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萄京娱乐场:近代中学大师怪杰国粹刘文典

2019-10-13 02:57 来源:未知

原标题:“国学狂士”刘文典传记出炉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一位被历史湮没和忽略的文史大师,其学术成就长期不被学界研究和重视,倒是关于刘文典的一些逸闻趣事流传甚广。

民国时期,诞生了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地学术大师。其中有这样一个人: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追随过孙中山,痛斥过蒋介石,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与胡适、陈寅格为友,却又瞧不起闻一多和沈从文。他曾为文人气节而坚守,却也为“五斗米”而折过腰。他呈现在世人面前总是一副狂生地模样,他就是“民国狂人”刘文典

刘文典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国学大师,他具有传统士大夫的傲骨与近代文人的气节,显现出“狷狂”模样,他内心追求的却是独立与尊严。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国学大师刘文典生平。

邋遢,孤傲,放浪形骸,是典型狂人刘文典形象写照,世人能够记住他不仅是因为他博学、满腹经纶,更是因为他的“狂”,他的狂亦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如今不得不感慨“刘文典世间已无真狂人”。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刘天民。其父刘南田,经商为业,刘文典幼年就被送进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刘父希望儿子能够学会“洋文”,今后可与外国人做“大买卖”。1906年,刘文典慕名进入芜湖安徽公学读书,安徽公学的前身为晚清教育家李光炯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旅湘公学堂,因聘请革命党人黄兴、张继、赵声等人任教,被清政府以“结党谋逆”之罪通缉,旅湘公学堂在长沙难以为继,1904年被李光炯迁回家乡芜湖继续办学,改为安徽公学。李光炯诚聘了陈独秀、刘师培、苏曼殊等一批革命志士和专家学者到安徽公学任教,宣传进步思想,培养进步青年,很快使安徽公学声誉鹊起,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使芜湖乃至安徽成为响应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刘文典,安徽怀宁人,原名文聪,字叔雅。少年时勤奋好学,当时还是教师的陈独秀和刘师培对刘文典很是欣赏。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青年时代的刘文典满怀激情,回国担任《民立报》的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再度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1917年,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邀请下,刘文典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主攻校勘学,从此踏上治学之路。而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至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

在刘文典幼年时,家里就请了私塾先生与美国基督教会院士,教他经书、古文与英文,所以刘文典很早就接触到了中国古典和西洋文化。后来刘文典就读于芜湖安徽公学,受教于陈独秀、刘师培等名师。在此学习时,刘文典接触到了当时的进步思潮,后来,他东渡日本留学,结识了章太炎先生,成为章门弟子。

刘文典好似魏晋风骨式的人物,可坐地扪虱,视万物于无物。刘文典老先生的狂是发自内心的自信,和灵魂深处的文化积淀与底气,所以后人才称他为“民国的底气”。

2018年是安徽大学创建90周年,也是国学大师、安大创校人刘文典逝世60周年。近日,40万字的《刘文典传》由安徽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汇集作者十余年的研究成果,将以大量第一手材料澄清有关这位“国学狂士”的诸多传闻。

刘文典因聪明好学,国学功底深厚而颇受陈独秀、刘师培等老师的赏识,而刘文典也在思想上、治学上深受恩师们的熏陶和影响。1907年,安徽公学也逐渐被清政府注意,随着刘文典所崇拜的刘师培、陈独秀和苏曼殊先后去日本留学或从事革命活动。刘文典受他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也就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9年刘文典又踏着老师们的足迹,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东京高等学校。在东京留学期间,刘文典常去听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讲座,深悟其治学之道,与一些革命党人相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1912年,刘文典从日本回到上海,在革命党人于右任创办《民立报》担任编辑,从事一些翻译工作,以锐利的目光和犀利的笔法,采写了一些鼓吹革命、倡言共和以及讨伐袁世凯的文章。

刘文典算是民国时国学大师一派里的表率,有风骨,重学识,勤治学,纵观其一生行事为人,不外乎才、傲、雅三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回国担任当时具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民立报》编辑和英文翻译。时隔不久,刘文典与范鸿仙等人赴安徽芜湖,决议成立讨袁第一军、第二军,酝酿讨袁行动。后来“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通缉革命党人,刘文典不得已再度赴日本。

