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周总理遗嘱,周恩来邓颖超的生前身后

2019-11-24 01:39 来源:未知

原标题:西花厅党支部改选 周总理因没被通知参加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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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葡萄京娱乐场 2周恩来邓颖超 本文摘自《西花厅岁月》,赵炜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 一位伟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会遮挡住与他互为伴侣的另一位杰出人物的光辉。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来说,就属于这种情况。 中共“九大”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林彪的夫人叶群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论资历、论能力、论贡献、论威望,身为周恩来夫人的邓大姐哪一点都不在她们之下,以她的才干和资历,担任党和国家的高职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但是,在周恩来生前的岁月里,邓颖超一直都保持着低调,除了在全国妇联担任一些领导工作,她几乎没出任过任何国家要职。为了支持周恩来的工作,邓颖超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做了很多物质上和职务上的牺牲。 我在邓大姐身边几十年,对她的性格和能力都十分熟悉。邓大姐是那种不追求名利地位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同周总理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常常为了大局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1976年12月,邓大姐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整天处于文件多、开会多、外宾多的“三多”状态。但此时的她,似乎全身的能量都被调动起来,常常工作起来就忘了休息。看到邓大姐如此高龄还能这样精力充沛地工作,我常常想,以邓大姐这样的资历和经验,解放后这么多年都没有担任国家的高职,这对国家来说是否也算一种损失呢? 后来我听说,早在1975年周总理在世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批示过让她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周总理不同意,就把这事儿给压了下来。我不知道这话是否当真,有一次就同邓大姐说起来。邓大姐可能早就知道这件事,她听后平静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那时不让我上是对的。如果恩来在的话,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副委员长的。”确实,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妻子,如果邓大姐那时就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能也很难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想来周总理当时也是有很多考虑,才不同意邓大姐出任高职的。 “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那次我和邓大姐聊天,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邓大姐还告诉我,周总理同她有个君子协议: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因为这个协议,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职务,周总理就没让她上。不仅如此,在很多场合,周总理也尽量“压低”邓大姐,使她在物质上和职务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邓大姐回忆说:“定工资时,蔡大姐定为三级,我按部级也该定五级,可报到他那里给划为六级;国庆10周年定上天安门的名单,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给划掉了;恢复全国妇联时,他也不同意我上。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压低我。”

