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读史,锦州历史上的铸钱业

2019-07-21 12:07 来源:未知

原标题:宣城铸钱史略考

郑兴华

原标题:宣城历史上的铸钱业

编者按

宣城铸钱史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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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历史上的铸钱业

郑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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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41期

宣城,建城已有2300多年历史,历史上的疆域并非局限于今天宣城市辖境,更非今天的宣州区地境,随着朝代更替,变化极大,但均地处长江中下游皖南铜、铁、硫、金等多金属成矿带。考古发现,该地带春秋战国至汉唐时期采矿、炼铜遗址40余处。文献记载及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佐证,商周时期,古宣城一带即为我国著名的产铜地。《周礼•考工记》之:“吴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境内既有可供贸易的商品资源,又有铸造铜币的矿产、冶炼金属森林和煤炭,以及在此基础上兴起的铸钱业和铜镜制造业,构成了远古时期开发的全部内容。今宣城市境内的宣州区、泾县境内的铜矿,多属鸡窝型富矿,埋藏浅、易开采,采冶历史直至唐宋,因资源枯竭而废弃。闻名遐迩的南陵大工山古铜矿遗址,从洪荒至民国元年(1912),始终隶属宣城地境。闻名全国的铜都——铜陵,唐末时,为宣州义安县。南唐保大九年(951),元宗李璟更名宣州铜陵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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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有文字记载的政区地名,为战国时期楚国的爰陵邑。“爰”者,换也,即交换的货币,为楚国货币重量单位;“陵”为宣城境内地形地貌。爰陵是楚国在今皖南唯一的经济、商业和水运中心,城中设有水关,驻有税官。封地在鄂(今湖北鄂城,一说西鄂)的大贵族兼大商人鄂君启的商业运输船队,每年从郢城沿江顺流而下,经彭泽湖(今江西九江北、望江一带)到松(枞)阳,然后沿长江再到泸江即今青弋江,经青弋江转道今水阳江到爰陵(注:今市区城关)进行商贸活动。楚国货币有黄金货币、白银货币和青铜货币三种。金币中的“郢爰”,为楚国全国性货币,呈龟壳状,楚国国都郢(今寿县县城)铸造,“郢”为楚都城名,“爰”为当时的宣城政区名。宣城地境出土的楚金币,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永和元年(345)宣城郡春谷县(今繁昌县境)。铜币,是楚国常用货币,形状仿天然贝(海贝壳),俗称“蚁鼻钱”、“鬼脸钱”。铜币的铸造,文献无考。楚国的铜矿资源主要有三处,一处位于湖北大冶,一处湖南麻阳,另一处位于皖南。1982年,在广德誓节出土一坛楚国铜质货币“蚁鼻钱”,重3.15公斤,1159枚,是境内发现最古老的铜币。唐末从宣城分离出去的繁昌县,1982年在该县横山出土的2件制造铜贝的钱范,1号范长28厘米、宽12厘米;2号范长23厘米、宽10. 8厘米,是国内已发现的5件同类铜范母中最完整的2件。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古宣城境内发现多处古铜矿遗址。据此,古代宣地境内的铸钱史可追溯至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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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但当时秦帝国版图内六国遗留且仍在流通的货币,使始皇帝深感即使政治已统一,但仍不能掌控经济上的统一。遂于公元前210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 货币的铸造和发行由国家垄断,禁止民间开矿铸币。随着秦帝国的灭亡,由国家控制的货币的铸造和发行处于真空状态,部分工商业主及六国贵族,趁机铸钱牟利。汉王五年(前205),刘邦建立汉王朝。如果继续施行秦王朝的货币制度,垄断铸币、严惩盗铸,既不利于新生政权的稳定,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铸造和发行货币以满足恢复经济的迫切需求,同时也会招致豪强宗室的反对,因此,不得不下诏“令民铸钱”,即允许民间铸钱,私人铸钱合法化,为封国内铜资源丰富的诸侯国打开了私铸钱币之门。汉文帝时更是废“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于是全国“盗铸如云而起”。汉文帝前五年(前175),赐邓通蜀郡严道铜山铸钱,吴王刘濞开鄣郡铜山铸钱。吴、邓钱布于天下。当时铸钱最多是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的吴王刘濞。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开鄣郡铜山“即山铸钱”。铜山,《元和郡县图志》载:“宛陵县(注:今宣城市宣州区)铜山者,汉采铜所理也。”《括地志》载:铜山,今宣州及润州句容县有,并属章也。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据载吴国因铸钱技术高,铜质上乘,铸造的钱币当时全国通用,成为汉初铸造货币较多的王国。《史记•吴王濞传》载,刘濞曾自夸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可见吴国当时采铜铸钱规模。刘濞据此发动“七国之乱”,召至亡国之灾。

元狩元年(前121),汉武帝创铸“元狩五铢”,始奠定了汉代钱币的新体制。五铢钱轻重、大小适宜,民多乐用,历代相承,一直沿用到唐武德四年(621),通行739年,成为中国货币史上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刘彻下令不准郡国铸钱,专由上林三官(注:水衡都尉掌上林,其下属有均输、钟官、办铜三令丞承办铸钱)铸造标准五铢钱,废止其它旧钱,铸币权集中于中央。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改鄣郡为丹阳郡,郡治由浙江安吉迁至今市政府所在地。同时,在宣城设置了全国唯一的“铜官”,主持采铜铸币,专门负责丹阳郡境内铜矿资源的开采和治炼。《汉书•地理志》载:“丹阳郡有铜官”。丹阳郡出产的大量优质铜材,被誉为“嘉铜”、“善铜”,源源不断被运往汉中央政府。

三国东吴时期,是“丹阳铜”开采、冶炼、铸造继续发展的重要时期。周瑜曾以江东有“铸山为铜,煮海为盐”等资源优势,劝说孙权与曹操抗衡(《三国志》卷五十四《吴收•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为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吴国丹阳郡(郡治宣城)在春谷县境内梅根冶大量铸钱。嘉禾五年(236),“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畀铜直。设盗铸之科”(《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赤乌元年(238)春,又“铸当千大钱”(《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因虚值太大,百姓反对,而于赤乌九年(246)收回。东晋时,宣城郡梅根冶为全国最大的两大冶铸中心之一,主要铸造铜钱,时人称其为“钱溪”。《太平寰宇记》载:“六朝时置梅根冶于铜官”。晋安帝元兴三年(404)三月,陶渊明奉命出使京都,途经钱溪,曾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诗。

