高级专业职称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甘青考古队队长等职,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我的学术生涯主要是从事田野考古,以原始社会考古学为研究方向,河南、甘肃、青海、黑龙江、云南、香港等10多个省、区,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的工作经历是: 1956年秋季~1957年春季参加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掘,兼任辅导员工作。 1958年起任甘肃考古队队长,主持刘家峡水库区永靖张家咀辛店文化遗址发掘。1959年率队赴盐锅峡、八盘峡水库区进行考古调查。同年发掘永靖秦魏家与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1960年先后主持发掘永靖县姬家川辛店文化遗址与马家湾马家窑文化遗址,后者首次揭露出马厂类型房址。 1963年~1964年参加吉林敦化县六项山渤海国贵族墓地和黑龙江宁安县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的调查发掘。 1972年11月~1873年1月,协助云南省博物馆举办文物考古训练班,并参加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973年6月~10月,与黑龙江省博物馆合组黑龙江流域考古队,参加发掘绥滨同仁遗址。 1974年~1993年任甘青考古队队长。1974年~1980年,与青海省文物管理处合作,共同主持乐都柳湾遗址发掘。该遗址是我国已知出土彩陶最多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址。 1981年~1990年主持发掘甘肃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两处史前遗址,文化内涵包括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等多种遗存。 1991年~1993年发掘甘肃武山县傅家门新石器时代遗址,它是以石岭下类型为主要文化内涵的遗存。 1991年夏,应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邀请,鉴定该馆收藏的彩陶。 1993年12月应邀前往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并在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举办的学术报告会、驹泽大学史学会和日本中国考古学会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作题为《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演讲。 1996年3~5月参加与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合作对香港南丫岛大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001年8月应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邀请,赴台参加该院举办的“黄河流域史前玉器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题为《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的演讲。 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为我所考古编辑部审稿。 我在考古研究中取得的学术成果主要有: 1.《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该报告最早指出仰韶文化存在不同的文化类型,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存在承袭关系。此书于2011年出版英文版,张光直作序,称:该报告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英文版无疑将有助于把它置于世界考古经典之列。 2.《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 3.《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4.《青海古代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5.《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西北五省考古学文献目录》,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7.《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8.《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9.《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10.《大辞海•文物与考古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考古学辞条已基本成稿; 11.《陶瓷史话》(《中华文明史话》丛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陶瓷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再版; 12.《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3.《六顶山与渤海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14.《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文物出版社2006年再版; 15.《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6.《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7.《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2期; 18.《齐家文化是马家窑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考古》1976年6期; 19.《试论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的关系》,《文物》1979年10期; 20.《试论齐家文化》,《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 21.《论石岭下类型的文化性质》,《文物》1981年4期; 22.《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2期; 23.《甘肃永靖莲花台辛店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4期; 24.《甘肃天水地区考古调查纪要》,《考古》1983年12期; 25.《试论我国早期土洞墓》,《考古》1987年第12期; 26.《略论辛店文化》,《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 27.《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1988、1990年; 28.《略论齐家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2期; 29.《论中国黄河流域古代彩陶艺术》,《故宫文物月刊》第十六卷笫七期,台北,国立故宫博物,1998年; 30.《论中国史前卜骨》,《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1998年; 31.