原标题: 邓颖超忆:当总理夫人很难 他一直压低我

《见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山东》王东溟主编 为总理准备火化的衣服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有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就要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给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凡拉绒中山装,这一套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邓大姐看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我们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当一位多年为周总理看病的老医生打开布包时,看到的是一包旧衣服,马上气愤地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他的父亲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那位老人家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解放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这位老人。老牙医的后代,当今的牙科专家,对周总理、邓大姐有着至深的感情,他一直叫邓大姐阿姨”。面对着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有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多地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身教言教,为总理写下这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周恩来、邓颖超合用一个骨灰盒 我和张树迎受邓大姐之托,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宝山选购骨灰盒。八宝山的同志拿出他们已有的两种。我们选定了其中花纹较好的一种,而这一种的价格不是最高的。经过细致检查,发现有一处损伤,他们又拿来同样的一个。这一个盒盖不太好开,再要第三个,他们说没有了。经与治丧办的同志协商,就选定了这第二个。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为总理去世专门订做的。 回来向大姐报告后,邓大姐说她不看了,全权委托我们去办。 邓大姐把骨灰盒的好与不好看得很轻,她说:“装一下骨灰,没必要那么讲究。”她还说:“恩来用完后,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 总理用的这个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邓大姐那里,工作人员定期擦擦、晾晾。这期间,大姐几次讲,她死后就用这个骨灰盒,不要再买新的,不要浪费国家的钱。 有一次她对赵炜和我说,她用完以后,我们还可以用。我们说,等您哪一天用完了,就会收藏起来,我们哪个人也没资格用。大姐风趣地说:“我死了,就管不着了。” 今天这个曾装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人骨灰的骨灰盒,已由天津文物局收藏,陈列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情况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人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止到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合计46864.18元,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在得知他的女儿结婚时,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20世纪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领导人的收人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两次遗物的清理 1976年1月15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大会结束,晚上把他的骨灰撒掉,整个治丧活动结束。邓大姐要我们休息几天,再开始清理周总理的东西。我们原打算照大姐的指示休息几天,但17日那天,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去了西花厅。由张树迎主持,我们几个考虑怎么样开展清理工作。 清理工作主要由周总理的秘书、警卫负责,有关同志参加。大体分工是这样的:钱嘉东、纪东负责清退文件;赵茂峰负责清理图书;张树迎、乔金旺、曾庆林和我清理周总理的衣服和使用过的东西。文件交中办秘书局;图书交国务院图书馆;对衣服等日用品,邓大姐明确指示:“全部处理,穿过的内衣、床上用品全部烧掉。可以用的东西分送给有关人员。” 我们依邓大姐的指示精神,制订出处理这些东西的三条意见。 第一,总理穿过、用过的衣、物留下部分作为纪念;第二,平时穿得不多或是早年穿过、后几年没穿的衣服,用得少的东西,分给亲属和工作人员;第三,病中穿过或用过的衣物烧掉。向邓大姐报告了这一处理意见后,邓大姐原则同意,但对衣服,她主张全部烧掉,特别对我们提出留作纪念的部分不同意,说是衣服有什么好纪念的。她和周恩来都不主张死后为自己搞什么纪念馆之类。后来在我们一再坚持下,才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但要少留。 我们按照商定的分工,开始清理。首先确定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用品、书籍、陈设,全部保存,登记造册,加注说明。 总理经常穿的几套中山装外衣,全留下。最好的一套已随周总理火化了,还留下了部分内衣。把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大箱内,放进了防虫药。每件衣服都附一份说明,标明叫什么衣服,什么颜色和制作时间,总理穿着这套衣服出席过什么重要活动等。为什么写这么详细,我们几个人是有想法的。根据当时的政局,我们内心有些伤感,怕万一政权旁落,我们会因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而遭遇非难。但又有一个信心,就是对周恩来迟早会有公论,到那时我们几个人可能不在人世了,后人得到周恩来的这批遗物,也会清楚地识别。这大概是对历史负责吧。今天回忆起来似乎可笑,但是谁在那个环境下又不这样想,这样处理呢?周恩来办公室的内部设置也拍了照,把底片和样片一并存入大箱内。 对账目的清理比较容易。因为平时我们都是月月清账,只要把多年的总收入、总支出算清楚交给邓大姐就可以了。总理从来不过问账目,我们每年分季度给邓大姐报一次。此时邓大姐看到我们几个人天天在那里打算盘,一年年地清账,就对我们说:“不要天天算了,只是算一下现在有多少钱就行了,我和恩来从不过问钱,相信你们。”我们口头是接受了邓大姐的意见,但还是一笔笔地清理,把细账交给邓大姐。 清算的结果,共结存5709.80元。邓大姐指示把账目和现金交赵炜保管。 我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周总理的衣、物清理完毕。有些东西分送给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医疗组的同志。 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去世。丧事过后,我们开始了又一次清理。西花厅没了主人,这项工作就由我们这些在大姐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司机、服务员、厨师来做清理。这次清理与16年前的那一次不同。这一次是彻底清理了。我们商量的原则是,照邓大姐去世前的交待和清理周总理的遗物时的办法处理。全体身边人员成为清理小组成员,由赵炜统管。文秘工作由赵炜一人负责,其他衣物、用品等分组进行。常言道,破家值万贯。这个家是两位伟人的家,是先后居住了四十多年的家,不能说是“破家”,但也不会是“万贯”。一位后期来西花厅工作的同志在清理过程中说,清理了好几天,也没看到什么值钱的东西,这足以说明两位革命老人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他们没留下什么金、银、财宝,留下的是无价的、珍贵的精神财富。虽是这样,邓大姐在1982年就写下了遗嘱: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 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以上是1978年7月1日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是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份,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1982.6.17重写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项事 由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炜同志协助。 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1、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2、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3、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4、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央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均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5、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室,存或酌处,关于我的讲话,谈话录音交中央文献办公室存处。 6、有些遗物可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7、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代处。 邓颖超 1982.11.5 遵照邓大姐的遗嘱,我们把整理好的2万多张照片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把6000多册图书交给了共青团中央,把11146.95元的积蓄作为党费交给了中央特会室,将周总理、邓大姐办公室会客室的陈设,使用过的家具、办公用品、部分衣服、书籍等经整理后保存下来,按照两位生前的原样陈列在西花厅。 另外,根据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浙江绍兴周恩来祖居、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南京梅园纪念馆和重庆红岩纪念馆的要求,把周恩来、邓颖超的部分遗物分送给他们展出。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月2月版 责任编辑:刘海涛 定价:80.00元