隋统一全国后,为改革币制,更铸新钱,曾在鄂、扬、并、益四州设铸钱炉25座;另有贵族、官吏经营的坑冶。在南朝齐、梁宣城郡“梅根冶”的基础上,建立了冶监机构,并纳入国家的职官制度。唐承隋制,太宗贞观年间在宣州建置“铜官冶”,负责开采铜铁矿,冶铸铜材料,加工铸造铜器。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初全国“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处,主要分布于陕(含河南陕县)、宣(今宣城)、润(今江苏镇江)、饶(今江西波阳)、衢(今浙江衢县)、信(今江西上饶)6州。宣州名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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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铸钱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实行“开元通宝”,废止五铢钱制,结束了汉代以来重量作货币计量单位的历史,从此,进入通宝钱体制时期,历时1300余年。《文献通考》卷8钱币一:“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得轻重大之中”。宣州铜矿为国家铸钱基地,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此前,据《唐六典》卷二二《少府军器监》载:“凡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若白镴,则官为市之。”即官府只对私采铜矿征收实物税,对税后铜并不要求必须卖给官府,而是允许自由买卖。每年开采的铜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由此导致唐前期铸钱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私铸猖獗,恶钱泛滥。《新唐书•食货志》载,“武后时,盗铸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湖为铸,吏莫能捕”,“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杨、宣城尤甚。”为解决货币流通中虚钱产生大钱、恶钱的问题,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宣州建置钱监,职能是管理铸造钱币,为国家铸造钱币,归属唐王朝的“少府监”管辖。《新唐书•百官志》载,少府总管“五署”“三监”八个部门,宣州钱监归属“三监”中“铸钱监”管辖。《新唐书•食货志》载,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宣、润(今江苏镇江)等州初置钱监,两京(指:长安、洛阳)用钱稍善。”说明宣州钱币质量优良,投放两京,改善了长安、洛阳两钱币的流通状况。天宝年间(742—756),全国有铸钱炉“九十九”座,宣州有十座。“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缗,一千钱,即一贯钱),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当时,“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即32.7万贯),宣州钱监每年铸钱3.3万缗(即3.3万贯),相当全国每年铸钱总数的十分之一多。宣州钱监因为具有勘察、开采、冶铸、制造、运输各个环节的优越条件,形成了良好的的钱币制造基地,备受朝廷重视,因此不断发展,相继建置了“梅根监”和“宛陵监”。诗人孟浩然(680—740)曾描写过梅根监铸钱的熊熊炉火、火光冲光的景像。“山泊敬亭幽。火炽梅根冶”(孟浩然《夜泊宣城界》)。《元和郡县志》卷二八《江南道四•宣州》载,元和年间(806—821),“(宣州)梅根监并宛陵监,每岁共铸钱五万贯”。宣州钱监元和年间铸钱量比天宝年间涨幅达到51%,充分说明了宣州钱监在唐王朝金融铸造方面的地位。

宣州不仅铸造用于流通的铜币,而且还铸造用于进奉、上贡及赋税等方面的银饼条和银钱。唐代银货币以银铤为主要形制,扁长、束腰、一般重50两,有一定规格、型体,可计数使用。《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贵池、青阳、宁国、铜陵、绩溪有银开采,宣州曾置银冶。《新唐书•权万纪传》载:“宣、饶部可凿山冶银,岁取数百万。”宣州的银矿可以就地冶炼。1956年12月,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出土4枚银铤,3枚的铭文中出现了“铤”的字样,其中二号铤为宣城郡所铸,系杨国忠用以进奉之银铤,呈条块状,唐制伍伍拾两,实测重2100克。正面一行:“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待郎兼御史中丞支事臣杨国忠进”;背面三行:“宣城郡和市银壹铤伍拾两,专知官大中大夫使持节宣城郡”;“诣军事守宣城郡太守上柱国臣苗奉倩”;“天宝十载四月二十九日”。此枚银铤的发现表明宣城在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已铸造解铤。杨国忠进贡的宣城郡和市银尺寸(毫米)300×80×5,铤注重量伍拾两,实测重量2112克,每两折重42.24克,制作特点“中厚边薄”。进贡的另一块宣城郡采丁课银,1963年陕西长安县丰曲镇出土,铭文时间天宝十三年(754),正面文字“天宝十三载采丁课壹铤伍拾两”,背面文字“朝义大夫使节宣城郡诸军事守宣城郡太守副使上干事都尉清水县开国男赵悦朝议郎官守司马朝议郎行录事参军朝议郎行司士参军李口部送纲将仕郎守宣城郡县尉员外置同正员刘鉥”。该采丁课银尺寸(毫米)366×75(“厚度约一分许),铤注重量伍拾两,实测重量2100克,每两折重42克”。这两块银币均是由宣城郡矿冶工人手工生产的,后由当地地方官送交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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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宣州及唐代宗永泰二年(766)析分宣州秋浦、青阳和饶州至德三县建置的池州,一直是铜质钱币的铸造基地。至道二年(969),宋王朝在境设永丰监铸铜钱。《宋史•食贷志》记载:天禧三年(1019),全国“铜钱有四监:饶州曰丰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庆历元年(1041),西北用兵,铜钱不敷用,增铸铁钱。元符二年(1099)后,铁钱渐多,铜钱渐少。因为钱少,盗铸屡禁不止,大观四年(1110),全国以私铸(钱)得罪者高达11万人,皖南的池州、宣州、太平州等格外猖獗。《夷坚志•甲志》卷九载:“黄池镇隶太平州,其东即为宣城县境。十里间有聚落,皆亡赖恶子及不逞宗室啸聚,日屠牛杀狗、酿私酒、铸私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甚至还把船开至江心,夜间在船上铸钱。南宋宣州南陵工山,自宋孝宗隆兴(1163-1164)、淳熙(1174—1189)年间,‘私铸钱遍境内,市井交易、官务酒税、细民输税,皆铁钱矣。南陵知县郭峣在上报朝廷的《申免工山坑冶札子》中,以“作炉者据深山穷谷易聚亡命”拢乱社会治安和矿冶“伐两山之木,以供薪炭,作坏风水,惊触神灵,犯冒时禁”为由力主“即行罢免”,被朝廷采纳,铜矿彻底关停。宣城境内也因旧矿枯竭,新矿苗尚未发现,铸钱业终结。