《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19卷第2期,台北,国立故宫博物,2001年; 32.《从考古窥探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伏羲文化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33.《师赵村一期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34.《宁夏史前考古概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35.《黄河上游史前陶器符号与图像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集,2006年; 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学术成果所获奖项有: 1.《青海柳湾》获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二等奖,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2.《新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获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3.《师赵村与西山坪》获2001年度考古研究所专刋类优秀科研成果奖,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4.《六顶山与渤海镇》获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2002年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三等奖 5.《从考古窥探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2003年被评为第一届中华伏羲文化研讨会优秀论文。 6.《中国考古学•夏商卷》,2007年获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7.《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2012年获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三等奖。 我在治学上主要定位在甘青地区考古学研究,这是因为认识到甘青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地上地下都积聚了极为丰富的古文化遗存,可以说是考古的圣地。在该地区从事田野考古研究数十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自认为具有创新点的有: 1.首次提出师赵村一期文化的命名,因其在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首先发现而得名。在师赵村遗址仰韶文化层叠压于师赵村一期文化之上,而位于附近的西山坪遗址亦发现师赵村一期文化在上、大地湾一期文化在下的层位迭压关系,这从地层上解决了三者的相对年代,即师赵村一期文化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却早于仰韶文化,从而填补了该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中的缺环。 2.通过分析研究,对马家窑文化的内涵、分期与类型的划分有了新认识,并将从仰韶文化发展至马家窑文化之间具有过渡特点的文化遗存,命名为“石岭下类型”。1960年发掘永靖马家湾遗址,发现马厂类型房址,纠正了马厂型无住地只有葬地的错误。 3.对齐家文化进行分期与区系类型的研究。齐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分布较广,文化内涵丰富多样,我将其分为东、中、西三区。东区以师赵村类型和七里墩类型为代表,中区以秦魏家类型为代表,西区以柳湾类型和皇娘娘台类型为代表。在秦魏家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一男一女夫妻合葬墓,证明齐家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处于父系氏族社会,同时揭示了当时存在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 4.首次提出辛店文化张家咀类型与姬家川类型的命名。1958年发掘永靖张家咀遗址,发现与已知的辛店文化内涵不同的文化遗存,命名为辛店文化“张家咀类型”,同时究明了它与唐汪式陶器的关系。1960年发掘永靖姬家川遗址,丰富了原辛店文化的内涵,由于它与张家咀类型存在差异,为了便于研究,命名其为辛店文化“姬家川类型”。 5.通过对甘青地区史前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综合研究,初步理清了该地区较为完整而系统的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和编年。 从发现的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表明,甘青地区古文化遗存普遍存在马家窑、齐家、辛店、寺洼文化等遗存,有很明显的共性,构成了古文化的地区特点。但亦不可忽略的是,东部和西部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在文化类型和发展序列上也略有不同,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东部地区不见四坝、卡约、诺木洪、沙井等文化遗存,而西部地区则不见大地湾一期、师赵村一期、仰韶早期文化等文化遗存。 东部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可以天水师赵村、西山坪和秦安大地湾遗址为代表,据文化层关系和具有代表性的陶器等遗物分析,参以碳14测年数据,可以排出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和编年。即:大地湾一期文化(公元前6200~前5400年)→师赵村一期文化(公元前5300~前4900年)→仰韶早期文化(公元前4800~前3800年)→仰韶中期文化(公元前3900~前3500年)→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公元前3800~前3200年)→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公元前3400~前2700年)→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公元前2500~前2300年)→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公元前2300~前2000年)→齐家文化(公元前2100~前1900年)→辛店文化(公元前1400~前700年)→寺洼文化(公元前1400~前600年)。 西部地区的史前文化较少发现涵盖多种文化遗存有发展序列的典型遗址,但综合已知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仍然可以排列出西部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和编年。即: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公元前1900~前1400年)→卡约文化(公元前1600~前600年)→辛店文化→寺洼文化→诺木洪文化(公元前1400~前700年)→沙井文化(公元前900~前600年)。 诚然,以上所列的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考古学谱系仍有待更多的考古新发现来完善和充实。 我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领悟到考古工作必须要立足于实践,多参加田野考古工作,要不畏艰苦,并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收获。