刘文典老先生20岁出头就到北大任教了,而且深得胡适先生欣赏,胡适先生是刘文典为数不多的良师益友。在北大任教的刘文典正好赶上了北京大学整理古书古籍运动,刘文典作为古典文学的资深研究着,踊跃参加到活动当中。先后校勘整理古籍《淮南子》、《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不得不说的是刘文典所做的《庄子补正》,煌煌十卷,极具灼见,奠定了其他在国学界独一无二的地位。

刘文典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新青年群体”中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早年就读于安徽公学,先后加入岳王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1908年底,赴日本留学,接触到西方进化论等新思想,积极进行传播实践。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担任中华革命党党部英文秘书,继续为民主革命鼓与呼。1917年,经陈独秀引荐,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转向学术领域,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先后著成《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著作,得到胡适、陈寅恪等学者的高度评价。

1913年3月20日晚22:45分,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候车欲前往北京之时,遭刺客枪击不治身亡,当时刘文典就在其身边,手臂也中弹,所幸没有大碍。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中华民国的创立者之一,有中国“宪政之父”之美誉,其不幸遇害身亡,导致中国历史走向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宋教仁案”也成为民国时期的一桩公案,其幕后指使者至今尚无历史定论。

刘文典的治学生涯始于一九一六年。由于对国内现实的失望,刘文典转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治学上。到北大之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淮南子》校勘上,经过多年努力,一九二三年,皇皇二十一卷《淮南鸿烈集解》终于问世,,刘文典声名大振,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刘文典并没有就此满足,此后又开始了《庄子》和《说苑》等经典的校勘工作,一九三九年《庄子补正》(共十卷)出版,陈寅恪为之作序:“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刘文典对这部作品也颇感骄傲,曾放言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刘文典虽然语言有些放诞,但治学之严谨广博却是不容置疑的。据钱穆弟子李埏回忆,四十年代他在昆明时曾借阅过刘文典一本大唐三藏法师取经的书,书中刘的批注,除了中文外,还用日文、梵文、波斯文、英文等作了注疏,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所谓“一字之微,征及万卷”不外如此。

1914 年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孙中山任总理。刘文典经人介绍,任中华革命党党部秘书,主要负责孙中山英文电报的起草工作。袁世凯倒台后,刘文典回国,经陈独秀引荐,在北京大学担任预科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教员。

他曾狂妄的说“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他深深的崇敬尊重陈恪寅,却毫不避讳的调侃嘲笑沈从文,说如果陈先生值40钱,他刘文典则值4钱,而沈从文只值得四分钱;他曾当众与蒋介石对骂对打,试问,民国之人有几人如他、历史又有几人如他?

新出版的《刘文典传》共40万字,以刘文典的成长经历为脉络,重点展现其特立独行的个性、严谨治学的精神,为读者呈现一位不畏强权、甘于寂寞、狂狷不羁、热忱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民立报》立即遭到查禁,刘文典也被迫流亡日本,在东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并开始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参与处理繁杂事务,多方联系革命党人,积极奔走呼号,鼓吹再造共和,一干就是三年。二次革命失败是民国史上不幸的开端,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依法治国等建立民主国家的举措,都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代之而起的是军人干政,引致兵祸连连,军阀混战不断,国家面临四分五裂之危险境地,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葬送。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渺茫的中国前途,刘文典感到苦闷、彷徨和失望,逐渐开始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术研究,潜心研究学问。

恃才傲物,刘先生算是个中典型。但他的傲是有原则的,一为气节,二看学识

1926年,刘文典在安徽致力于筹建安徽大学,安徽大学成立后,刘文典被推举为文学院筹备主任,并代行校长之职,主持校务。后来因在维护学生利益时顶撞了蒋介石,于 1928年辞去了安徽大学职务,重回北京大学任教。