宋代,我国商品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不再是为少数富人服务,而变成供应广大人民的大规模商业”。为适应商业贸易的发展,纸币开始出现并逐步代替铜钱,成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永乐大典》载:南宋嘉熙三年(1239),朝廷在宁国府(乾道二年,宣州更名宁国府)设造会子局,印刷纸钞,规定日造3万片。会子局设在99年前(注:绍兴十三年、公元1140)宋宰相秦桧哥哥秦梓任宣州知府时在城北建造的澄江亭旧址及附近的民居内。宁国府会子局终止年代不详。

20世纪六十年至八十年代,江苏省建在广德县柏垫镇前程村的“小三线”工厂——江苏利民机械厂,为南京造币有限公司前身940厂。南京造币有限公司将940厂的锻造工房改建为南京造币有限公司艰苦奋斗传统教育基地,2012年6月16日正式挂牌,近100人参加了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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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宣城百姓广告公司职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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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由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协会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秘书长王永生撰写的《三千年来谁铸币:50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由8个章节、50个专题组成,从最早的贝币开始,最后以人民币结尾,跨越三千多年。以中央政府铸造的钱币为主,另外也挑选了地方政府、农民起义军甚至是反叛者铸造的钱币,地域上兼顾到了新疆、西藏以及台湾等边疆地区。除了行用钱之外,也收入了反映民俗文化的供养钱和“花钱”。每枚钱币独立为一个专题,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将五十个专题归属为八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一个主题。每个专题六千字左右,随文配有拓图,另外有16页精美的彩图。这是作者在完成《中国货币史话》四本系列作品之后,又撰写的一部钱币学专著。

上官纯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41期

本文为系列第六期,对应原书第二章第四节内容,讲述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五铢钱。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42期

宣城,建城已有2300多年历史,历史上的疆域并非局限于今天宣城市辖境,更非今天的宣州区地境,随着朝代更替,变化极大,但均地处长江中下游皖南铜、铁、硫、金等多金属成矿带。考古发现,该地带春秋战国至汉唐时期采矿、炼铜遗址40余处。文献记载及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佐证,商周时期,古宣城一带即为我国著名的产铜地。《周礼•考工记》之:“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境内既有可供贸易的商品资源,又有铸造铜币的矿产、冶炼金属森林和煤炭,以及在此基础上兴起的铸钱业和铜镜制造业,构成了远古时期开发的全部内容。今宣城市境内的宣州区、泾县境内的铜矿,多属鸡窝型富矿,埋藏浅、易开采,采冶历史直至唐宋,因资源枯竭而废弃。闻名遐迩的南陵大工山古铜矿遗址,从洪荒至民国元年,始终隶属宣城地境。闻名全国的铜都——铜陵,唐末时,为宣州义安县。南唐保大九年,元宗李璟更名宣州铜陵县。

以下为本期连载的内容

宣城历史悠久。公元前223年,秦始皇派兵灭亡楚国,在江左设置了会稽郡,秦末又分会稽郡西部置鄣郡(郡治在今浙江安吉县西北故鄣遗址)。汉高祖统一天下后,将江左一带封给同宗荆王刘贾。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又把偏处天目山一隅的鄣郡迁治于宛陵(今安徽宣城),改鄣郡为丹阳郡,开启了两汉丹阳郡330年的历史。丹阳郡下辖17个县,包括今皖南、苏南西部、浙西和赣东北的广大地区,从此以后宣城一直为郡、州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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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铢”钱的标准、工艺及影响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宣城一带在历史上是重要的铜矿产地和冶铜基地,冶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汉代丹阳铜甲天下,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全国唯一的铜官,监管冶铜业。到了唐宋时期,宣州更是以梅根监、宛陵监而闻名天下。又《地理志》载:“宣州南陵,利国山有铜......有梅根、宛陵二监钱官。”当年李白在这一带生活时,曾作《秋浦歌》十七首,其中第十四首云:“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生动描绘了这一带的冶铸业。可见,唐代,皖南一带为主要炼铜铸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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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三官五铢重约3.5-4克,基本上都是用铜范或制作非常精致的泥范所铸。它工艺先进,铸工精细,钱型整齐,标准统一,奠定了五铢钱的铸造标准。因此,五铢钱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货币继半两钱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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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有文字记载的政区地名,为战国时期楚国的爰陵邑。“爰”者,换也,即交换的货币,为楚国货币重量单位;“陵”为宣城境内地形地貌。爰陵是楚国在今皖南唯一的经济、商业和水运中心,城中设有水关,驻有税官。封地在鄂(今湖北鄂城,一说西鄂)的大贵族兼大商人鄂君启的商业运输船队,每年从郢城沿江顺流而下,经彭泽湖(今江西九江北、望江一带)到松阳,然后沿长江再到泸江即今青弋江,经青弋江转道今水阳江到爰陵进行商贸活动。楚国货币有黄金货币、白银货币和青铜货币三种。金币中的“郢爰”,为楚国全国性货币,呈龟壳状,楚国国都郢铸造,“郢”为楚都城名,“爰”为当时的宣城政区名。宣城地境出土的楚金币,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永和元年宣城郡春谷县。铜币,是楚国常用货币,形状仿天然贝,俗称“蚁鼻钱”、“鬼脸钱”。铜币的铸造,文献无考。楚国的铜矿资源主要有三处,一处位于湖北大冶,一处湖南麻阳,另一处位于皖南。1982年,在广德誓节出土一坛楚国铜质货币“蚁鼻钱”,重3.15公斤,1159枚,是境内发现最古老的铜币。唐末从宣城分离出去的繁昌县,1982年在该县横山出土的2件制造铜贝的钱范,1号范长28厘米、宽12厘米;2号范长23厘米、宽10. 8厘米,是国内已发现的5件同类铜范母中最完整的2件。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古宣城境内发现多处古铜矿遗址。据此,古代宣地境内的铸钱史可追溯至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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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的铸钱历史,应是非常悠久的。据《史记•平准书》有关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从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孝武帝元狩五年(前118)“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此处所言‘三铢钱’误,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故改币以约之。”李奇注曰:“更去半两钱,行五铢钱、皮币,以检约奸邪。”可见,元狩五年是废除四铢半两而改行郡国五铢钱。郡国初铸的五铢钱,还多多少少地保留着一些半两钱的铸造结构特征,如毛边、光背、毛刺等。2011年5月宣城市区梅溪公园附近工地出土一罐窖藏五铢钱,约10余斤,验证了具有毛边、光背、毛刺等铸造结构特征,通过上述史料的记载和出土的文物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当时即以“善铜出丹阳”而名动天下的宣城,自秦汉起历代官、私所铸行的钱币,一定是蔚为状观的。宣城历年来所出土之郡国五铢和隋五铢等秦汉钱中当有不少即为宣城当地所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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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礼•考工记》载:“吴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汉书•货食志》云:“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古称银为白金),赤金为下。”赤金,即丹阳铜。《战国策》赞之:“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每岁铸钱年输数万贯。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但当时秦帝国版图内六国遗留且仍在流通的货币,使始皇帝深感即使政治已统一,但仍不能掌控经济上的统一。遂于公元前210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 货币的铸造和发行由国家垄断,禁止民间开矿铸币。随着秦帝国的灭亡,由国家控制的货币的铸造和发行处于真空状态,部分工商业主及六国贵族,趁机铸钱牟利。汉王五年,刘邦建立汉王朝。如果继续施行秦王朝的货币制度,垄断铸币、严惩盗铸,既不利于新生政权的稳定,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铸造和发行货币以满足恢复经济的迫切需求,同时也会招致豪强宗室的反对,因此,不得不下诏“令民铸钱”,即允许民间铸钱,私人铸钱合法化,为封国内铜资源丰富的诸侯国打开了私铸钱币之门。汉文帝时更是废“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于是全国“盗铸如云而起”。汉文帝前五年,赐邓通蜀郡严道铜山铸钱,吴王刘濞开鄣郡铜山铸钱。吴、邓钱布于天下。当时铸钱最多是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的吴王刘濞。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开鄣郡铜山“即山铸钱”。铜山,《元和郡县图志》载:“宛陵县(注:今宣城市宣州区)铜山者,汉采铜所理也。”《括地志》载:铜山,今宣州及润州句容县有,并属章也。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据载吴国因铸钱技术高,铜质上乘,铸造的钱币当时全国通用,成为汉初铸造货币较多的王国。《史记•吴王濞传》载,刘濞曾自夸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可见吴国当时采铜铸钱规模。刘濞据此发动“七国之乱”,召至亡国之灾。

