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2004年晚清政治史

2019-10-13 02:57 来源:未知

原标题:邱志红: 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在晚清经济史研究中,财政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的其他各个方面都与财政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就决定了财政史研究有其更为突出的意义。1991年以来的十年中,晚清财政史研究无论是宏观整体的把握,还是微观细节的探究,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本文试从几个方面对之予以概述。

晚清政治史向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内容,经过20世纪的风雨历程,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分支学科。上个世纪末,姜涛先生曾经就1949-1999年50年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做了系统的评述,[1]总结了以往研究的得失利弊,明确了该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新世纪以来,随着近代史研究的重心逐渐下移与社会文化史等新学科的勃兴,晚清政治史的研究逐渐有所冷落。同时,又因为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对成熟而起点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实属不易。即便如此,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当然晚清政治史研究也不例外。本文拟对近五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略做述评,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摘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专题:边疆危机、甲午战争前后的国际关系、清末十年的中外关系、在华外国人与晚清外交以及外交制度与外交机构。从研究的时间特征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5年;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从1977年到现在。第一和第三阶段学术成就巨大,而第二个阶段基本没有什么学术成就。

2003-1004年晚清政治史研究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研究的视角从下层革命活动转向上层政治行为,较多地关注了统治阶级的群体结构及其政治活动,而对以往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如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等,有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相关的边缘研究的趋势;二是与近代史学界近年来的基本研究趋向相一致,在时段上也有下移的趋势,清末新政成为研究的重点;三是与前两点密切相关,有一个从事件史逐渐回归制度史研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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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门着作与资料整理

一、 革命史研究的淡化与边缘化

关键词:中外关系 边疆危机 甲午战争 外交制度 外交机构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

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十年来,经济史学界出版了一批较有分量的财政史专着,并搜集整理了部分财政史资料,这是晚清财政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就。周育民着《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是此间专就晚清财政问题进行研究的力作。该书将晚清财政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之下,以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主线,对晚清各历史阶段的财政状况予以宏观论述[1]。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一书则从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的互动、互制关系着眼,对晚清财政制度、财政管理体制、财政收支、财政改革等情况作了深入探究[2]。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太平天国政权的财税制度与政策。书中对“照旧交粮纳税”、“业主收租”、“着佃交粮”等田赋政策详加考察,并具体分析了工商税与捐费[3]。其他经济史与财政史着作中,亦有专门章节探讨晚清财政情况的,在此不予赘述[4]。

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曾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名,不仅是晚清政治史而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在逐渐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渗透与扩展,为认识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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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是以往学术界研究较多的课题,研究起点较高,只有在发现新资料或开拓新领域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所进步。华林甫的《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1] 一文,通过对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中文地图的考察,认为至少有六幅是清军用于镇压早期太平天国的原始地图,其中五幅系清军围攻永安州的军事地图,一幅系长沙攻守形势地图。作者结合文献记载,考定了各图绘制时间,并订正了关于1851年永安北路清军驻兵总数、“古束”地名的写法、长沙兵勇壕坑的实际走向等问题的一些流行看法,对于早期太平天国史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关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相关的边缘研究的倾向很明显。董丛林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2] 一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文具体考察解析了太平天国时期的谶谣现象,认为谶谣盛行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一。当时的谶谣,在题材上主要是围绕清朝与太平天国争斗事体者,有从宏观上预言战乱形势者,有对战事胜负成败的预言者,有涉及对有关人物之于战局和时势作用的预言者;在形式上则多种多样,有童谣、谶语、谶诗、碑谶、图谶等。谶谣的流布与盛行,固然与当时战乱之下社会动荡、人心惶惑、迷信氛围浓烈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同时也是清朝政府与太平天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利用谶谣作为特殊的舆论武器的结果。