  编者按:《西花厅岁月》给当代中国人展示了一个过去时代的领袖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当今善于炒作的书商们惯用的“猎奇”和“揭密”,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也会放歌纵酒,也会泪洒人前,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戴。

赵炜 著 泠风 执笔 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

核心提示:“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那次我和邓大姐聊天,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邓大姐还告诉我,周总理同她有个君子协议: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因为这个协议,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职务,周总理就没让她上。

本书系赵炜著、泠风执笔、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选择;意想不到的调动;走进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进入周总理办公室等内容。本文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西花厅岁月》图书连载节选。

《西花厅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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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周恩来总理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但他的组织关系一直在西花厅党支部。在这里,他和邓颖超大姐以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基层的组织生活,同时又对这个基层党支部的工作给予了很多特别的指导。所有这些,都在身为西花厅党支部委员的赵炜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当听说周恩来总理的骨灰要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时,中国的老百姓的确无法理解将要发生的事,他们都希望能把周总理的骨灰留下,以便将来有个悼念的地方。身为周总理生前党支部委员的赵炜虽然也有这样的愿望,但毕竟她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二十几年,对周总理的想法和遗愿比普通老百姓理解得更深。因此,当邓颖超把为周总理寻找一块合适的撒骨灰地点的任务交给她和两位同事时,她郑重地接受了。

本文摘自:《西花厅岁月》,作者:赵炜,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新葡萄京娱乐场,到西花厅后,我就开始同周总理和邓大姐一起过组织生活,但因为周总理工作忙,很多时候的活动他都无法参加,相比之下,邓大姐倒是经常参加支部的活动,还经常给我们讲党课。周总理常为自己不能参加支部大会感到遗憾,但他却明确地告诉过我们,他在家时支部有活动一定要通知,有些重要的事情他一定要参与,比如党支部改选。可是,有时我们看到周总理太忙了,开会也就不通知他,有一次我就因为这事挨了周总理一顿批评。

虽然周总理生前有遗嘱,但当1月12日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他撒掉骨灰的要求时,我们的心情还是悲痛得难以形容,同时更是充满矛盾。不这样办吧,违背了周总理生前的心愿;这样办吧,心理确实十分难受,总理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如今去世了连骨灰都不能留下,这是一件让全国人民多么不理解的伤心事呀。然而,我们是多年来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我们不能违背他的遗嘱,我们必须去完成这个令人伤悲的艰巨任务。

一位伟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会遮挡住与他互为伴侣的另一位杰出人物的光辉。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来说,就属于这种情况。

那次党支部改选的时候,周总理正好在家,我们看到他忙于办公,就没有前去打忧。等会开完了,我跟在邓大姐身后到办公室去,经过周总理办公室时,邓大姐叮嘱了一句让周总理休息。正好周总理手头的事也差不多处理完了,就和我们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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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九大”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林彪的夫人叶群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论资历、论能力、论贡献、论威望,身为周恩来夫人的邓大姐哪一点都不在她们之下,以她的才干和资历,担任党和国家的高职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但是,在周恩来生前的岁月里,邓颖超一直都保持着低调,除了在全国妇联担任一些领导工作,她几乎没出任过任何国家要职。为了支持周恩来的工作,邓颖超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做了很多物质上和职务上的牺牲。