上林三官五铢

据《史记•吴王濞传》记载。 当时丹阳之地,不论产铜和冶炼都是相当发达的。铜是铸钱的原料,有铜就有钱。因此刘濞自诩道:“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之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 刘濞因占天下金钱财富最多,所以他能大量招纳各地逃亡人士与“任侠奸人”,铸造大量的金钱,与朝廷分庭抗礼,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后来矛盾越来越突出,汉武帝便采纳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削夺王国封地,实行盐铁、铸钱专利专卖,并公布以白金五铢钱为通用钱币。刘濞见势不妙,就铤而走险,带领楚、赵等七国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武装叛乱,中途被周亚夫所击败。这样,除刘濞等死罪难免外,封地内百姓也遭株连。《汉书•汲黯传》说:“铸钱之事,以楚地最甚。”汉武帝一度曾施行“盗铸金钱赦令”,因赦免者只是少数,没有获免者却为大半,死者数十万人(《汉书•食货志》)。真所谓“金钱富,天下祸”。仅宣城市区狸桥镇金云村狮子山铜矿,伴生金、银等矿藏比重较高,在古代那里水路、陆路交通十分便利,与南京交界,1978年8月我参加抗旱工作队来过此地,发现有过开采、冶炼的历史遗迹,不知什么时间中断。近年来地方政府重视发展经济,狮子山铜矿进行了重新设计建设,遗址遭到彻底破坏。

元狩元年,汉武帝创铸“元狩五铢”,始奠定了汉代钱币的新体制。五铢钱轻重、大小适宜,民多乐用,历代相承,一直沿用到唐武德四年,通行739年,成为中国货币史上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元鼎四年,汉武帝刘彻下令不准郡国铸钱,专由上林三官(注:水衡都尉掌上林,其下属有均输、钟官、办铜三令丞承办铸钱)铸造标准五铢钱,废止其它旧钱,铸币权集中于中央。元封二年,汉武帝改鄣郡为丹阳郡,郡治由浙江安吉迁至今市政府所在地。同时,在宣城设置了全国唯一的“铜官”,主持采铜铸币,专门负责丹阳郡境内铜矿资源的开采和治炼。《汉书•地理志》载:“丹阳郡有铜官”。丹阳郡出产的大量优质铜材,被誉为“嘉铜”、“善铜”,源源不断被运往汉中央政府。

首先是实现了货币铸造权的统一,为政治上大一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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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东吴时期,是“丹阳铜”开采、冶炼、铸造继续发展的重要时期。周瑜曾以江东有“铸山为铜,煮海为盐”等资源优势,劝说孙权与曹操抗衡(《三国志》卷五十四《吴收•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为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吴国丹阳郡在春谷县境内梅根冶大量铸钱。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畀铜直。设盗铸之科”(《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赤乌元年春,又“铸当千大钱”(《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因虚值太大,百姓反对,而于赤乌九年收回。东晋时,宣城郡梅根冶为全国最大的两大冶铸中心之一,主要铸造铜钱,时人称其为“钱溪”。《太平寰宇记》载:“六朝时置梅根冶于铜官”。晋安帝元兴三年三月,陶渊明奉命出使京都,途经钱溪,曾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诗。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自行铸造货币。因此,货币的形制、尺寸、重量各不相同。秦始皇虽然短暂地统一了货币的形制、单位及名称,并从制度上禁止了民间私铸,但是仍有地方铸币。汉初因为秦钱太重,又允许民间私铸,邓通就是因为铸钱而富可敌国,吴王刘濞之所以能够发动“七国之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可以铸钱,因此聚敛了大量钱财,可以招兵买马,与中央抗衡。直到汉武帝收回郡国铸币权,推行五铢钱以后,才最终实现了货币铸造权真正的统一,这样才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集权。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是从秦到汉逐渐完成的。秦朝消灭六国仅仅是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术”实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汉初以来经过近90年的探索和实践,最终在武帝元鼎四年确立了以五铢为货币的标准重量,并将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收归中央,实现了货币的统一。以此为标志才最终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西汉历史进入了鼎盛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五铢钱的确立以及铸币权的统一,奠定了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的基础,同时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货币的新纪元即“五铢”钱时代。