邱志红

具体财政问题上,也有不少专着出现。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指出,晚清赋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盐税商税收入增加,地丁正额地位则相应下降[5]。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认为,清代俸禄制度“包含着近代社会俸禄制度的新内容和新变制”,晚清社会的大变动导致了俸禄制度的大变更[6]。许毅等学者合集体之力,撰成一部专题论文性质的外债史专着,对外债、赔款、外国资本侵略等诸多问题作了研究[7]。曹均伟、方小芬则从利用外资的角度出发,从相对积极的层面去理解近代中国的外债问题[8]。陈诗启在其海关史专着中指出,海关税收的增长确实使清政府的财政赤字状况有所改观,但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又通过海关逐渐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9]。戴一峰亦对近代海关与财政的关系问题予以探讨,认为近代海关典型地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列强扩大对华经济侵略,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工具,又是列强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的样板。”[10]

关于太平天国与晚清政局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晚清中外关系史(1870-1911)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期。这个阶段老一辈学人广泛搜集中外文资料,对于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框架。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阶段学术界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影响,基本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可言,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停滞不前。第三个阶段是从1977年到现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学术领域百花齐放,晚清中外关系史方面中外文史料,已刊未刊史料,都相继出版、开放,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现把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晚清中外关系史的主要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朱东安关于曾国藩集团研究的着作。朱东安在长期研究曾国藩、曾国藩幕府的基础上,推出新着《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3] ,系统地论述了曾国藩集团崛起的历史背景,曾国藩集团的社会成分及思想、政治基础,曾国藩集团的内部关系及其形成、发展的大致过程,曾国藩集团得以战胜太平军的主要资本,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政治对策,以及曾国藩集团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以往对曾国藩集团的研究,多局限于个别人物或某一侧面,该书则通过对晚清咸同时期太平天国、清政府及曾国藩集团三方国内主要政治势力的综合考察与研究,从而对曾国藩集团崛起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

作者简介:邱志红,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文章原刊:《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史学研究公号。

资料整理方面亦取得了丰硕成果。刘聚星、林宝清编写了《中国财政金融年表》的清代部分。该书以《清实录》为主要选编范围,辅以其他史书与类书,第一次以年表形式将财经资料汇编成书,实为财政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参考工具[1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分别组织编写了清代外债史资料着作。前者以清政府正式文件记载为主,报刊书籍中反映的一般材料均未采用;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书的不足,几乎搜集了所有相关档案材料,可谓全面完整[12]。汤象龙爬梳清政府军机处档案中海关监督的6000件报销册,将其整理成118个统计表格,清楚地再现了全国海关与地方各关的税收及其分配情况[13]。地方海关方面,拱北海关主持编写的《拱北海关志》与《拱北关史料集》、莫世祥编《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等一批资料均于1998年出版。

太平天国史研究虽然已成冷门,但仍然有一些具体的考证性研究成果值得注意。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初冯云山所创建的宗教组织,一般认为其名叫“拜上帝会”,这似乎己成不易之论。夏春涛通过考证发现,冯石山创建的宗教组织其实名为“上帝会”,而不是“拜上帝会”。同时,他还指出,太平天国对其宗教没有正式命名,间或称为“天教”,根据“拜上帝会”这一所谓的宗教组织名称推演为“拜上帝教”,也有欠妥当。[2]

一、边疆危机

关于戊戌—庚子政局的研究

摘 要:

晚清财政发展演变的基本状况是个宏观而复杂的问题,但可以通过对不同时段和不同区域财政情况的论述来“各个击破”。十年来,学者们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着笔,对晚清财政状况进行了探讨。