刘文典活在完全自我的境界里,潇洒随行,无烟不欢,爱憎分明,至此不禁再叹,刘文典世间已无真狂人。

本书作者章玉政系新安晚报编委、策划运营中心主任,高级记者。他于2007年开始关注、投身刘文典研究,先后推出《狂人刘文典》《刘文典年谱》等成果,并主持省社科规划项目“另一种抗战:新发现刘文典史料研究”等。十余年来,他广泛搜集与刘文典有关的档案、报刊、口述等第一手资料,致力于匡正诸多历史传闻,为读者描绘出一个真实的“狂人刘文典”形象,并对转型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与心灵史进行了深入的叩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1916年刘文典从日本回国之后,正直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遂介绍27岁的刘文典到北京大学任教,由此开始了他大学教学和著书立说之生涯。当时的文科办公室被称之为“卯字号”,两只老兔子是己卯年出生的陈独秀和朱希祖,三只小兔子是辛卯年出生的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

自古文人晓大义者众,能行之者寡。在那个战乱纷飞地年代,每一次地选择刘文典都能坚守底线。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请他讲课和去伪政府做官,曾在日本留学的他拒绝用日语和日本人交流,并痛斥周作人的叛变。而后出逃南下,赴西南联大艰苦之地为中国教育延续火种。在49年解放前夕,胡适已为刘文典办好了入境美国的签证并安排妥了住所,劝其离开大陆,刘先生一句“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选择了留下。

1942年,有西南联大的学生请刘文典到普洱的磨黑讲学。后来因小人诬陷,西南联大解聘了刘文典,但不久刘文典就在友人的推荐下到云南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刘文典选择留在云南大学任教,与家人留在了云南,一直到去世。以上是刘文典生平介绍。

刘文典为何看不起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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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刘文典在老师陈独秀的影响下,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编辑部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了《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富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外国学术论著。

一九二八年,安徽大学学生在看戏过程中与附近女中发生冲突,后遭到军警弹压,引发了一场学生风潮。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表示可以道歉但拒绝省教育厅开除学生地处罚。此时,蒋介石途径安庆,特地提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并要召见刘文典“训话”。刘文典对蒋直接介入学校具体事务十分不满,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使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蒋介石一行到达安徽大学后,只见学校里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既无欢迎标语,也不见师生列队,刘文典更是衣着邋遢,素来讲究礼仪的蒋介石大声喝问道:“你就是刘文典?”刘文典傲然反问:“你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怒斥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学生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大声反驳:“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这时,蒋介石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我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谁知,刘文典也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蒋骂刘是“老封建”,刘骂蒋是“新军阀”。末了刘文典又说:“你是带兵打仗的,把军队管好就行,大学不是衙门,大学里是我校长说了算!”

刘文典轶事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有传闻说刘文典与沈从文关系不和睦,其实沈、刘二人往来不多,应是相安无事,但刘文典喜欢针砭时弊,语言锋利,而沈从文性格腼腆、资历稍低一些,二人同在中文系任教,于是沈先生可能就成为了刘文典奚落的对象。刘文典为何看不起沈从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件事情上面。

刘文典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一面认真教学,一面进行学术研究,教一门精一门,精一门再钻一门。在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指导之下,北大沙滩红楼内学术氛围浓厚,各种学术流派纷呈,学术思想极其活跃,各种创新和守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尖锐,刘文典深知自己资历尚浅,又无洋博士学位,要想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住脚,没有真才实学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以及形成自己独到的学识是不大可能的。他在浩繁的古代典籍中,选定古籍校勘和注疏学进行研究,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子部,在诸子著作中,他又首选《淮南子》进行深入研究。

一句“大学不是衙门”,把刘文典骨子里的狂与傲显露到了极致。

刘文典一生针砭时弊、恃才傲物,是一位怪杰,一生中却有一次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棍棒”。刘文典说:“我一生除了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这位老和尚是谁呢?