5月,记者就安特生在甘肃的相关活动情况,以及如何认识安特生在中国北方及其兰州周边进行的考古活动,采访了我省考古学家郎树德先生。郎先生长期致力于西北史前文化的研究,曾主持了大地湾等古遗址的发掘。他给我们讲述了他所了解的安特生的相关情况。

楚简簿记与楚国量制研究………………………………………………………………董珊(171)

网纹鸟纹彩陶罐

夏鼐在仔细研究出土文物(本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马家窑的发现 今天,人们说起我国史前文化的代表器物彩陶,总是不由自主地要提到:马家窑、马厂、辛店、齐家、半山等名词。它们是中国彩陶及史前文化的断代分期的名词,是以该类型彩陶的最初发现地而命名的。马家窑、半山、马厂、辛店等名词不仅和安特生密不可分,而且也和甘肃这块土地血肉相连。

2005年陕西扶风美阳河流域考古调查………………………………………周原考古队(207)

马家窑遗址的发现和命名

  在安特生甘青考古结束整十年以后,1934年10月2日,刚刚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夏鼐,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取了留美公费生资格(考古学专业);此后,他又遵从李济先生“出国赴英较美为宜”的建议,将留学方向调整到了英国伦敦大学。在1934年10月至1935年7月夏鼐出国留学前的阅读书目上,可以看到摩尔根的《史前人类》、伯基特的《古石器时代》和《史前学》、柴尔德的《青铜时代》、奥斯本的《古石器时代的人类》等宏篇巨着,也可以看到有关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主要论着,如安特生的《甘肃考古记》和《中华远古之文化》、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巴尔姆格伦的《半山马厂随葬陶器》……
  继安特生之后,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龙山文化,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发掘了后岗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依次叠压的堆积层次……彼时,李济先生在1935年1月4日讲给夏鼐先生的话里清透地道明了中国考古界和历史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
  又一个十年过去。
  1944年4月4日,留学归国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的夏鼐由重庆珊瑚坝机场起飞,经停宝鸡飞抵兰州,和先后到达兰州的向觉明(向达,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阎文儒一道开始了二十一个月的西北史地考察(绝大多数考察在甘肃境内)。夏鼐参加的此次考察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筹备期近一年。为了支持此次考察,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和傅斯年任总干事的中央研究院各自先行支付了十数万元(注:法币)。不过,攥着这些票子的夏鼐和二十年前的安特生根本无法相比,因为这时的兰州“海参一盘即费900元,海米百元一两”.
  夏鼐等人在甘肃的史地考察,1944年集中于河西走廊地区,与彩陶无涉;1945年起,则专于史前遗址的考古和彩陶发掘,其范围和路径与安特生大致相似。除了新发现兰州中山林、太平沟等数处彩陶文化遗址外,夏鼐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发现了甘肃仰韶和齐家期的层位关系--在1945年4月11日的日记里,夏鼐根据广河阳屲湾齐家文化墓葬填土中发现甘肃仰韶文化彩陶片,做出了“齐家晚于仰韶(半山)”的大胆推测;之后,在1948年《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修订》一文中他更为明确提出了“这次我们发掘所得的地层上的证据,可以证明甘肃仰韶文化是应该较齐家文化为早”的论断。
  在修正了甘肃仰韶和齐家期的先后关系之后,夏鼐基于临洮寺洼山的发掘,提出了区分“甘肃仰韶文化”和河南仰韶文化的洞见,在1949年发表的《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中,他认为安特生所说的“甘肃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多有不同,“不若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一名称”,从而提出了马家窑文化的命名。
  1944年至1945年间的西北史地考察是一次补给非常困难的战时考察。尽管如此,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还是数度筹措资金满足了考察工作的基本要求,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先后两次宴请礼遇了夏鼐一行,对考察事务嘉许良多。1945年12月末,夏鼐经天水、徽县转至四川广元乘船返渝,31日“遇寒雨连江,颇有诗意”.
  继之,扛着少将军衔的裴文中率领西北地质调查队,先于1947年在甘肃渭水流域、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及兰州附近做了三个月调查试掘,发现了包括天水西山坪、武山石岭下遗址在内的众多史前遗址;随后,又于1948年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湟水流域以及青海湖附近做了三个月的考古调查。
  裴文中于1947年间的调查发掘和安特生最大的不同,在于首次将甘肃东南大部(渭水流域和西汉水流域)整体纳入了史前考古的范围。不同于安特生的“甘肃仰韶”,真正的仰韶文化遗址经由此次调查试掘,在渭河流域的天水、甘谷、武山、陇西和西汉水流域的成县、西和、礼县乍现“真容”,甘肃版图上的彩陶文化谱系自此趋向于清晰和完整。
  通过1947年的调查发掘,裴文中提出“洮河流域之彩陶,与渭河上游彩陶文化鼎盛时期之彩陶,颇有相似之处,然就纹饰而言,亦不无少别,故吾人恒以马家窑式彩陶称之”(1948年《燕京学报》第34期《临洮临夏附近史前人类遗址调查简报》)。此见解,承续了夏鼐的类似动议,为马家窑文化的最终命名奠定了颇有见地的学术基础。
  裴文中藉由此次考古调查,还对安特生的“六期体系”进行了结构表述的首次突破:他认为“安氏所谓之齐家期,据吾人此次之调查,似非彩陶文化之时期,或为另一种不同之文化”,并因此命名了“齐家文化”;之后,他又命名了发见于河西走廊中部的“沙井文化”.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认为,安特生之后,经过夏鼐、裴文中的田野考古实践和研究考证,“中国考古学者对安特生《仰韶文化》之新石器时代部分的解析,已基本完成”.
  夏鼐简介
  夏鼐(nài)(1910.2.7-1985.6.19),浙江温州人,着名考古学家。系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荣获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国全国科学院等七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先后就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79年被推举为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1982年,夏鼐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裴文中简介
  裴文中(1904年1月19日--1982年9月18日),河北丰南人,着名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1929年起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后主持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极有价值的山顶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49年后,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代表作有《中国猿人史要》、《周口店第一地点之食肉类化石》、《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周口店山顶洞之动物群》、《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和《中国猿人石器研究》。
      (来源:大西北网-科技鑫报)