《天朝田亩制度》历来被视为太平天国主张平均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反映农民土地要求的农民革命纲领。王国平通过考察太平天国起义酝酿过程的宣传活动及其主张,探析上帝教的教义,并与中国历史上曾使农民获得私有土地的均田制比较,认为所谓“平均分配土地”其实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误解。[3] 欧阳跃峰撰文对所谓太平天国实施了“圣库制度”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太平天国的生活必需品供给方式不应称为“圣库制度”;用国库来解释圣库是不妥的,说国库来源于圣库亦纯属推测。[4] 关于天京事变的日期,以往的研究者都以洪秀全于《颁行历书》中所说“七月二十七日是东王升天节”,认定9月2日是天京事变和东王杨秀清被杀的日期。张光荣通过考证认为,所谓9月2日东王升天节只是洪秀全编造的骗局,杨秀清并不是在9月2日凌晨被杀,天京事变应发生在9月4日至5日。[5] 对太平天国北伐战争史研究中颇为关注的是否用强制性的“裹胁”手段补充兵员问题,池子华、崔岷撰文认为,北伐军确实存在强掳百姓从军的问题,北伐军之所以采取“裹胁”手段补充兵员是由北伐军自身、群众和清政府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交织作用决定的。“裹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不断消耗而引起的兵力不足问题,但单纯的人数增加并没有提高北伐军整体的战斗素质,反而在部分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北伐军最终败亡,与“裹胁”不无关系。[6]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周边国家的侵略,本来远隔万里的西方列强,逐渐成为中国的近邻,从而使中国西南与西北边疆都面临着被侵略的危机。

戊戌—庚子年间是清末政局转换的关键时刻,史事纷繁复杂。茅海建、郑匡民的《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4] 一文,利用大量的日文和中文档案史料,在充分检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日本政府与戊戌变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该文认为,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日本政府为对抗俄国,开始对华“修好”外交,对清朝内部的各政治力量消长十分关注,注重培养联日、亲日力量,尤其注重联络当时的实力人物和新派人物,戊戌变法中,日本政府表露出赞许和同情,但援助甚少;戊戌政变后,则公开或私下救援维新党人,阻止废除光绪皇帝,多次劝告清朝实行温和主义,并参加了各国派兵北京、迫甘军撤离的联合行动;自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后,外相青木周藏对华进行“务实”外交,将其目光再次放在实力人物身上。自此以后,日本在华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不管是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在武昌等地的地方大吏,还是在东京等地的中国改革派人士和革命派人士,都与日本朝野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20世纪初,日本很快取代英国,成为在华影响最大的国家。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晚清政治史既是中国近代史政治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是广义 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的国内史学界借助清史资料建设“黄金时代冶的东风,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 法,从多个视角对晚清制度史、晚清历史事件与人物、晚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等进行了更为充分、细致和深入的 研究。 其中,晚清制度史和事件史,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心。 晚清史的整体研究仍在成熟、稳健 的学科发展中继续保持旺盛的活力。

费鸿萍从总体上分析了晚清财政的变化趋势、特点及其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过程的关系,认为晚清财政主权、体制、原则等的转变是其性质发生变化的主要表征[14]。赵梦涵论述了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财政的影响,认为中国财政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形成过程是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发展历程相伴而行的[15]。孙瑞新、刘治泰分析了《辛丑条约》对晚清财政性质变化的影响,认为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财政的正式形成[16]。梁义群论证了庚子赔款对于晚清财政崩溃所起的决定性影响,认为它“不仅导致清王朝财政的总崩溃,也加速了其覆灭的进程”[17]。王开玺对辛亥革命前后清廷财政彻底崩溃的过程及深层内因予以探析。他指出,清末财政的半殖民地性质、新旧财政体制交替的不健全状态以及地方财政的相对独立是清廷财政最终崩溃的主要因素[18]。

高层领导之间的内部矛盾,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更是其中心环节。以往学术界对洪、杨矛盾的研究,几乎均集中在定都天京之后。吴彤具体考察了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一系列争夺权力的矛盾斗争,以弥补这个薄弱环节。[7] 王明前则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政治分化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格局。认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天京事变之后逐步分化为中央宫廷贵族与地方军事贵族两个利益集团,这种政治分野,使太平天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裂痕无法弥补。与此同时,清廷则大胆放权给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实力集团,逐步实现了政治军事力量的整合。此消彼长,直接制约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进程。[8]