沈从文授课非常认真,受到了学生的欢迎。1943年,西南联大聘请沈从文为本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月薪360元。听闻此事的刘文典很生气:“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表达了心中的不满。

《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和阴阳五行等思想的重要杂家著作,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文学性,其中提出的“道”和“气”之学说,反映了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书中也包含不少自然科学史材料和一些封建迷信的糟粕,由于深奥难懂,除东汉高诱有《淮南鸿烈解》之外,历朝历代很少有人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注本更是鲜见。刘文典因此潜心研究《淮南子》,从音韵、文字、训诂、版本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矢志不移,几易其稿,1923年,刘文典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研究《淮南子》的代表作,安徽老乡胡适教授为刘文典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撰写了序言:“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国故整理也。淮南五书,折衷周秦诸子?其自身亦可谓结古思想之总账也。”

新葡萄京娱乐场,刘文典学识渊博,对自己的学问相当自负。在完成《庄子补正》后,曾放言:“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时,一次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也去旁听,“他讲书,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他仍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的时候,总是抬头张目向最后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人为之暗笑。”吴宓一向自视甚高,但对刘文典的学问却是十分佩服的,一九四二年他在日记中记录:“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可见刘文典盛名不虚。

刘文典任教清华大学时,遇到一个佛学上的难题,需要解决难题,北京西山的香山寺藏经阁藏有大量珍贵的佛经资料。刘文典决定去香山寺查阅资料。虽然他不是佛家子弟,但是主持特许他借阅书籍,借书前,住持将本寺的借书规定讲述了一遍。住持走后,刘文典在念经堂看书到深夜,他有些疲倦了,见室内有一张空床,刘文典就躺在床上看起书来。不知不觉中睡着了,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在地上了。住持本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非常生气,拿起扫帚就打过来。吃过一顿“棍棒”之后,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住持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大师架子,也就转怒为喜。

抗战初期,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昆明,昆明的防空力量较弱,每当飞机来袭,昆明就会拉响防空警报,警报一响起,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就都往郊外跑,这叫做“跑警报”。有一次警报响起,刘文典与众人一起跑出校园,突然他想起陈寅恪还在后边,于是赶紧回头,找到视力不佳的陈寅恪,扶起他就向外跑,快跑到郊外时,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人群里,便上前说道:“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这可以看出刘文典为何看不起沈从文。

继《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后,刘文典在学术上更加发奋不止,又继续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庄子补正》、《说苑校补》和《三余札记》等著作也陆续出版,其中《三余札记》为笔记体,以三国时期董遇的“三余”读书之“冻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寓意,记录自己平素积累的一些治学心得和体会,从中可以窥见刘文典的勤奋不殆的专研精神,在学术界声誉渐隆。

刘文典自己是从事国学研究的,却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认为新文学创作不是学问。正是基于这种学术上的歧见,他对从事新文学教学写作的沈从文一直很是不屑。在西南联大时,有一个段子流传甚广。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日本飞机经常到昆明轰炸,师生看到五华山上红球升起,便放下手中的活,开始跑警报,到防空洞里躲避日机轰炸。一次刘文典看到沈从文夹在人流中跑警报,很是不屑地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什么跑啊!”可见刘文典当年对沈从文的成见有多深。但由于性格和对刘文典的尊敬,沈从文对此事一直保持着沉默。

从件刘文典轶事中,他们不打不成交,这次事情之后,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不久,住持到清华大学拜访,刘文典还专门设素斋招待。刘文典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面对强权敢于以身犯险,而失信于一个普通的佛门中人却甘愿挨打,这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的可敬之处。

通过这两件事情,便得知言语锋利的刘文典一定得罪了沈从文,但是这些故事都无足考证了,所以也不能妄言评论二人的关系,只有刘文典与沈从文先生的学术造诣是不可忽视的。

《庄子补正》是刘文典的另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共10卷,耗时10年完成,于1939年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出版,国学大师陈寅恪欣然为之作序:“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慎矣,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给予刘文典“庄子专家”之美誉的称赞。

刘文典其狂如此,却并不惹人厌,在他身上有着魏晋名士的风流雅趣。

刘文典怎么死的

刘文典瞧不起新文学

《庄子》乃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蕴含绝妙高深的哲学思想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行文汪洋恣肆、瑰丽诡谪、意出尘外,是中国古代典籍之中的瑰宝。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其想象力极为丰富,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一些微妙难言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庄子》被称之为“文学中的哲学,哲学中的文学”,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影响。