根据《满城汉墓出土五铢钱的成分检测及有关问题的思索》研究报告来看,满城一号汉墓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出土的五铢钱,是探索郡国五铢、赤仄五铢和三官五铢的重要实物资料,在河北省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检选其中10枚五铢钱(包括一号墓后室5枚、中室2枚,二号墓3枚)进行了物理、化学分析,其结果含铜量较高,都在70%以上,最高者达88%,这与考古所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可见,武帝时期的铸币,不仅铸工精良,为前代所不及,其铜值之高,在历代铸币中也属上乘。这不仅反映了武帝时期汉代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反映了汉代铜料的殷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现在的山西运城、安徽宣城、浙江安吉,以及四川、云南、新疆等地,当时都富产铜,所谓“汉有善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明”,便是生动的写照。

隋统一全国后,为改革币制,更铸新钱,曾在鄂、扬、并、益四州设铸钱炉25座;另有贵族、官吏经营的坑冶。在南朝齐、梁宣城郡“梅根冶”的基础上,建立了冶监机构,并纳入国家的职官制度。唐承隋制,太宗贞观年间在宣州建置“铜官冶”,负责开采铜铁矿,冶铸铜材料,加工铸造铜器。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初全国“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处,主要分布于陕、宣、润、饶、衢、信6州。宣州名列第二。

其次是大小适中,轻重适宜。

孝元帝太兴年间,沈充任宣城内史,纵民铸钱,也是我国铸钱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私铸钱之一,沈郎青钱是两晋时期唯一的铸钱,品质优良,唐朝诗人李贺和李商隐在诗中都对沈郎青钱有着浪漫悲壮的记述。 “花台欲幕春辞去,落花起作回风舞,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 “惊鱼拨剌燕翩翾,独自江东上钓船。 今日春光太漂荡,谢家轻絮沈郎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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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期的货币大小、轻重都悬殊巨大,如齐刀重达40克以上,而汉初荚钱还不到1克。“五铢”钱出现之前是一个反复摸索、探索的阶段,自元狩五年汉武帝确定“五铢”钱的重量标准以后,七百多年间基本没有变化,始终都是每次铸钱的标准重量。即使唐高祖武德四年废止“五铢”钱以后,新铸造的“开元通宝”钱也是以“五铢”钱为标准,重4克左右。因此,五铢钱成为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最久,也是最成功的货币。

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武德四年(621),废隋朝五钱,以官铸“开元通宝”钱通行天下,严禁私铸,违者论死。江、淮为重要铸钱区,设有官炉铸钱。由于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红铜加锡熔点低,硬度高,便于制造,当地百姓偷铸不休。高宗显庆五年(660),因为恶钱多,政府出钱买,用一个善钱买五个恶钱。但是,很多人不卖,藏着恶钱等待开禁,偷铸恶钱越来越多,甚至用船在江里进行私铸,有的已成为私铸恶钱的专业户。于是,在仪凤年间(676—679),高宗乃诏巡江官吏督捕,查抄铸钱原料铜、锡,凡超五百斤,皆没收人官。但虽禁不绝。

唐代,铸钱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实行“开元通宝”,废止五铢钱制,结束了汉代以来重量作货币计量单位的历史,从此,进入通宝钱体制时期,历时1300余年。《文献通考》卷8钱币一:“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得轻重大之中”。宣州铜矿为国家铸钱基地,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此前,据《唐六典》卷二二《少府军器监》载:“凡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若白镴,则官为市之。”即官府只对私采铜矿征收实物税,对税后铜并不要求必须卖给官府,而是允许自由买卖。每年开采的铜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由此导致唐前期铸钱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私铸猖獗,恶钱泛滥。《新唐书•食货志》载,“武后时,盗铸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湖为铸,吏莫能捕”,“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杨、宣城尤甚。”为解决货币流通中虚钱产生大钱、恶钱的问题,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宣州建置钱监,职能是管理铸造钱币,为国家铸造钱币,归属唐王朝的“少府监”管辖。《新唐书•百官志》载,少府总管“五署”“三监”八个部门,宣州钱监归属“三监”中“铸钱监”管辖。《新唐书•食货志》载,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说明宣州钱币质量优良,投放两京,改善了长安、洛阳两钱币的流通状况。天宝年间,全国有铸钱炉“九十九”座,宣州有十座。“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缗,一千钱,即一贯钱),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当时,“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宣州钱监每年铸钱3.3万缗,相当全国每年铸钱总数的十分之一多。宣州钱监因为具有勘察、开采、冶铸、制造、运输各个环节的优越条件,形成了良好的的钱币制造基地,备受朝廷重视,因此不断发展,相继建置了“梅根监”和“宛陵监”。诗人孟浩然曾描写过梅根监铸钱的熊熊炉火、火光冲光的景像。“山泊敬亭幽。火炽梅根冶”(孟浩然《夜泊宣城界》)。《元和郡县志》卷二八《江南道四•宣州》载,元和年间,“梅根监并宛陵监,每岁共铸钱五万贯”。宣州钱监元和年间铸钱量比天宝年间涨幅达到51%,充分说明了宣州钱监在唐王朝金融铸造方面的地位。

再次是奠定了“小平钱”的重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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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不仅铸造用于流通的铜币,而且还铸造用于进奉、上贡及赋税等方面的银饼条和银钱。唐代银货币以银铤为主要形制,扁长、束腰、一般重50两,有一定规格、型体,可计数使用。《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贵池、青阳、宁国、铜陵、绩溪有银开采,宣州曾置银冶。《新唐书•权万纪传》载:“宣、饶部可凿山冶银,岁取数百万。”宣州的银矿可以就地冶炼。1956年12月,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出土4枚银铤,3枚的铭文中出现了“铤”的字样,其中二号铤为宣城郡所铸,系杨国忠用以进奉之银铤,呈条块状,唐制伍伍拾两,实测重2100克。正面一行:“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待郎兼御史中丞支事臣杨国忠进”;背面三行:“宣城郡和市银壹铤伍拾两,专知官大中大夫使持节宣城郡”;“诣军事守宣城郡太守上柱国臣苗奉倩”;“天宝十载四月二十九日”。此枚银铤的发现表明宣城在唐玄宗天宝十载已铸造解铤。杨国忠进贡的宣城郡和市银尺寸300×80×5,铤注重量伍拾两,实测重量2112克,每两折重42.24克,制作特点“中厚边薄”。进贡的另一块宣城郡采丁课银,1963年陕西长安县丰曲镇出土,铭文时间天宝十三年,正面文字“天宝十三载采丁课壹铤伍拾两”,背面文字“朝义大夫使节宣城郡诸军事守宣城郡太守副使上干事都尉清水县开国男赵悦朝议郎官守司马朝议郎行录事参军朝议郎行司士参军李口部送纲将仕郎守宣城郡县尉员外置同正员刘鉥”。该采丁课银尺寸366×75,铤注重量伍拾两,实测重量2100克,每两折重42克”。这两块银币均是由宣城郡矿冶工人手工生产的,后由当地地方官送交中央。