1.中英马嘉理案交涉

王照是与康有为、梁启超几近齐名的维新变法人物。戊戌变法期间,王照与康有为、梁启超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康、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而他所注重的是普及教育;康、梁实行的是扶帝抑后的策略,而他力主调和帝、后矛盾,以减小变法的阻力。以往学界对此有所研究,但对戊戌政变后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的活动却较少涉及。周敏之《论戊戌政变后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帝的活动》[5] 一文,力图在尽可能利用有关资料,特别是利用尚未被人所注意到的日文资料的基础上,对王照逃亡日本期间营救光绪帝的活动作了系统的论述。该文认为,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皇帝和反对慈禧太后废立的活动,目的是为了保住光绪帝这面维新大旗,继续同顽固派势力作斗争,实质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尽管他与康、梁存在一定的分歧,态度不如康、梁坚决;也由于不了解国际关系而对日本政府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其活动的性质和意义仍应基本肯定。

检视2017年度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最明显 的特点是伴随从事件史到制度史的回归,晚清制 度史的研究继续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发 表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内容涉及清末制度 改革、科举制和晚清教育制度、晚清财政制度、晚 清法律制度等各个议题,极大地推进了晚清制度 史的研究。 晚清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也取得明显 进展,一方面研究重心后移,大量论文聚焦在清末 最后十年间的历史;另一方面像鸦片战争史、太平 天国史等几乎达到所谓“学术高原冶的研究领域, 在相对沉寂的研究态势中仍然出现不少有亮点的 学术论著。 此外,在中外政治关系等晚清政治史 研究的重要领域,也发表了不少值得关注的研究 成果。

区域财政方面。李玉军详细分析了清末广西财政危机的缘由、表现及其影响。他指出,农业经济的凋敝和连年不断的战争导致了广西财政危机的出现和加剧,财政危机对广西边防政策、新政及民变均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19]。廖伟章对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广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及财政性质的变化作了细致研究。他认为,为摆脱财政赤字,广东督抚采取了捐纳捐输、开征厘金等搜刮措施,其财政性质也在同时开始半殖民地化[20]。岑生平把咸同时期的湖南作为晚清财经政策的范例来分析。他指出,湖南的财经政策仍奉行“重农抑商”宗旨,其中治理通货膨胀和改革田赋体现了积极进取的一面,而开征厘金与经营盐茶是其落后的一面[21]。熊英通过描述湘军饷源的几个筹措途径,亦对湖南的财经政策作了探讨,认为这些政策的施行充分挖掘出了湖南的经济潜力,刺激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成倍增长[22]。

关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相关的边缘研究的倾向很明显。董丛林考察了太平天国时期的谶谣现象,认为谶谣盛行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一。谶谣的流布与盛行,固然与当时战乱之下社会动荡、人心惶惑、迷信氛围浓烈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同时也是清朝政府与太平天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利用谶谣作为特殊的舆论武器的结果。[9]

1875年2月21日英国柏郎探路队翻译马嘉理在滇缅边境蛮允被杀,是为马嘉理案。3月19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6条要求,这6项要求构成了英国当时借口滇案而实行讹诈的基础,在此后整整一年半的交涉过程中,威妥玛力图实现这些广泛的侵华要求。他用尽一切威逼手段,不断把各项要求扩大和具体化。1876年6月2日,威妥玛总括英国的各种要求,列为8条,以此作为可以不将岑毓英提京的交换条件。此后中英双方展开紧张交涉,但因双方意见无法统一,谈判最终破裂。8月21日威妥玛与李鸿章又在烟台恢复谈判,几经交涉,最终签订《烟台条约》。[①]

董丛林的《清末戊戌、己亥年间“废立”传闻探析》[6] 一文,具体探讨了戊戌、己亥年间关于“废立”之事的各种传闻,及其盛行的复杂背景与原因。该文认为,戊戌、己亥年间的废立传闻,与其他内容的朝局传闻汇合在一起,在当时正常信息渠道严重窒碍的特定情势下,成为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和社会政治信息资源。这既可能为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领袖”们自觉地抑扬利用,同时又不免在传播中反映出相当范围上社会公众的群体盲目性,其盛势之下使有关信息环境和时局的迷乱变本加厉。这是清朝统治已陷入严重危机、正在动荡中加速走向灭亡的一个信号。