刘文典先生上课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5点多才下课,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民国时期国学大师,人称怪杰国粹,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1958年逝世。他在有生之年潜心研究古典文学,为人狂傲不羁,不受世俗约束,他可以活在纷乱的民国,却熬不过红歌嘹亮的年代,那么清高孤傲的刘文典怎么死的呢?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动荡的年代总会出现各类奇才。就如民国时期的文坛一样,民国是中西方文化、中国古典文化与新文化相碰撞的年代,那个年代迸现出了一个个文学怪才,其中比较耀眼的就是代表古典文学的典型代表—刘文典。为什么说刘文典代表的是古典文学呢,因为刘文典瞧不起新文学。

刘文典长期研究《庄子》,尤其是《庄子补正》出版之后,使其名声大噪,原本就恃才傲物的他,更是狂妄到了极点,以致口出狂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就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那半个是冯友兰。”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但在近代名士之中,刘文典当属比较特殊的一个,其老师刘师培就以“怪”闻名,刘文典比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当时人们常以“狂傲”来形容或评价他,刘文典自己也并不否认,他也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但刘文典也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陈寅恪和胡适就不在此列。

马逢华在《教授写真》中记录了刘当年讲座时的盛况:“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面灯光通亮,摆着临时搬来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身穿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从容饮了一盏茶,然后霍然站起,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

那时,刘文典老先生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全国上下各大高校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序幕拉开,刘文典老先生就成为了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之一,他的古体诗也遭到莫须有的污蔑,被视做反动诗。1957年,刘文典先生被视为右派,遭到批斗,直至1958年的交心运动。但是刘文典的性格是绝不允许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1958年云大贴出他的大字报,但是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做法被刘文典嗤之以鼻,刘文典总是用轻蔑和不屑的态度对待这些侮辱,这就致使刘文典成为被批斗的中心,当时云大的党委书记还在大会上公开强调,刘文典是中文系难以攻克的堡垒。虽说刘文典放纵傲然的性格会让他无视这些污蔑,但是一次次的批斗让这位近7旬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了创伤。

说刘文典瞧不起新文学是有依据的,因为刘文典一直研究的就是古典文学,他曾口出狂言“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虽说这句话似疯人疯语,但是就连陈恪寅教授都赞叹他对《庄子》的认识之深。

有这样一则轶闻,可以看出刘文典的狂傲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西南联大时期,学校拟提沈从文为教授时,唯刘文典愤愤不平,“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角钱!”“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是教授,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刘文典如此对待自己的学生,其为人可见一斑。刘文典还狂妄的宣称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冯友兰,他和唐兰只能算半个,刘文典以这样的言论示人,把西南联大所有的教授都得罪了,以致刘文典因吸食鸦片被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解聘时,竟无一人为之说情。

可惜,1938年以后,曾经目空一切的大师消沉了。

关于刘文典怎么死的,除了精神上受到摧残之外,刘文典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众所周知,刘文典先生是一位无烟不欢的老烟枪,早在西南联大任教授的时候就嗜烟如命,烟杆和烟袋是他的标配,讲到兴奋之处,就“吧嗒、吧嗒”吸上两口,有他在的课堂上每每都是烟雾缭绕,但是谁教他博学广识,狂妄又不失幽默,很多学生偏偏爱听他的课。不过常年累月这样下来,他的身体就受到了伤害。在受批判期间他被查出肺癌晚期,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刘文典并没有公开病情,逃避批判,面对那些污蔑他依然昂首挺胸。最终在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先生病逝于昆明。

刘文典瞧不起新文学是因为他对古典文学的狂热,让他心里只能装得下古风古韵。那刘文典是怎样瞧不起新文学的呢?他不仅很抵触新文化运动,排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而且瞧不起以白话文成就而出名的沈从文,他从不掩饰自己瞧不起新文学。沈从文还曾遭到刘文典的公开侮辱,并且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一次跑空袭警报时,刘文典遇到同样跑警报的沈从文,就正言厉色地对沈从文说:“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沈从文尴尬不已,但是并未计较,后转头走了。