“小平钱”这一重量标准,作为我国古代最基础的货币重量标准,一直延续使用到清末,并成为整个东方货币体系的基础货币重量,影响深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五铢钱”为重量标准的“小平钱”不仅影响了东亚诸国,确定了东方基础货币的重量标准,甚至与西方罗马的基础货币重量也是惊人地一致。

常平五铢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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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技术上有重大突破。

模武则天时,私铸蜂起,“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肢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见《旧唐书》卷54《食货志》) 开元初,江、淮除官炉造钱外,所谓“偏炉钱”、棱钱皆为私钱,极为滥恶,有的甚至用锡液偷铸,一会儿就能铸出一百来个钱。开元七年(719),玄宗下令从国库和各州县拿出十万石粮谷卖悼,以收民间恶钱,并把收到的恶钱由政府销毁。但私铸不止,恶钱难禁。

唐五代,宣州及唐代宗永泰二年析分宣州秋浦、青阳和饶州至德三县建置的池州,一直是铜质钱币的铸造基地。至道二年,宋王朝在境设永丰监铸铜钱。《宋史•食贷志》记载:天禧三年,全国“铜钱有四监:饶州曰丰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庆历元年,西北用兵,铜钱不敷用,增铸铁钱。元符二年后,铁钱渐多,铜钱渐少。因为钱少,盗铸屡禁不止,大观四年,全国以私铸得罪者高达11万人,皖南的池州、宣州、太平州等格外猖獗。《夷坚志•甲志》卷九载:“黄池镇隶太平州,其东即为宣城县境。十里间有聚落,皆亡赖恶子及不逞宗室啸聚,日屠牛杀狗、酿私酒、铸私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甚至还把船开至江心,夜间在船上铸钱。南宋宣州南陵工山,自宋孝宗隆兴(1163-1164)、淳熙(1174—1189)年间,‘私铸钱遍境内,市井交易、官务酒税、细民输税,皆铁钱矣。南陵知县郭峣在上报朝廷的《申免工山坑冶札子》中,以“作炉者据深山穷谷易聚亡命”拢乱社会治安和矿冶“伐两山之木,以供薪炭,作坏风水,惊触神灵,犯冒时禁”为由力主“即行罢免”,被朝廷采纳,铜矿彻底关停。宣城境内也因旧矿枯竭,新矿苗尚未发现,铸钱业终结。

特别是外郭技术的使用,既防止了盗铸者的剪边盗铜,又能够在流通中保护钱文,使文字不易磨损。这是铸钱技术上的一大突破,因此,从五铢钱开始,外郭的形制就固定了下来,直到近代采用机铸技术。另外,“五铢”钱采用铜范法,即用铜来制作母范,这比此前的石范工艺先进,铸工更为精细,在提高钱币精整度的同时,也增加了艺术性。钱币铸成出范后,加以磨鑢,边缘非常整齐,故有“赤仄钱”之称。“五铢”钱的这些铸造技术都较同时期的欧洲先进。

因此,开元八年(720) 正月,宰相宋璟又建议严禁私铸恶钱。他派监察御史肖隐之出使江、淮,督责严禁。私铸者以成色较好的上青钱输入官,小者恶钱皆沉于江中,以免罪责。由于过急过严,反使市井萧条,物价腾贵,使官吏、百姓怨声载道。玄宗只好把肖隐之免官降职,宋璟亦因此罢相。诏令加铸官钱,禁卖铜、锡,禁造铜器。开元二十六年(738),初置钱监,加铸“开元通宝”钱,私铸有所收敛。其后,私铸之风又烈,江、淮以广陵、丹阳、宣城尤甚。

宋代,我国商品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不再是为少数富人服务,而变成供应广大人民的大规模商业”。为适应商业贸易的发展,纸币开始出现并逐步代替铜钱,成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永乐大典》载:南宋嘉熙三年,朝廷在宁国府(乾道二年,宣州更名宁国府)设造会子局,印刷纸钞,规定日造3万片。会子局设在99年前(注:绍兴十三年、公元1140)宋宰相秦桧哥哥秦梓任宣州知府时在城北建造的澄江亭旧址及附近的民居内。宁国府会子局终止年代不详。

四、武帝之后的“五铢”钱

私铸之风久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是:京师权贵争相去江、淮取私钱,舟车相属,运抵长安,用以购物,官用私钱,实际上是在鼓励私铸。另一原因是:官钱一枚可当偏炉私钱七八,富商巨贾收藏官钱以换江、淮私钱,运往各地冒充官钱,从中牟利。私钱假币的需求量愈大,私铸恶钱者也就愈多,私铸伪市竞多至数十种,以至有的轻脆易坏,有的不成钱形,使黎民百姓深受其害。天宝十一年(752 ),铸钱内作使判官韦伦针对杨国忠征用农夫铸钱,督非所习,费力无功,建议重价雇请,悬市招募本色工匠铸造官钱。这时,唐朝计有铸钱官炉九十九座,绦州三十,扬、润、宣、鄂、苏等州皆十,益、郴两州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年铸钱三千五百婚,工匠三十人,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成本耗费七百五十文,政府获利百分之二十五。至此,所费与所得成为国家独占的经济事业,成为收入的一部分,币值也趋向稳定。(见《新唐书》卷54《食货志》)肃宗乾元元年(758)有保持铸钱炉99座,都设在产铜地区:位于今山西绛县的有30座,江苏扬州、镇江,安徽宣城,湖北武昌和河北蔚县各10座,四川成都,河南邓县,湖南郴县各5座,陕西洋县3座,河北定县1座。每炉每年可铸钱3300缗,需用铜21200斤,(铅锡合金)3700斤,锡500斤。