一、晚清制度史研究

财政收入是财政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年来,学界不仅从总体上对晚清财政收入予以观照,还具体探求其各个构成部分的情况。邓绍辉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晚清赋税结构演变的规律、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论述。他指出,晚清税收的总量、主体及形态均发生了剧变,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经济基础及结构的变化,直接原因则是清政府税收制度与政策的重大改变[23]。赵仁平从赋税结构变化与近代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出发,认为中国赋税结构由封建性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转变,正是晚清近代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反映[24]。

廖胜则从民俗的角度探讨了太平天国妇女自由问题,认为太平天国妇女的白由风尚,主要源于广西客家和壮族妇女的习俗以及宗教等因素,并不是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解放妇女的主观措施。[10]

郭大松对滇案进行了认真研究与反思,认为马嘉理往返滇缅边界及柏郎一行10数人由缅入滇,是得到清政府允准的;所谓“人数约有二百”的武装侵入者是不存在的;当地中国人杀死马嘉理及其随行中国人,力阻柏郎,是被强制受雇佣而为的;“滇案”是腾越厅左营都司李珍国等人无视中央政府指令一手制造的。而“滇案”交涉由于清政府衰败无能,岑毓英虚饰捏造案情,李瀚章等轻信岑毓英安排的案供,以及种种传统积习,以至滥杀无辜60余名,最终糊涂结案,无责者受死,有责者无恙,贻威妥玛以恣意敲诈的口实,结果是英国不但获得了派员入云南常驻5年“查看通商情形”的权利,而且获得了派遣探路队由北京或印度往返入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地,以及免纳内地税、增开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等项特权;中国方面则除了丧失这些相应的权利之外,还赔偿白银20万两,派员至英国道歉,并放弃了一些所谓的“天朝体面”。[②]屈春海等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史料,对马嘉理案的审理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察,认为根据李翰章、薛焕对涉案人员的8次审讯,最终得出结论:杀害马嘉理与阻截柏郎应该区分来看,杀害马嘉理的是劫财山民而通凹、腊都等人,事属意外;阻截柏郎一行的则是李珍国主使兵勇进行的有预谋的行动,只不过又与劫财山民而通凹等不期而遇罢了。而在马嘉理案的勘察、审理中,清政府考虑的是国体和天朝的面子,而威妥玛对缉拿凶手的关注维系在能得到多少在华利益的贪欲中。[③]

庚子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多种政治事件交相迭起,政局波谲云诡。相对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和东南互保来说,庚子勤王运动的研究显得很是薄弱。桑兵在长期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成果集结为《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7] 一书,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兴起的考证史学的重要着作,值得注意。“庚子勤王”是戊戌政变之后,影响晚清政局的重要历史事件。由于康有为等人有意掩盖事实,故意留下虚假记载,以往有关着述多有误解,以为唐才常与自立军为勤王的主力。近年来,国内外新出各种史料表明,原有认识必须改写,但这些史料解读不易,若非互相打通,不能辨别真伪。本书从多角度对庚子勤王问题加以周详地阐释,将多种史料一一解读,融会贯通,深入分析趋新各派以及海外华侨、外国来华势力、地方督抚、秘密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证了以康有为为主导的保皇会在庚子勤王这一晚清政局的重要事件中的历史作用,细致描述了保皇会的组织状况、活动过程及结果,全面、生动地阐释了庚子勤王运动之于晚清政局变化的深刻影响。在作者看来,庚子勤王的影响要远大于在通史书写序列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义和团运动。不仅显示了士大夫阶层在朝廷与社稷之间的两难取舍,更由于动员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了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觉醒。

