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赞延安抗战精兵简政,精兵简政

2019-10-30 13:38 来源:未知

原标题: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回忆祖父李鼎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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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实行了精兵简政,收到了显着的成效,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的。具体说来,就是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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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政党协商的重要历史渊源,在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就已有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不仅是边区“三三制”政权的重要补充形式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中国共产党一种非正式的民主人士参政议政、民主协商的方式,最初源于抗战时期的士绅座谈会,其初步形成一般认为始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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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原是陕西省米脂县一位开明绅士,后来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我们党的真挚朋友。1941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得到了党内外的广泛支持。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精兵简政”成为延安时期的着名提案。 酝酿时曾有不同看法 1940—1941年,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而边区地广人稀,民力、财力、物力都很有限,军政机构人员又相当庞大,财政经济困难更为突出。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真实写照。这种矛盾和困难,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坚持,抗日根据地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因而成为我们党和边区政府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新落成的大礼堂隆重举行。在新选出的参议员和候补参议员中,有工人、农民、中共干部、党外民主人士,大家济济一堂,共商边区大事。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重要演说,号召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供意见,实行党内外的民主合作,团结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广大参议员围绕如何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展开热烈讨论。大家群策群力、各抒己见,并就军事、政治、财经、文教等各方面提出了大量提案和建议。李鼎铭在这次会议上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先后提出了好几条提案,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是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 但是,精兵简政的提案在酝酿过程中,有一些议员不赞同,甚至有人奉劝李鼎铭不要提这样的提案。认为正值抗战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这时提出实行精兵简政,是否合宜,值得怀疑。有的说,“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的担心,一来参议会不一定通过,二来共产党不一定接受。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 目睹边区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又想到毛泽东在参议会开幕式上的演说,李鼎铭信心和勇气倍增。他主动同姬伯雄等几位参议员商量,毅然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提案从军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角度阐述了精兵简政的理由,列举了五条应对办法。 “精兵简政”提案提出后,果然反应很大。但是,大会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多数参议员认为精兵简政的提案具有远见卓识,是适时的中肯的。 毛泽东为提案作批语和鼓掌 对议员的提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重视。在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仔细地翻阅了参议会报的每一本提案,并且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毛泽东对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一字一句地抄在笔记本上。他认为,精兵简政虽然是针对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提出的,但是,却从中看到了这是解决目前各个抗日根据地存在病症的一剂良方。他在提案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后来,“精兵简政”提案提交大会讨论。李鼎铭先生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在对这个提案表决时,得到参议员165票的多数通过,并决议“交政府速办”。“精兵简政”提案终于在参议会上通过了。边区政府根据参议会决议,在第一次政务会议上成立了编整委员会,具体组织精兵简政的实施。 “精兵简政”之花开遍解放区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明确为了长期斗争,准备胜利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1942年9月,毛泽东专门给《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此后,中共中央又陆续多次作出关于精兵简政的决定和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样,精兵简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从此,深入贯彻精兵简政,就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包括党政军机关、学校及民众团体普遍地实行起来了。 抗日战争期间,精兵简政收到了显着的成效,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的。具体说来,就是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提案: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 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 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 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 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1940年和1941年,抗日根据地处在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企图把抗日根据地困死,因而抗日根据地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就成为了党和边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时代虽然不同,但今天重温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对于我们做好这项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士绅;边区政府;党外人士座谈会;意见;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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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在新落成的参议会大礼堂隆重举行。在新选出的参议员和候补参议员中,有工人、农民、中共干部、党外民主人士,大家济济一堂,共商边区大事。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期间,毛泽东把一份提案整个抄到了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圈起来,并且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对症药”,就是精兵简政。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也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核心阅读

我的祖父李铭鼎先生,原名丰功,山西米脂县桃花峁村人, 生于1881年11月19日。幼年熟读医书,医术精湛,远近闻名。辛亥革命后曾任米脂县米东区区长 、米东区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1926年他辞去官职 ,在米脂县城开“常春医馆” 行 医。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他又弃医从政,曾历任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参议长 ,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副议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同情革命,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相濡以沫、同舟共济的朋友。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对我党统战工作的推动和宣传,曾经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表了约30分钟的重要演说。号召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供意见,实行党内外的民主合作,团结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鼓励和支持党外人士讲真话、道真情、建良言,并本着“有则改之”“闻者足戒”的原则在工作中积极加以吸纳和改进,体现了协商民主制度的真实性和优越性。