20世纪六十年至八十年代,江苏省建在广德县柏垫镇前程村的“小三线”工厂——江苏利民机械厂,为南京造币有限公司前身940厂。南京造币有限公司将940厂的锻造工房改建为南京造币有限公司艰苦奋斗传统教育基地,2012年6月16日正式挂牌,近100人参加了揭牌仪式。

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元帝和成帝,都继续使用并铸造了五铢钱,形制上和汉武帝时期的几乎没有区别,这有出土发现的、纪有明确年号的钱范为证。王莽改制时,虽然曾经一度废弃了五铢钱,但是王莽铸造的“小泉直一”和“货泉”这两种货币的实际重量都是五铢,名称上虽然不同,但使用的仍然是五铢钱的重量标准。

2006年9月,在宣城市宣州区府山广场建筑工地发现唐代文化地层时,发现留茎当十型“乾元重宝”钱,全重7.2g。通过残留铸茎,我们可以清晰地判断出,当时铸币应该已经采用“井”字形排列的型砂范铸造工艺,这相对于商周秦汉以来一直沿袭的树枝状排列式硬范铸币工艺来说,大大地降低了钱币生产成本,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是当时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获得空前发展的物证。正好与《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完全吻合,结合其精良的材质和高超的铸造工艺水平,佐证了宣州监乾元元年初铸的官铸钱币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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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王莽篡位的短暂混乱,刘秀在农民起义与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下,于建武元年中兴了汉王朝。但是,五铢钱却早在两年前更始帝攻入长安后就恢复使用了,当时铸造的钱史称“更始五铢”,后来刘秀铸造的史称“建武五铢”。

《新唐书•权万纪传》也载:“宣、饶部可凿山冶银,岁取数百万。”宣州的银矿可以就地冶炼。1956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四块银铤,其中有一块天宝十年(751)银铤,重2112克的宣城郡市银,背面有文字三行;1963年陕西长安县丰曲镇出土一块天宝十三年银铤的丁课银,银铤呈弧形,黑色,两面皆有文字,重2100克;根据银铤上的文字记载,两块银铤均产自宣州,是该郡矿冶工人手工生产后,由当地地方官铸呈朝廷所用。

(作者系宣城百姓广告公司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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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期著名诗人孟浩然在南陵与宣城交界处的青弋江边,见到梅根冶火炉冲天,烟迷数十里外的扬叶洲,作《夜泊宣城界》,“火炽梅根冶,烟迷杨叶洲”。李白在《秋浦歌十七首》中就有“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佳句。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梅根监并宛陵监,“每岁铸钱五万贯”。以铸钱论,居江南各州之冠。安史之乱后,梅根监作为江淮七监之一,每年铸钱量也不低于七千贯。

更始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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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罗家村大炼渣

建武五铢

到了五代十国,徐知诰篡吴自立(937),改元升元,国号齐,铸大齐通宝钱;寻改国号为唐,这就是史称之南唐。宣州为南唐所辖,此时南唐经济比较繁荣,嗣主李璟保大年间铸保大元宝,隶书,制类永通泉货;据陶岳《货泉录》载“元宗时,韩熙载上疏,请以铁为钱,其钱之大小一如开元通宝,文亦如之,徐铉篆其文。”《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李璟困于用兵,钟谟请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韩熙载又铸铁钱,以一当二。”原来仅见篆、隶二体书铜质者面世,今见有铁质开元通宝及永通泉货为隶书体,系1993年从芜湖青弋江口打捞出水,此事当年《中国钱币》、《安徽钱币》等均有报道,系铸成后调拨外运时随船沉入江底的,从运输途径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批钱币应产自宣州,从而得出“宣州监”所铸的结论。另外如南唐开元、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个个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精美的铸工,通过这些实物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宣州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明。

东汉铸造的五铢钱中,无论是“更始五铢”,还是“建武五铢”,除文字风格、尺寸大小与西汉的五铢钱稍有差异之外,几乎每有什么不同。只有汉灵帝于中平三年铸造的“四出五铢”较为特殊。这种五铢钱因为钱的背面有四道斜纹,分别由穿孔的四角直达外郭,被称为“四出文”,“四出五铢”由此得名。汉代的五铢钱很少在背后铸有花纹,灵帝的“四出五铢”钱却铸有明显的四出花纹,灵帝是否藉此昭示有非常之意,今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当时因为黄巾军起义的余波未平,东汉政权仍然危机四伏,于是社会舆论就将钱币上的变化与国运相联系,认为四出文是分崩离析的凶兆,此钱一出,财富将会循四道而流布四海,天下必将大乱。但是,因为“四出五铢”铸造精良,文字严整,轮郭深峻,很受收藏者的喜爱,后人甚至将四出文称为“古轮钱”,经常被用作绘画的题材,而成为了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元代主要行使纸币,同时确立了白银的货币地位。至此,以铜为原料铸造钱币的历史开始衰减,元初曾一度禁止使用铜钱。随着一些大型铜矿发现、开采及行政区划变更,宣城官铸钱币历史结束。但天下盗铸仍禁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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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变迁和战争的破坏,宣城铸钱遗址考古无大的突破性进展,因而,他自先秦而及汉、唐以至两宋的历代兴废、生产运行,传承、演变等等一切的情况,仍然笼罩着神秘的面纱,我们只能通过有关史料、文字记载进行发掘、梳理,作一些初步探讨,供钱币爱好者了解宣城铸钱的历史。

四出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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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汉代五铢钱中铸造最差的则非董卓所铸造的五铢钱莫属。董卓曾尽收公私铜器,甚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收缴兵器所铸造的铜人,也被他用来销毁铸钱。董卓所铸小钱有两种。初铸的为无文钱,后来又加铸了五铢两字。这两种钱币都轻小粗劣,其实如果仅从轻重上来看,董卓铸造的小钱并不比西汉初年的“荚钱”更轻。但是,只是因为钱币上没有铸造文字,便得到了“恶钱”的名声,甚至成为了董卓罪恶的象征。小钱一出,因为购买力低下,物价飞涨,“钱货不行”。当时处于奄奄一息状态下的货币经济,在小钱的冲击下便完全窒息了,社会生活于是就倒退到了实物经济的境地。一直到建安十三年,曹操统一北方废除董卓的小钱之后,才又短暂地恢复了五铢钱的流通使用。但是,时间不长,很快就又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状态。魏明帝太和元年再次恢复用钱,并铸造了一种新的五铢钱,被称为曹魏五铢。