在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清末最后十年间的 制度改革长期为学者所关注,研究深度和广度不 断拓展。 督办政务处是清政府在新政期间新设的 推行新政事务的重要机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注 意讨论督办政务处的章程条文,对其实际运作则 往往语焉不详。 赵虎发表3篇相关论文,对督办 政务处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指出其 职能权限伴随政局变动、人事变更和新政进程而 不断调适,不同时期呈现不同面向。 具体而言,辛 丑“两宫冶回銮之前,由于特殊的内外政情,督办 政务处职能广泛,既需对有关新政折件做最后覆 核与审议,又需代行其他有关机构甚至军机处之 职权,确为统汇新政之枢纽,且与京内外各部门关 系密切;丙午改制后,督办政务处改组为会议政务 处,成为朝廷为暂缓组建责任内阁而设立的过渡 性机构,在预备立宪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3]李俊领选择清末仿行宪政新形势下礼部新设之机构礼 学馆为研究对象,对其设立的来龙去脉及其修订 礼仪制度以及介入法律修订事务的具体举措与成 效进行探讨和反思,揭示了礼学馆中人复杂的政 治理念、文化情怀与制度变革相互纠缠的多重关 系,指出礼学馆在礼法制度修订上进行的一些因 时制宜的探索和尝试,但是由于清廷内外未能预 先建立起改革共识,礼学馆最终也未能完成其试 图调适礼治与宪政的改革之任。[4]彭雪芹对清末 外官制改革中巡警道员的选任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在巡警道员选任规制形成的过程中,清 廷、民政部、督抚等多方博弈,典型地反映了清季 官制改革、铨法变迁与政局变动之间的多重互动 影响。[5]赵卫宾通过对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 建设、整顿以及发展过程的详细梳理,系统揭示了 新疆编练巡警军并逐渐走向近代警察体系的职业 化之路。[6]崔志海则聚焦于清末的币制改革,从 中美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视角重新审 视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 W. Jenks)来华 及其币制改革方案,认为精琪来华帮助清政府进 行币制改革,双方表面都以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 相标榜,实则各有所图。 而清政府最终拒绝精琪 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货币改革方案,不能将 其简单归咎于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冶所代表的 地方利益的抵制,而是在于该方案没有顾及中国 主权和利益,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7]

在财政收入的构成部分中,学者们对公债的研究尤为重视。

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曾受到学界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是,对于小刀会起义在酝酿阶段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学者们关注不够。朱从兵撰文认为,上海小刀会在酝酿起义阶段与太平军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实质性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双方约定了起义的日期、地点与起义后的军事进攻战略,太平军还有可能派人参与了起义的酝酿。[11]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的捻军史的研究,有郭豫明着《捻军史》[12] 一书,值得重视。该书利用丰富的史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捻军起义的整个历史过程,对于捻军起义的时代背景、捻党的产生及其起义的酝酿准备与爆发、捻军起义的发展进程及其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捻军的余部与后代的继续斗争等方面,均作了详细的史实梳理,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捻军起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并阐明了捻军起义的性质和历史意义。

方英认为,在滇案交涉中,李鸿章始则积极关注,继则奉旨就近在津会商,终以全权身份主持订约。虽然他借助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促成了案件的议结,但进退两难的处境以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复杂矛盾心态,使其在交涉过程中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妥协性大大超过了抗争性。另一方面,滇案交涉中李鸿章体现出的外交认识与策略,对其日后的外交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④]方英还认为中英之间围绕马嘉理案的谈判充满波折,威妥玛与英国外交部及英印政府、威妥玛与赫德、英国与其他列强、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意见纷争与歧异,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案件的交涉进程与最终走向。 直到烟台交涉期间,李鸿章利用英国与其他列强的矛盾、各国公使对威妥玛独断专行的不满,争取多国公使出面调停,才最终促成案件的了结。[⑤]