    走在临洮、临夏、民勤等地,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发现,那些不为人注意的山沟中,竟然隐藏着一个个名扬世界的地方。

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李水成水涛  王辉(229)

是什么机遇让一个外国人发现了马家窑?瑞典人安特生本来是个地质学家,1914年,受北洋政府之邀请,担任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协助寻找矿藏。后因时局混乱,在当时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下,改为寻找古生物化石和古文化遗存。1921年,他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进行了我国第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了我国第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

    马家窑、半山、马厂、辛店、沙井等地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安特生在甘肃考古时发现的。可是,人们想不到最先发现马家窑、辛店等遗址的安特生却被人们横加指责,连日的采访给我们揭开了这位启蒙者曾经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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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特生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1906年至1914年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他受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作为农商部(后来名称曾多次发生变动)的矿政顾问来到中国,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煤矿。

内容提要

勾曲圆圈网线纹彩陶盆

    他到中国时,正是军阀混战之时,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找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看到采矿、找矿工作无法按计划进行,安特生只好向当时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提出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计划。当时,双方商定所采化石归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瑞典一些博物馆所收藏。

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探索

安特生当时认为:仰韶文化与中亚地区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有较多相似之处,可能存在自西向东的传播。因此,为了寻觅彩陶文化的源头,他不辞艰辛,在兵荒马乱的1923年,逆黄河而上来到甘青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在这里,他先后发现并发掘了临洮辛店、马家窑、寺洼山,广河齐家坪、半山,民和马厂、民勤沙井等著名古文化遗址,并惊喜地发现,这片黄土地埋藏了大量的彩陶。他在随后发表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中总结说:“甘肃考古,为期二年。足迹所涉,几及甘省大半。所得结果,颇出意料所及”,对所获得的甘肃彩陶赞美有加,称之为“精美绝伦,可为欧亚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

    从1917年开始,安特生在河北、辽宁、北京等地采集了不少的化石,同时也发现了一批石器。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河南仰韶村的一处古遗址,并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后来发表了《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这是目前发现安特生所写文章中最早一篇提到考古学的。以兰州为中心的调查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安特生把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进行了比较。安特生发现两种文化类型的彩陶纹饰非常相近,由此安特生产生了一种想法———这就是“中国文化西来说”。

许永杰

由于上述发现,甘肃成为当时考古学文化发现最多的省区,同时以确凿的事实从考古学上证实了甘肃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指明,彩陶是甘肃史前文化的鲜明特征。马家窑文化和甘肃彩陶自此步入了学术界的论坛,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他当时认为,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可能是西方传播来的。基于这一观点,安特生决定迁往西北的陕、甘地区,寻找那里的史前文化遗址,以此来验证它的观点。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州 510275)

当时虽然发现了马家窑遗址,但安特生囿于资料所限,并没有提出单独命名的问题。他认为马家窑、半山遗存应归入仰韶文化的范畴,据此,安特生将甘肃史前文化分为六期:即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1949年以前,学术界一般将马家窑、半山这类遗存称作甘肃仰韶文化。

    1923年春天,他从西安向兰州进发。从这时候起直到1925年返回瑞典,安特生一直在西北的陕、甘、青三地区进行野外考古调查。他的主要活动在以兰州为中心、半径400公里的范围内。

    距今五千年前后的仰韶时代晚期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表现在社会层面是各考古学文化的文明因素纷纷涌现,表现在文化层面是各考古学文化的大迁徙。本文在全面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发生的各考古学文化的大迁徙现象做了较详尽的论述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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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在西宁十里堡、贵德罗汉堂、西宁朱家寨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朱家寨遗址的发掘成为安特生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意味着他开始脱离地质行业,全力转入到中国的史前考古中来。

本次文化大迁徙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涉及范围广,西起黄河上游,东至大海之滨,北起燕山北麓,南抵南海岸边;二是持续时间长,贯穿了整个仰韶时代的晚期;三是涉及文化种类多,这一时期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全都参与了大迁徙。