刘文典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颇具语言天赋,通晓英、日和德等多国文字,视野开阔,涉猎广泛,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不断地进行翻译工作,将叔本华、布哈林等人的哲学著作、史学著作和社会学著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所开设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五所不包。先后讲授过“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游记研究”、“庄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龙”“史通”、“文赋”、“今古文研究”、“玄奘传校注”、“温庭筠李商隐诗”“陶渊明”、“中国化的外国语”等课程,且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的大儿子刘成章请愿国民政府积极抗日,严寒季节卧轨三晚,感染风寒而英年早逝。祸不单行,他的两个兄弟,也是这时先后在湘西病故,母亲也逝世于故里。他开始沉迷于吸食鸦片。抗战时期,昆明物价飞涨,1942年春,普洱大盐商张希孟,提供巨额酬金,另外还付以足量鸦片,欲请刘文典为其母撰写墓志铭。刘文典欣然允诺,此举立即受到同仁的鄙弃。此外,刘文典此次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因此,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就把他开除了。被清华大学开除,也意味着被西南联大开除。

对刘文典的评价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刘文典瞧不起新文学,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朴实随性,狂狷耿直倒也不失可爱。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刘文典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黄金时期。刘文典的一个学生回忆,他曾经向老师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批注,注文中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可知“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刘文典在课堂上也常常有惊人之语,有学生向其讨教作文之诀窍,刘文典随口说道:“只需注意观世音菩萨即可。”学生迷惑不解,刘文典解释,“观”是要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懂得人情世故;“音”是要讲究音韵;而“菩萨”就是救苦救难,有为百姓伸张正义,服务百姓的菩萨心肠。刘文典的这一写作秘诀,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回迁,刘文典对鸦片的依恋,竟然让他舍不得离开云南了。建国后,他戒了鸦片,改抽起了大重九。他在云南大学成为云唯一一个一级教授,参加了九三学社,当了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还接受了思想改造,他说自己在新中国很舒适,说自己重获新生。

刘文典,是安徽合肥人,曾在北京大学、国立安徽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是一位杰出的国学大师、文史大师,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善于狂言妙论、见解独到,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副“狂生”模样。那么世人对刘文典的评价又如何呢?

刘文典怒踹蒋介石

1927年夏,刘文典受安徽省政府之邀抵达省政府所在地安庆,与其他十几人组成了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筹备安徽大学的建校工作,刘文典被推举为文学院的筹备主任,1928年2月安徽大学开始招生,标志着安徽大学正式成立,刘文典是以文科主任之身份行使校长职权,主持学校事务,根据安徽大学校史记载,刘文典校长任期是从1928年4月至1929年1月,“校长”任期尚不足一年,就因“安大学潮事件”与蒋介石发生争执而遭解职并被关了7天监狱。

1949年7月11日,刘文典在云南大学开了个讲座题目叫《关于鲁迅》,讲座间嬉笑怒骂,把鲁迅的短处说了一通。可是他不知道,此时的刘文典还是那个埋头著书刘文典,而鲁迅却早已不是原先那个鲁迅了,鲁迅已经被拔高到“现代中国圣人”的地位了。“骂鲁迅”的行为在云南报界引起强烈反弹,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当地报纸先后发表了二十七篇“讨伐”刘文典的“战斗檄文”。1956年10月,云南大学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刘文典应邀再作《关于鲁迅》的演讲。讲的内容,是鲁迅小说如何揭露国民劣根性,比如国人看杀人时的麻木、祥林嫂的砍门槛以及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实质一致”。

刘文典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时,不把朱自清、沈从文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