“今天你们干什么了?”周总理顺便问了一句。

12日上午9时,邓大姐把张树迎、高振普和我三个人叫到一起,她郑重地向我们交待任务――让我们去寻找适合撒掉骨灰的地点。邓大姐说:“恩来的去世是我们党的损失,我的心情非常悲痛。但得到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很高兴。因为恩来同志生前最担心的是怕我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可以完成了。咱们要为共同去实现他生前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自己亲自去完成,但是,目前条件不允许我去做,我出去目标大,再说天气太冷,我也年纪大了。恩来是党的人,也是你们党支部的党员,所以这件事也要依靠支部。请你们三位同志去找找骨灰往什么地方撒 ,何时去撒,怎么撒。地方要选好,不要被人发现,一旦发现将来又是纪念的地方,反而违背了死者的心愿。你们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也不要麻烦组织,在北京找一找,到玉泉山、八一湖等有水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撒骨灰,总之不能留下痕迹。”

我在邓大姐身边几十年,对她的性格和能力都十分熟悉。邓大姐是那种不追求名利地位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同周总理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常常为了大局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党支部改选了,我们刚刚开完会。”邓大姐兴致勃勃地说。

说这话时,邓大姐一直看着我们。这时,高振普提出为尊重亿万人民怀念周总理的感情,能不能把骨灰西花厅摆放几天再撒,邓大姐却执意不让这样做。她说:“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但你们要认识到这是十几年前我们共同约定的相互保证的事。由土葬到火葬是一场革命,由火化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而撒掉又是一场革命,这是恩来和我的一次彻底革命啊!你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这一场革命也是同几千年以来的旧传统习惯决裂。”她还告诉我们,如果选好地方,等开完追悼会后不要惊动任何人,一切从简,夜里我带领你们少数同志去撒骨灰。听完邓大姐的一番话,我们三个人都很感动,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按照邓大姐的话去办,我们不能辜负她对我们的信任。

1976年12月,邓大姐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整天处于文件多、开会多、外宾多的“三多”状态。但此时的她,似乎全身的能量都被调动起来,常常工作起来就忘了休息。看到邓大姐如此高龄还能这样精力充沛地工作,我常常想,以邓大姐这样的资历和经验,解放后这么多年都没有担任国家的高职,这对国家来说是否也算一种损失呢?

“哦,今天支部活动,改选支委,怎么没有通知我?”周总理放下手中的文件有些不悦地问。

从邓大姐那里出来,我们立即出发去找适合撒骨灰的地方。但1976年的北京似乎特别寒冷,尤其是在数九的天气里,到处都是冰封大地,骨灰撒在哪里啊?我们驱车在北京附近察看了几处地方,都觉得不理想――玉泉山的水很小,八一湖大部分河段都冻了冰,只有一小段地方有点水流,如果骨灰撒下去就会在不远的地方聚集起来,再说就这样把骨灰随随便便地一撒我们也觉得对不起周总理、邓大姐和全国人民哪!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我们三人当时的心情别提多难受了。下午回来后,我们把看的几处地方如实向邓大姐汇报了,同时提出应该报请党中央寻找一处合适地方的建议,邓大姐同意了。

后来我听说,早在1975年周总理在世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批示过让她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周总理不同意,就把这事儿给压了下来。我不知道这话是否当真,有一次就同邓大姐说起来。邓大姐可能早就知道这件事,她听后平静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那时不让我上是对的。如果恩来在的话,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副委员长的。”确实,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妻子,如果邓大姐那时就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能也很难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想来周总理当时也是有很多考虑,才不同意邓大姐出任高职的。