神人纹彩陶壶

    在西宁朱家寨遗址,他们共发掘出43具人骨和大量的随葬品,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仰韶村的一次发掘。这次发掘的成功,促使安特生进一步在甘肃境内开展工作。1923年秋,安特生又在距离朱家寨7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卡约文化遗址。然后,他们回到了兰州,准备过冬。

    本次文化大迁徙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连锁式,大汶口文化的先动而引发全动;二是辐射式,如泉护二期等文化向四周迁徙。三是定向式,如马家窑文化等文化向一个方向运动。

1945年4-5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洮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及发掘,在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填土中,发现甘肃仰韶的2片典型彩陶,据此认定:甘肃仰韶应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安特生关于两者之间的错误排序。1949年,夏鼐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认为:“马家窑文化便是安特生所谓‘甘肃仰韶文化’,但是它与河南的仰韶文化颇多不同,所以我以为不若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一名称”,他首次提出,过去所称的“甘肃仰韶文化”,应单独命名为马家窑文化,这一观点,逐渐被考古学界认可并接受。自此,马家窑遗址发现以后,历经二十五年,被认定为马家窑文化的命名地。1961年,我国考古权威部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开始使用“马家窑文化”这一名称,并将半山、马厂类型归入马家窑文化。1988年1月13日,马家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兰州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并没有闲下来,他们利用兰州辐射甘肃的地理位置,收购了一批相当精美的彩陶。后来安特生把这批彩陶基本上都写入了他的考古报告。

    本次文化大迁徙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环境因素,6.0~5kaBP,是一个气候波动剧烈的“躁动期”,在原有生存环境下的人们,突感不适,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二是文化因素,西阴文化的解体,为后起诸考古学文化的迁徙释放了发展空间;三是社会因素,一些弱势族群受到强势族群排挤而被迫外徙。

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分期与源流

    冬天过去了,天气渐渐变暖了,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继续开展考古调查工作。1924年4月23日,他们离开兰州,沿着洮河一路南下,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安特生抵达洮河西岸,再次进行了大量的发掘。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甘肃又恰好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之中,所以这里是探索和解决史前研究一些重大学术课题的关键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甘肃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包括马家窑文化的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在积累了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之上,历经近百年的探索,我们对马家窑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

    在洮河的阶地上他们发现了临洮县的灰嘴遗址和辛店遗址,同行的袁复礼测量了准确的地形图。然后,他们又在洮河西岸的广河县发现了齐家遗址。不久在助手的帮助下他们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遗址。1924年6月26日,他们发掘出了广河的半山文化遗存,随后又发现了寺洼文化遗存。到1924年7月中旬,他们在洮河流域的工作基本结束了。

楚简簿记与楚国量制研究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部地区,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及六盘山,西至河西走廊与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茂县、汶川一带。分布区内主要河流为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等。但马家窑文化的早中晚期分布范围略有不同。早期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河西走廊东部。中期分布范围已逐渐向北部、西部偏移。晚期的分布则更为向西,已达河西走廊的最西端。

    为了寻找仰韶半山文化和辛店等文化的中间缺失环节,他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西部,寻找地域也被扩大了许多,为了赶在冬季之前完工,安特生的助手居某又在西宁河谷的民和县马厂塬发现了马厂文化。

董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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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安特生直接去了河西走廊,不过在河西走廊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在民勤沙井村,他们发掘并发现了沙井文化,一共发掘了四十余个墓葬。至此他们基本上完成了在甘青地区的调查。1924年10月安特生回到了北京,1925年返回瑞典,1927年、1937年又两次到中国进行一些短暂的考察。此时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研究上。引起争论的西来说安特生先后出版和发表了《中国远古之文化》、《中国史前研究》、《甘肃考古记》等多部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考古专著。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起源、分布、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至今他的看法和观点成为中国史前文化的基本框架,有些是依然影响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指导性观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资料图