李鼎铭的次子、我的父亲李力果是1926年参加过北伐的老共产党员。1931年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关押五年之久。此事对祖父的触动很大,便写信给狱中的父亲, 勉励他要 “在困苦艰难中磨炼其精神 ”, “置荣辱于度外”。

在陕甘宁辖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关于如何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是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广大参议员群策群力,共商国事,各抒己见,献计献策,并就军事、政治、财经、文教等各方面提出了大量提案和建议。李鼎铭在这次会议上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先后提出了好几条提案,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是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

1940年和1941年,各个抗日根据地遭遇到空前的物质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陕甘宁边区出现这样的困难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政党协商的重要历史渊源,在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就已有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不仅是边区“三三制”政权的重要补充形式,还是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实现形式,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党外监督的有益探索和尝试,在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实现民主政治、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6年父亲被组织营救出狱,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出任山西新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其防区与陕北米脂隔黄河相望。他常托人带些革命理论书籍给祖父。1939年,父亲回家探亲。他利用这次和祖父难得团聚的机会,进行了长达七天七夜的长谈。他们从家庭及村中琐事到国内外大事无所不谈,父亲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斗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澄清了祖父对党的土改等政策的一些误解,对其的思想转主起了重要的作用,使他由拥61护旧民主主义革命转而走上支持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

但是,精兵简政的方案在酝酿过程中,有一些议员不赞同,甚至有人奉劝李鼎铭不要提这样的提案。认为正值抗战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这时提出实行精兵简政,是否合宜,值得怀疑。有的说,“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的担心,一来参议会不一定通过,二来共产党不一定接受。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先生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

第一,脱产人员大量增加。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1.4万人,1938年亦仅1.6万人。1939年后,主要是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摩擦,用重兵包围边区,并伺机大举进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导致脱产人员从1939年起直线上升。1941年边区脱产人员达到7.3万人。脱产人员猛增,边区财政支出随之大幅增加。

边区民主政治的一种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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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目睹边区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情况,又想到毛泽东在参议会开幕式上的演说,李鼎铭先生主动同姬伯雄等几位参议员商量,毅然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原文如下:

第二,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锐减。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外援主要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外援在边区的财政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据统计,外援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但是从1940年10月起,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同时对边区实行断邮,国民党对边区的这种封锁政策,造成在当时环境下外援的大部断绝,边区财政极度困难。

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中国共产党一种非正式的民主人士参政议政、民主协商的方式,最初源于抗战时期的士绅座谈会,其初步形成一般认为始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期间。

毛泽东赞延安抗战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慷慨陈词,

提案: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第三,人民负担加重。中央曾经规定,党政军脱产人员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3%,但当时实际已经达到了5.4%,这样势必会增加人民的负担。以人民的公粮负担为例,从1939年的5万石剧增至1941年的20万石。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天下大雨,电闪雷鸣,延川县一位姓李的代县长遭雷击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后来曾说:“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

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邀请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以及李丹生等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上,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向党外人士报告了高干会的经过及所讨论的各项问题,党外人士在听取报告后纷纷提出意见。李鼎铭提出“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李丹生也发表意见,“共产党是爱国的,党外人士也是爱国的,要合为一体”。谢觉哉与贾拓夫对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表示对做得不够的地方将加以改善。

力主边区“精简兵政”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如何克服困难呢?当时的办法之一是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另一个办法就是实行精兵简政。1941年11、12月间,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李鼎铭等11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这个议案经过参议会讨论通过,迅速实施。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这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后,边区所辖的陇东、延属、绥德等分区也相继召开。如在1944年6月马锡五专员主持召开的陇东分区士绅座谈会上,地方士绅、劳动英雄等数十人参加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与批评不下30余件。分区一级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以1944年8月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座谈会影响最大。这次会议历时11天,到会者40多人,会议广泛听取党外人士对于政治、经济、教育、军民关系等各方面的意见。会议进行中,毛泽东、周恩来、王震等先后出席会议并讲话。值得一提的是,会议经热烈讨论除一致拥护毛泽东“十一运动”号召外,还通过了11个提案。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并通过提案,这在陕甘宁边区也是首创。