一副金丝框圆眼镜,一撇随性小胡子,一袭青灰色长布衫,这就是文史天才刘文典,敢怒踹蒋介石的刘文典。刘文典是民国时期最恃才傲物的一位大师,虽然现在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但在民国时期,刘文典那是大名鼎鼎的一位人物,不仅是因为刘文典看不起沈从文,闻一多等具有声望的大师,而且因为刘文典怒踹蒋介石。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28年11月23日,因安徽大学有学生欲进入隔壁安庆女中观看文艺演出受阻,进而演变成学潮,时值新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莅临安徽省政府视事,闻安徽大学发生学潮,立即召见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训话,指责刘文典治校不力,刘文典自视甚高,蒋介石携新任国民政府主席之威,两人一见面就展开了唇枪舌战,关于这场冲突,有各种版本场景描述在坊间流传,但多数为名人轶闻趣事之类,不足为信,但刘文典以文人之狂顶撞国府主席蒋介石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致蒋介石下不来台,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将刘文典送入监狱关押,幸蔡元培、陈立夫等人从中斡旋,刘文典在关进监狱七天之后就被释放。

反抗权力的机会,也是权力赐予的。试想,目空一切的刘文典,在夜深人静之时,是否会对自己的狂妄自大感到羞愧?是否会因为出言伤人而感到自责?是否经常感叹文人在金钱和权势面前的无力感?

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他内心追逐的永远是独立与尊严,坚守的是对社会命运的思考与悲鸣。

相传刘文典怒踹蒋介石是在在他任安徽大学校长的时候,那时正值学生风潮势头比较强劲,1928年11月,安徽大学也爆发了学潮。为镇压学潮,蒋介石亲临安庆,于是就要召见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的刘文典。但刘文典是何许狂人也,怎能让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呢,哪怕是你蒋介石。于是当下他便高呼“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不仅如此,在与蒋介石见面之后,刘文典在气势上也一分不退让,对蒋介石竟以“先生”相称,而且在蒋介石向刘文典要学生运动敏感党员名单时,刘文典以强硬的态度拒绝给出,还骂蒋介石是“新军阀”。一直压抑愤怒的蒋介石终于爆发,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响亮的耳光。刘文典当然不甘被打,当众跳起一脚踢在了蒋介石的肚子上。蒋介盛怒之下要枪毙他,并当场羁押,不过最后也只是关了他7天,然后就给释放了。

刘文典乃一纯粹的学者,并不擅长学校行政管理,在安徽大学期间并无多少建树,实际主持学校事务不到一年,而校长的身份也只是以文科主任代行校长职权,并没有安徽省政府的正式任命书,刘文典之所以能引起国人瞩目,全赖于他与蒋介石之间的“争斗”,一个大学校长与国家领袖之间的“全武行”,不能不吸引国人的眼球,刘文典之大名之所以没被历史完全湮没,就是因为这段历史“轶闻”的缘故。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突发脑溢血离世。

对刘文典的评价的重要一部分便是刘文典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刘文典一生治学严谨“一字之微,征及万卷”便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刘文典学识渊博,一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讲授的课程有《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杜甫研究》、《史通研究》、《校勘学》、《文选学》等,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并且做出了重要贡献。刘文典的主要着作包括《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群书校补》、《杜甫年谱》等,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新葡萄京娱乐场:近代中学大师怪杰国粹刘文典是怎么死的,敢与蒋介石(Chiang Kai-shek)怒怼的大学校长。之后刘文典怒踹蒋介石就在坊间流传开来,不同的人便有了不同的评价,但是无论世人如何评价,刘文典始终是一个被人崇敬的人物,因为他为人坦荡,敢于开口,这就是真君子吧。

安徽大学事件之后,刘文典应蔡元培之邀,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不久,刘文典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出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代理主任,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兼课。1932年夏,清华大学组织入学考试,身为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商请陈寅恪拟国文试题,陈寅恪不仅出了《梦游清华园》的作文题,还出了对联题“孙行者”要求学生应对下联,此对联题看似简单,实则不容易答对,这道对联题竟考糊了不少考生,以致怨声载道之声不绝,成文民国时期的一段趣闻,至今仍在流传。