    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起初,他认为,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有非常相似的内容。由此,他提出中国彩陶文化可能源自于西方,此说提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分期,目前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有人主张划分为四个阶段: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有的则认为应在马家窑与半山之间,增加一个边家林的过渡期。但多数人的看法是早中晚期,分别为马家窑期——半山期——马厂期,亦可称之为“类型”,但其主要文化因素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几年后,安特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至今仍余波未平。许多人并没有详细了解他后来的观点,只是一味地责难这位启蒙者。到了后来,民族主义情绪极端爆发的年代里,他被与其他一些“窃宝者”相提并论。这对他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在近年出土的湖北江陵九店56号墓竹简和河南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中,各有一批涉及楚国量制的簿记文书简。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从整理这两批簿记文书简入手,结合传世及出土的楚国量器,系统讨论了楚国量制的10级进制和量值。研究认为,楚国量制将“赤”这一级单位定义为“1”,其下各级量制都定义为“赤”的分数。这些楚国量制单位,可以形成2进制、3进制、10进制三套组合关系。此外,本文还讨论了九店56号墓竹简计量带穗谷物的几个计量单位。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来源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类认为这是甘肃中部独立起源的本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接受了仰韶文化的影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家窑文化是继承仰韶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就目前来看,前一种观点尚缺乏大量考古材料的支撑,难以自圆其说。从两者的年代分析,仰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年代约为距今7000年—5000年;马家窑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年—4000年,两者年代紧密相连。仰韶彩陶的弧形三角纹、漩涡纹等因素,被马家窑彩陶继承发扬。至少可以说仰韶文化是马家窑文化的源头之一。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齐家文化从东到西逐渐取代了马家窑文化,但这是两个各成系列的文化系统。比较清晰的是,河西走廊的马厂类型文化因素,被后来的四坝文化所继承。在甘肃的整个青铜文化时期,彩陶始终绵延不绝,马家窑文化对后世仍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1923年前,安特生比较了仰韶文化和西方中东等一些地方的彩陶尤其是中东的安诺以后,提出了“中国文化的西来”假说。这只是一个推测,可许多人不明就里。安特生是这样认为的:“仰韶彩陶和安诺等近东和欧洲的彩陶相似,可能同出一源,而巴比伦等地的彩陶年代要早于中国仰韶,因此中国彩陶有可能来自西方。”这些观点就是针对彩陶而言的,与文化、人种等没有关系,而且他声称这仅仅是一种假说。

    文末有两个附录。在附录1中,指出新蔡簿记简所计量的物质是食盐,曾侯乙墓214号简也是关于盐的税收记录。这两种记录盐的竹简在墓葬中出土,其性质很可能是为了送葬死者而作的一种税收。在附录2,对历代量器的形状进行了分类,并指出因为战国时代几何知识的发达,当时应已采取设定尺度的方法来设计和制造量具。

马家窑文化的特征

    随着甘青地区发掘的完成,许多新的想法和观点也在酝酿中,他利用大量的材料,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1924年安特生发表了《甘肃省的考古发现》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在新疆地区生长起来的,并从西方受到影响。这个观点又一次在学术界引起了大争论。一些东西方的学者基本上否定了他的假说。安特生对这些观点再次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利用他们再次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马家窑文化的聚落遗址,一般位于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上,靠近水源,台地宽阔平缓。因资料的限制,聚落的整体布局至今不甚明了。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建筑,也有平地起建的房屋,在东乡林家和永登蒋家坪遗址还发现了分间房屋。平面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和圆形三种,以长方形房屋较为多见。长方形、方形房屋面积一般在10平方米—30平方米之间,屋内中部偏前有圆形火煻,门外常挖一小方形门道。房屋附近有存储粮食的窖穴。圆形房屋多为半地穴浅坑,进门有火煻,复原形状推测立面呈圆锥形。

    1925年他的《甘肃考古记》发表了,在文中对之前的观点再次进行了修正。他否定了前面推测的中国文化源于新疆的假说,肯定了彩陶及一些农业技术是从近东起源的。并沿新疆、甘肃传入河南,河南仰韶是自成体系的文化。随着一次次的研究,到1943年安特生出版了《中国史前史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史前史的结晶。他再次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得出了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的结论,也意味着它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然而人们并不是这样认为,他们把安特生当成一个有种族偏见的帝国主义御用学者而大加批判。所谓的盗挖彩陶人们对于许多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给与批评,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强盗,打着文化研究的幌子,在中国大地上大肆盗挖中国文化珍宝。

2005年陕西扶风美阳河流域考古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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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特生和那些强盗学者们截然不同。他到中国各地进行的一系列田野考古调查活动得到了当时中国北洋政府的批准,尽管当时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对峙,但北洋政府也是代表中国的政府。

周原考古队

旋纹尖底瓶

    安特生和中国北洋政府曾经签订过一个协议,早在1924年12月,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建议中国和瑞典双方,将安特生的收藏平分。