1941年10月21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时,祖父已任参议会副参议长。当时正值抗战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除了国民 党停发军饷并通过封锁断绝了国内外捐助通道的原因外 ,脱产人员超 群众负担能力也是重要原因。抗战后期,因形势紧张边区增加部队,到1941年,脱产人员达73万,又断了外援,只得完全靠老百姓供养,被迫征收了公粮3万吨,是四年前的15倍。虽然所征数仍只占总产量的14%,低于国统区,却已使许多群众口粮不足。李鼎铭对此忧心如焚,不顾别人“ 引祸上身”的劝告,毅然响应毛泽东主席要求参议员 “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行党内外民主合作,团结抗日”的号召,主动同几位参议员向边区政府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并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大会上坦诚地说 我认为边区民众负担过重,水小鱼大,有害边区政权之巩固;头大脚小的行政机构,应迅速调整,否则不能建立亲民政治。一切工作要深入民间,不然一切都是空的。关于有计划地进行经济 建设的原则,他认为一为“开源”, 二为“ 节流”。而“精兵简政” 尤为实行“ 节流”的有力办法。但“精兵简政” 要在不妨碍抗战建国的原则下求得实行,并非消极地减兵减政,而是要求在纷繁的政治机构上,质量胜过数量,积极提高工作效能 。

办法: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

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

党外人士座谈会不仅在边区、分区召开,也在富县、米脂、子洲、延川等县一级召开。从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6月至12月半年来的报道看,县一级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士绅座谈会就达10次。由此可见,党外人士座谈会已经广泛存在于边区民众的政治生活中,成为边区民主政治的一种新形式。

听完李鼎铭的发言,毛泽东立即站起来,带头鼓掌,走到台前,谈了自己对“精兵简政”提案的看法。他高度肯定了“精兵简政”的意见,赞扬了李鼎铭先生的远见卓识和爱国爱民的热忱。同时,对一些同志不善于与党外民主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乃至对李先生提案进行责难提出批评。李鼎铭听了之后激动地说:“现在强敌逼境,最主要的就是 ‘团结’ 二字,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 他表示坚决与共产党合作。毛泽东主席还将建议内容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加了一段批语 指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由于 毛泽东的推动, 李鼎铭“ 精兵简政”的提案不仅获得一致通过,而且作为边区参议会第81号决议案,交边区政府速办。

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

毛泽东赞延安抗战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边区参议会结束后不久,1941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在边区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经毛泽东提议,在11月15日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组成人员的会议上,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从这以后,在历届边区参议会上,李鼎铭均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直至辞世。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推广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后,经济状况很快得到好转。陕甘宁边区的政府人员精简了三分之一,军队和机关学校又开展了大生产,连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分配种地缴粮定额,周恩来也参加纺纱。此时,李 鼎铭已年过六十,政府不让他干体力活。他却经常下乡,提倡多种洋芋并推广养蚕, 使农民以多种经营改善了生活 。

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1941年12月中旬,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央的指示拟定整编方案,开始了第一次精兵简政,到1942年4月基本结束。经过精简裁减掉了骈枝机构百余处,缩减了工作人员数千名,收获很大。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对精简工作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不多,工作整体上改进不明显。

陕甘宁边区从1941年到1944年,先后经过三次精简,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标,克服了根据地“ 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增强了部队战斗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边区,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

为此,1942年6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十六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第二次精兵简政开始。这次精简工作的重点是建立边区政府本身的工作制度,上级机关也精简了一些人员,但又都充实进了基层组织,实际精简幅度不大。到1942年9月,第二次精简结束。在两次精简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根据中央指示准备进行第三次精简并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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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1942年9月中旬,陕甘宁边区组织人员对之前的精简工作进行了认真检查。这次检查工作实际上是总结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经验,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第三次精兵简政工作做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此基础上,1942年9月下旬,陕甘宁边区专门召集分区专员,延安、安塞、甘泉等县县长,以及其他一部分县、区、乡干部,举行简政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后,大家从思想上对精兵简政工作进一步提高了认识。