(作者系原中国人民银行宣城市中心支行党委组织部长、人事科长,宣城市钱币学会会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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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五铢

刘备占据西蜀后铸造了直百五铢。“直百”两字为隶书,开创了隶书用于钱文的先河。同时,在一枚钱币上,使用两种字体,也以此钱为最早。直百五铢还有背面铸有篆书“为”字的一种,相传是诸葛亮的手笔。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为了安抚南方,曾以“犍为”为基地筹措军需。篆书“为”字表示的就是“犍为”。这既是方孔钱币中最早两面铸造有文字的钱币,也是最早的纪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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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百五铢

南北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虽然钱文中不再标明虚值了,但是,却另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大多数钱文中都冠有当时的年号。实际上,这已经属于年号钱的范畴了。

如南朝的萧衍一当皇帝就于天监元年销毁佛寺里的铜佛像2万尊,铸造五铢钱,史称天监五铢;陈朝武帝陈霸先于天嘉三年铸造的五铢钱,史称天嘉五铢。

北朝的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改革,铸造了太和五铢,钱文中铸有年号太和。因为不能满足流通需要,朝廷于是又鼓励民间私铸,只要铜色精炼,符合标准,便允许流通,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准许民间私铸货币的政策。宣帝时在永平三年又铸造了永平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推行币制改革,铸造了永安五铢。北齐的高洋后来废弃永安五铢,改铸常平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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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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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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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五铢

在五铢钱家族中,最后的一种是隋五铢。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篡北周自立之后,便下诏书废除原来北周、北齐所铸造的带有年号的旧钱,重新恢复并铸造使用五铢钱,他希望用新铸造的五铢钱,统一整顿自东汉末年以来长达400多年间紊乱的货币制度。因此,终隋一世,专用五铢钱一种,钱文中没有加铸年号,统称为隋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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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五铢

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开始铸造使用,到唐朝武德四年改铸“开元通宝”钱为止,正式流通使用了739年。五铢钱是随着汉武帝的盛世而出现的,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久,也是最为成功的一种货币。这说明一个盛世的出现必然是要有一种成功的货币做基础的。

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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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出现过的钱币浩如烟海,但是,总有一些钱币,会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见证者,比如秦代的半两、汉代的五铢、唐朝的开元通宝、宋代的交子、清代的道光通宝……这一枚玫钱币,看起来虽然很小,但它所承载、记录、见证和包含的内容却非常丰富多彩。这50种钱币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折射了一个时代,串联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的新视角。

作者简介

王永生,1966年9月出生,副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事业单位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协会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秘书长。

在中国货币史、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白银的货币化、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史、中亚历史及民族史领域有一定研究,在国内外公开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4篇获“中国钱币学会优秀学术成果金泉奖”。出版学术专著6部,策划指导1部大型纪录片、1次丝路科考活动。

目录

第一章 货币的起源及统一

1 抱布贸丝:货币的起源 003

2 布刀圜贝:先秦四大货币体系 017

3 半两钱:承担了统一使命的货币 030

第二章 汉五铢标准的确立及影响

4 五铢钱: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045

5 白鹿皮币、白金三品:汉武帝的敛财手段 058

6 马蹄金、麟趾金:特殊形制的金币 068

7 一刀平五千:斩断了王莽改革事业的金错刀 079

8 汉佉二体钱:东西方货币文化的最初接触及相互影响 091

9 钱币三国:钱币版三国演义 102

第三章 唐通宝钱制的创立及影响

10 开元通宝:开启了中国货币的新时代 117

11 得壹元宝、顺天元宝:见证了“安史之乱”的钱币 128

12 乾元重宝:为平定安史之乱铸造的货币 138

13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唐军坚守西域的实物见证 149

14 会昌开元:记录了佛教最大一场劫难的钱币 161

15 高昌吉利:文化融合的产物 173

16 粟特青铜钱:丝绸之路上的圆形方孔钱 184

周天读史,锦州历史上的铸钱业。第四章 两宋复杂且繁盛的钱币文化

17 淳化元宝:最早的御书钱 199

18 祥符元宝:记录了最后一场封禅闹剧的钱币 209

19 熙宁元宝、元丰通宝:见证了王安石变法的货币 220

20 崇宁通宝、大观通宝:艺术水准最高的钱币 232

21 纯熙元宝:记录了南宋孝宗诸多无奈的钱币 243

22 嘉定铁钱:钱文最为繁杂的货币 254

23 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265

第五章 辽夏金元的铸币

24 辽钱:笼罩在迷雾中的钱币 279

25 西夏钱币:见证了一个被尘封近千年的王朝 290

26 承安宝货:最早的银币 301

27 供养钱:元代特有的一种钱币 312

新葡萄京娱乐场,28 元钞: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纸币 325

29 元末起义军钱币:不幸被应验的咒语 336

第六章 明代落后的币制

30 洪武通宝:重农轻商的“洪武型体制”的见证者 351

31 大明通行宝钞:一种落后的纸币制度 362

32 隆庆通宝:见证了中西方贸易的钱币 372

33 永历通宝:记录了郑成功“反清复明”大业的钱币 382

34 跑马崇祯:预言了明朝灭亡的钱币 393

第七章 清代变革中的币制

35 准噶尔普尔钱:形制异样、命运多舛的钱币 405

36 新疆红钱:体现了乾隆皇帝治疆策略的钱币 416

37 乾隆宝藏:见证了一场货币战争的钱币 431

38 道光通宝·八年十:唯一成功铸造的大钱 441

39 咸丰朝的钱钞制: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币制 452

40 元宝:中国特有的“银币” 464

41 寿星银饼、漳州军饷:中国最初的仿铸银币 477

42 光绪元宝:最早的机制银币 489

43 足银壹钱:左宗棠为新疆设计的银币 501

44 “饷金”金币:我国唯一的金币 512

45 中国通商银行兑换券:我国最早的银行兑换券 523

46 状元及第:记录了古代科举制度的民俗钱 537

第八章 现代币制的逐步建立及完善

周天读史,锦州历史上的铸钱业。47 袁大头:最初的国币 551

48 色章果木:十三世达赖铸造的金币 562

49 法币改革:现代纸币制度的初步建立 573

50 人民币:人民的货币及其国际化 585

文章整理 孟源祎

图文编辑 罗梦宇

责编 胡晓涛 金天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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