 

马家窑文化的墓地在住地附近,往往位于比遗址更高的山坡上。盛行公共墓地,大多为土坑墓,有长方形、方形和圆形等,以长方形居多。晚期发现有木棺等葬具。葬式因早晚及地区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一般为仰身直肢、侧身屈肢和二次葬等。墓葬内一般都有随葬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以陶器为主,少数随葬粮食和猪、狗、羊等家畜。随葬品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存在着差别,并且越到晚期差别越大,有的随葬品甚至多达100余件,而有的却一无所有。这种贫富差距的增大,深刻表明社会的分化加剧。

    可见,安特生在中国内地的考察是向中国政府进行了申请且被批准的。

    美阳河流域毗邻七星河流域,同为湋河北侧的支流,均属于黄土台塬地貌。继2002年对七星河流域的区域调查之后,2005年,周原考古队对美阳河流域也进行了区域考古调查。此次调查共发现从仰韶文化至东周时期古代遗址26处。比较七星河流域古代遗址密集、大型遗址广泛存在的现象,美阳河流域的遗址普遍规模小,分布稀疏。究其原因,美阳河流域和七星河流域现代地貌虽然非常相似,但通过对古代地貌的考察可知,美阳河流域面积虽大,但广泛分布着沼泽湿地。同时,早期美阳河上游河床不稳定,山洪下泄时可能在大范围内造成破坏。由此导致古人无法在此建立长期的、大型的聚落,即不适合大规模人口聚居,只有少数人在地势较高处建立小型聚落。直至秦汉以后,美阳河河床因不断下切而得以固定,大量人口才开始出现于此。七星河流域与美阳河流域古代聚落遗址分布的差异是研究古代人地关系模式的典型例证。

马家窑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狩猎与采集为辅。1977年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了成捆带秆带穗的碳化稷及大麻籽等,许多遗址出土的大型瓮罐中,储藏有粟。由此看来,粟和稷应为马家窑先民主要的农作物,亦说明中国北方史前文化,粟作农业区包括了黄河上游地区。家养动物有猪、羊、鸡等,补充和扩大了食物来源。

    1924年12月30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提出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

 

马家窑文化尤以发达的彩陶著称于世,在仰韶文化的影响下,甘肃彩陶从马家窑文化开始,进入灿烂辉煌的鼎盛阶段,成就达到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彩陶比例一般占陶器50%以上,有的遗址多达90%,除日常生活使用之外,还大量用作随葬品。器型繁多、陶质坚固、器表光亮,彩绘线条流畅细致、纹饰繁缛精细,风格绚丽而典雅,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上级部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这封公函即代表中国官方对相应协议的批准。”

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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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葡萄京娱乐场:被误解的开路者,裴文中甘肃考古记。    1936年,南京港口,安特生目睹最后一批仰韶文物从瑞典运回到中国,如释重负。作为两国协议的一部分,当时的中国政府同意安特生把在河南发现的仰韶文明时期的陶器运回瑞典整理研究。在研究完成之后,再把其中的一半归还给中国。

李水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波折纹彩陶瓶

    这个协议从1927年开始,到1936年安特生最后一次来中国,进行了9年。“安特生当时在仰韶发掘了大约3万件未经修复的陶片陶器,并运回瑞典,安特生依托这些中国文物,建立了瑞典东方博物馆。目前仍在东方博物馆收藏的仰韶陶器大概有400多件。”

水涛 南京大学历史系

早期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650年。马家窑彩陶多为橙黄陶,浓墨重彩,兼有少量白彩。大面积彩绘、通体彩绘及内壁彩绘较为盛行。纹饰以水波纹、漩涡纹最为多见,亦有网格纹、平行线纹、同心圆纹等,还出现了生动活泼、意趣盎然的蛙纹、蝌蚪纹、舞蹈纹等。以河流百川为描绘的主题,成为这一时期纹饰的突出特点。几乎每一件彩陶上都绘有浪花翻卷的纹饰,蕴含表达了人们对黄河母亲的眷恋与热爱之情,生生不息的黄河为世人瞩目的彩陶,注入了经久不衰、永恒的艺术魅力。

    以此推断,当年安特生归还中国的那一半总数至少也要在400件以上。据东方博物馆的记录,文物退还总共七次,1927年开始有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9月为最后一次。