肝胆相照,

《精兵简政》提案提出后,果然反应很大。但是,大会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大多数参议员认为精兵简政的提案具有远见卓识,是适时的中肯的。

毛泽东对精兵简政工作一直非常关注。1942年12月,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着名报告,其中再次提到精兵简政。他说,这次高干会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的讲话既指出了过去精简工作的不足,也对今后的精简工作提出了期望,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对精兵简政工作的意义、目的和要求的认识。

真诚追随共产党

毛泽东对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一字一句地抄在笔记本上。他认为,精兵简政虽然是针对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提出的,但是,却从中看到了这是解决目前各个抗日根据地存在的病症的一剂良方。

“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担任公职后的李鼎铭,马上把米脂的房地产全部交给政府,全家迁到延安。毛泽东曾劝他留一点家产,李鼎铭坚定地回答:“一点不留”。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说: “你真是个开明人士哟!” 此后,李鼎铭只靠边区所给的小米津贴和业余行医维持家计 ,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民主参政、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

他在提案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精兵简政,克服了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提高了生产生活水平,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这对中国共产党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讲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后来提到精兵简政这项政策时曾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942年,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访问,李鼎铭出面接待,参观团中有不少人因对共产党心存疑虑,要求李鼎铭谈谈从政感想。李鼎铭说:“在工作中本人毫无困难的感觉。在政府中我为副主席,但同时我又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为人民着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从共产党这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在诚心实意地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深信不疑。”他根据自身感受宣传共产党统战政策,并动员士绅们努力走上自食其力劳动之路。士绅们在李鼎铭陪同下,看到边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二流子、人人参加大生产的全新景象,很受触动。由于他的作用,一些对中共存有敌意的党外知名人士纷纷靠近了共产党。他为抗战期间的统战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后来,《精兵简政》提案提交大会讨论。李鼎铭先生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但是这一过程是不易的,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进行了三次,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了当时的主要任务上,才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就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有中心,工作要有轻重缓急。如果分不清主次,必然手忙脚乱。同时也告诉我们,精兵简政既是一项临时性工作,又是一项经常性工作。所谓临时性工作就是按照计划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精兵简政的任务。所谓经常性工作就是要把精兵简政精神在日常工作中贯彻始终。不然就会出现一次精简过后,时过境迁,死灰复燃,导致精简的成果丧失殆尽。

祖父李鼎铭自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任政府副主席六年有余。他在民主参政、合作抗日、建设边区、保卫边区的各项工作中,为人民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和敬佩,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1947年春,国民党军进犯延安,李鼎铭随政府机关向北转移。行军途中他时而拄棍,时而骑毛驴,随机关的同志们在山间跋涉。许多年轻人看了都肃然起敬。因辗转颠簸和战时条件艰苦,祖父于12月11日,在绥德县义合镇驻地突发脑溢血病逝,享年66岁。边区政府隆重举行了追悼会,中共中央毛泽东、林伯渠等领导同志,边区党政各部门及各解放区都送了花圈、挽联表示哀悼。边区政府还把李鼎铭先生创办的桃镇小学,命名为“ 鼎铭小学”。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批准,1958年在李鼎铭的家乡建立了李鼎铭陵园和纪念碑 。

在对这个提案表决时,得到参议员165票的多数通过,并决议“交政府速办”。《精兵简政》提案终于在参议会上通过了。边区政府根据参议会决议,在第一次政务会议上成立了编整委员会,具体组织精兵简政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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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人物》2009年第10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明确为了长期斗争,准备胜利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1942年9月,毛泽东专门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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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共中央又陆续多次作出关于精兵简政的决定和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样,精兵简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从此,深入贯彻精兵简政,就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包括党政军机关、学校及民众团体普遍地实行起来了。

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对于李鼎铭这一远见卓识的精兵简政的提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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