世间已无真狂徒!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因故没有随清华大学撤离南下,而是滞留北平,日本人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或在日伪政府里做官,他都以各种理由搪塞拒绝,甚至拒说日语,以示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满和抗议,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但刘文典一家的生活却也陷入困顿之中,1938年下半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刘文典一家逃离北平,取道天津、香港等地辗转南下,几乎转了大半个中国,历经各种磨难才抵达昆明,随身携带的家庭财产和图书资料尽失,只剩一身破烂衣裳了。来到大后方的刘文典,被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聘为教授,又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战时的昆明,物资极度匮乏,日军空袭不断,刘文典的母亲和两个兄弟也相继去世,由于积蓄在南下途中尽失,囊中羞涩,此时的生活也处于穷困潦倒之中,导致刘文典精神上极度苦闷和消极,竟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以此来麻醉自己。尤为让人惋惜的是,刘文典1942年4月的普洱之行,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刘文典应大盐商之邀,前往普洱为盐商之母撰写墓志铭,可获一笔润笔费,并提供一定数量的鸦片,刘文典弃西南联大的教职于不顾,长期离校在外,导致中文系教学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引起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闻一多的不满,进而又影响到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当时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尤其是系主任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闻一多和冯友兰联手决定解聘刘文典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教职,尽管刘文典回到昆明找闻一多大闹一通,却也于事无补,刘文典最终未能回到西南联大上课。1943年,刘文典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到云南大学执教,一直担任文史系教授,再也没有变动,直至终老于昆明。

新葡萄京娱乐场:近代中学大师怪杰国粹刘文典是怎么死的,敢与蒋介石(Chiang Kai-shek)怒怼的大学校长。1948年4月,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首批81名院士产生,这些院士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最出色的精英人才,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其中,以刘文典的学术成就,当选首批院士当没有什么悬念,但他为什么落选了呢?不但落选而且还差一点没有进入候选者名单之中,这其中与王叔眠的力阻有一定的关系,王叔眠当时只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尽管当时只有33岁,却对《庄子》颇有研究,其所著《庄子校释》一书,194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王叔眠对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一书颇有微词,在自己的著作中批评《庄子补正》中的种种错讹,“引书之疏漏,尤不可胜举。”

尽管王叔眠风头正盛,但毕竟缺少一定的话语权,倒是王叔眠的老师傅斯年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当时傅斯年尚在美国治病,傅斯年忿然指出:“彼曾为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在此关键时刻,刘文典的“糗事”又被重提,王叔眠攻其学术软肋,傅斯年攻其道德缺憾,以致其他人无话可说,落选中华民国首任院士,亦在情理之中。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刘文典的好友胡适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都被刘文典婉言谢绝了,继续留在云南大学教书并进行学术研究。

新中国诞生后,尽管百废待兴,但却显生机勃勃,刘文典深受鼓舞,他也开始振作起来,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中。时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校长的李广田对他关心备至,为他提供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专门为他配备了助手和工作室,让他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1956年还被评为云南省唯一的一个国家一级教授。

刘文典在云南大学先后开设了“温李诗”、“杜诗研究”、“文选学”、“校勘学”、“文赋研究”等新课程,重讲和编印了“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等等,在助手的配合之下,撰写《杜甫年谱》、《群书校补》、《王子安集校注》等著作,可惜这些工作,刘文典生前并未能全部完成。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病逝于昆明,死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脑溢血,另一说死于肺癌,享年69岁,临终遗言,家中典籍珍藏悉数捐献安徽大学,骨灰送回家乡。家人遵其遗嘱,将其骨灰葬于安庆城郊。刘文典之墓地,近几年已被安徽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作为安徽历史名人予以保护。

刘文典的墓碑两侧,竖立着刘文典老师章太炎当年为其题写的一副对联:“养生未及嵇中散,疾恶真如弥正平。”上联是劝弟子改掉缺点,下联是赞弟子人格气节。这幅对联正是刘文典顶撞蒋介石之后,刘文典看望老师章太炎时,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弟子题写的,师生二人却有几分相似,当年章太炎不畏权势,怒斥袁世凯称帝,即使被袁世凯囚禁也绝不屈服,刘文典也颇袭乃师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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