王辉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期年代约为距今4650年—4350年。半山彩陶胎体轻薄,器型浑圆饱满,图案富丽堂皇。不仅是甘肃彩陶艺术的巅峰之作,而且也代表了中国彩陶的最高水平。红彩与细密锯齿纹的大量使用,是半山彩陶的两大标志,也是将彩陶艺术推至巅峰阶段的重要元素。最为常见并极富特点的母题花纹为黑色锯齿纹带与红色条带相伴相依,勾画出四大漩涡或圆圈纹、葫芦网格纹、多层水波纹等图案,然后在主题图案中再填充辅助图案,形成多层次彩绘的装饰手法。其他纹饰还有菱形纹、网格纹、弧线纹及神人纹等。彩陶造型与图案浑然一体,造型艺术与装饰艺术达到完美结合,无论平视还是俯视,美轮美奂的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新葡萄京娱乐场:被误解的开路者,裴文中甘肃考古记。    1936年安特生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在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新建的博物馆中,看到了他寄还中国的最后一批文物。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局势动荡,这批珍贵的国宝神秘消失,至今下落不明。

    1986年9-12月,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甘肃河西走廊(阿克塞县自治县除外)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史前考古调查,发现古遗址40余处。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也有部分铁器时代、甚至个别晚至汉晋时期的遗址。涉及考古学文化包括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文化、“过渡类型”遗存、董家台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骟马文化、沙井文化和辛店文化。

晚期年代约为距今4350年—4000年。马厂彩陶又逐渐回归于单色黑彩,但却流行红色陶衣。器类较前复杂多样,纹饰图案多有创新。代表性纹饰有四大圆圈纹、神人纹、回形纹、折带纹、“卐”字形纹以及网格纹等。

新葡萄京娱乐场,    此次调查和初步研究证实,河西东部和西部的史前文化存在一定差异。走廊东段的文化发展序列为: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董家台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走廊西段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为: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过渡类型”遗存-四坝文化-骟马文化。上述古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一定的交错或并行。

马家窑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河西走廊的史前文化的源头来自河湟地区,是马家窑文化族群不断向西迁移发展演变的结果,并最终前夕进入新疆东部的哈蜜盆地。

2018年10月16日,以“马家窑文化——彩陶艺术的巅峰”为主题的第二届马家窑文化国际论坛在临洮隆重举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四川、河南、甘肃的专家学者围绕“马家窑文化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位置、马家窑文化的特色研究、马家窑文化与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洮河流域史前文化研究的国际合作”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深层次、宽视角的交流研讨和解读分析,为马家窑文化的研究开拓了新局面。

    青铜时代晚期,河西的史前文化分化为几支地域性文化,如河西东端天祝附近的辛店文化;民勤至永昌盆地的沙井文化;张掖至敦煌一带的骟马文化等。以上的分化格局直至汉武帝击败匈奴,建立河西四郡,方归于一统。

2014年—2018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马家窑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发现马家窑、齐家文化房址、灰坑、大灰沟等遗迹,出土陶、石、骨、玉上千件文物,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为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此报告择要介绍了此次调查以及日后补充复查部分遗址的重要收获及初步研究的一些认识。

金属冶炼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性因素之一。早在1977年,东乡林家遗址发现了我国时代最早的一把青铜刀,属于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早期。1974年—1975年,在永登蒋家坪遗址发掘中,不仅发现了马厂类型的陶窑及分间房址,而且也发现了一件青铜刀。2010年—2017年,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了铜器、炉渣、矿石、炉壁、鼓风管等与冶炼相关的遗物。上述发现表明,约在4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晚期,马厂先民就已与西方发生了频繁接触,率先从中亚引进了冶铜技术,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有些学者将马家窑彩陶与中亚彩陶作对比研究,发现有些纹饰图案非常相似,据此提出“彩陶之路”的说法,即在“丝绸之路”开通前,彩陶文化带来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2014年以来,外国学者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洮河两岸。这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人类学学者,对包括马家窑、齐家文化在内的洮河流域史前文化,利用新技术、新方法,重新进行区域调查和考古发掘。2018年6月15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傅罗文,在北京的讲座上介绍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技术”而展开对制陶、制玉、农业、畜牧业的研究,指出东西方的技术交流,在距今4000年前后就已产生。

 

自1924年马家窑遗址被发现,至今已度过漫长的94载,我们探索古代人类历史的步伐从未停止。在中外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相信,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责任编辑:孙丹)

(图文转自:《甘肃日报》2018年12月6日第09版)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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