“总理,我们看您太忙就没告诉您。”我在大姐身后连忙向周总理解释,当时我是支部组织委员,改选投票恰好是我负责。

“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那次我和邓大姐聊天,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邓大姐还告诉我,周总理同她有个君子协议: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因为这个协议,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职务,周总理就没让她上。不仅如此,在很多场合,周总理也尽量“压低”邓大姐,使她在物质上和职务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邓大姐回忆说:“定工资时,蔡大姐定为三级,我按部级也该定五级,可报到他那里给划为六级;国庆10周年定上天安门的名单,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给划掉了;恢复全国妇联时,他也不同意我上。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压低我。”

“你们这样想不对,”总理很严肃地说,“我有事儿不能参加会是要请假的,可你们不通知我就是你们的失职,我这个党员不能搞特殊,今天在家可以投票嘛。”

邓大姐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她很坦率地认为她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周恩来的关系人家才要选她的。但是,对于周总理生前的种种考虑,邓大姐也能十分理解,从性格上说她也不是那类看重名誉地位的人。“遇事我是非常谨慎的,这你可能有感觉的。”邓大姐笑着说,“我做了名人之妻,有时也要有点委屈嘛。”

听周总理这样一说,我感到很内疚,站在那儿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看到我那副自责的样子,周总理的语调又温和了:“既往不咎,以后开会可要通知我呀。好了,说说你们开会的结果吧,谁当选新支委了?”

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妻子,邓大姐的委屈其实并不少,比如,她陪周总理去外地工作,因为没有个人的工作安排,她便自己交房费,连服务员的费用都自己付。邓大姐也不像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夫人经常出现在交际场合,她很少陪周总理外出,就是有时因公陪同出去也要向组织写报告,经过批准才去。多少年来,邓大姐处处谨慎,总是尽量避免给周总理的工作带来麻烦。

尊重周总理遗嘱,周恩来邓颖超的生前身后。听周总理这样一说,我心里又轻松了。“让赵炜给你介绍吧,她是组织委员。”邓大姐也笑呵呵在应道。

在西花厅,邓大姐将自己的位置摆得恰如其分,凡是周总理的“三保”工作需要邓大姐做的事,邓大姐都是以家属和党员的身份配合做好;如果确实需要我们做什么事,她也总是用民主的态度和商量的口气提出要求。

于是,我把几个人名告诉总理,还拿来纸请他也投票。周总理认真地划完选票后显得很满意,还同我开玩笑说:“不错嘛,赵炜,以后在党支部里你就是我的领导,我拥护你们。”

一般的人认为,凡是周总理知道的事,邓大姐也一定会知道,其实不然。周总理去世后,有一次一位同志和邓大姐说话时提到一件事,邓大姐听后一脸狐疑。那人惊奇地说:“怎么?邓大姐你不知道呀?”邓大姐说:“你们别以为恩来知道的事我全知道,没有那么回事。”

“不,总理,您永远是我们的领导。”看到周总理一放松,我也没了拘束,又恢复了平日同他讲话的随和劲儿。

从生活上,邓大姐对周总理的照顾比较多一些。为了不让周总理分心,身为总理妻子的邓大姐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好亲属间的事。周总理的亲属比较多,邓大姐主动承担起照顾周家亲属的任务。从建国以后,周总理和邓大姐就开始用工资的结余部分资助周家亲属的生活并接济他们来北京治病,直到周总理去世后多年,邓大姐还一直管着他们。在接济周家亲属这个问题上,邓大姐从不让周总理操心,总是慷慨解囊。邓大姐说,这是为国家减轻负担,要是不安排好这些人的生活,也会给周总理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作为总理夫人,这也是她要尽到的责任。

从那以后,党支部一有活动,我还真的都通知周总理,当然,大部分活动他还是因为国事繁忙无法参加。

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邓大姐摆脱了“总理夫人”的束缚,她尽自己的所能努力工作,在四年的任期里干得相当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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