关于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的研究

对于清季终结的科举制,学界已充分认识到 其作为一个综合机制在考试教育、官僚选拔、分层 配置、人才流动等方面的丰富内涵。 杨念群从晚 清士子阅读史的角度出发,通过梳理晚清改革群 体妖魔化科举内容及功能的过程,将科举制置于 王朝与地方治理的脉络下,对晚清科举制由“改冶 而“废冶的进程及其社会影响重新加以审视,指出 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实际具有人文与经世训练 并重的双重职能,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社会由 “学冶选“官冶路径的终结,士绅社会由此消亡,中 国式的“代议冶现象也在乡村中消失殆尽。[8]关晓红则从官僚选拔的层面,对清代科举取士、铨选举 官这两种文官选举制度在选举方法、规则、标准等 方面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从清初及至晚清时期的 变化轨迹进行了细致考察与辨析。 指出清代铨选 多途并进,相互渗透,加之终清一代满汉复职的官 制设置,使得科举取士只是汉人选官渠道之一途, 科甲出身者对官场的实际影响受限。 道咸以降科 举改革与铨选制度的变化,反映了晚清社会变革 的种种复杂困境,以及学风、官风、民风与世风的 密切联系。[9]此外,孟义昭对清代江南乡试分闱 之议的复杂过程以及光绪朝无果而终的原因与影 响进行了专门讨论和分析,弥补了科举史研究以 往只重视乡试分闱成功之湖广、陕甘研究之不足, 指出有清一代江南分闱之议此起彼伏,根源在于 江南分省,但由于安徽、江苏两省自身的城市因 素,特别是安庆的地理位置及其城市特点难以获 得安徽全省的认同;江南两省官员、士绅群体对于 分闱态度不一,甚至互相掣肘,始终未形成命运的 共同体;清廷对江南采取防范、压制政策。 以上各 种因素交织,加之清帝国的大一统体制,致使在知 识公平与区域公平发生冲突时,清廷艰难地选择 了后者,江南乡试成为清代历史上唯一自始至终 两省合闱的乡试。[10]马子木则重点考察了道光以 降翻译科向驻防八旗扩展,最终形成驻防八旗内 “文闱与翻译兼行冶双轨体制的发展历程。 指出 翻译科在驻防八旗的开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 展了驻防旗人的仕进空间,但实际上由于铨选制 度的弊端,以及翻译科自身制度上的缺陷,驻防士 子实际上很难通过翻译科取得理想的官职。[11]顾 建娣具体探讨了晚清旗人书院与清前中期的差异 及其原因,认为晚清旗人书院的变化反映了旗人 文化的流变和晚清社会的变迁。[12]

先看外债史研究。吴景平对近代外债史研究对象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思考。他指出,研究外债史不仅应在整体上对外债有个准确的把握,还应对个案作科学分析,个案研究应从搞清构成特定外债关系的要件入手。外债史研究既包括举债本身,又须外延到外债偿付、外债思想、外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多个层面[25]。隆武华分析了晚清政府外债政策的三个发展阶段:禁止借领外国资本、谨慎举借外债和依赖外债,认为它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片面性和被动性[26]。曹均伟从利用外资的崭新角度出发,论述了近代中国与外国资本的关系。他认为,近代利用外资具有开放性、进步性与爱国性三种性质,并体现出双重性、复杂性与曲折性特征[27]。俞建国探讨了清末财政性外债对社会经济的双重影响,认为清廷对外赔款和借债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财政危机,但又最大可能地调动了调整经济政策的积极性[28]。马陵合对晚清地方外债的阶段性特征和甲午之前中国外债的抵押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晚清地方外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通变权宜,以应急需;议请借用,定为政策;苟安目前,弥缝一时。甲午前外债抵押方式主要为关税抵押与产权抵押两种,前者使海关主权逐渐丧失,后者则加深了民族企业的对外依赖[29]。

关于晚清重要政治人物与政局的研究。朱东安在长期研究曾国藩、曾国藩幕府的基础上,推出新着《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13] 系统地论述了曾国藩集团崛起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内部结构、与清政府的关系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等问题。以往对曾国藩集团的研究,多局限于个别人物或某一侧面,该书则通过对晚清咸同时期太平天国、清政府及曾国藩集团三方国内主要政治势力的综合考察与研究,从而对曾国藩集团崛起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14]

2.中俄伊利交涉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崔志海的《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着述评》[8] 一文,对于国外学者研究清末新政的英文着作,作了系统的介绍,为国内学界了解国际学术状况提供了一个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它一方面结束了绵延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取士的历史,直接改变了官僚体系的铨选内容与仕进渠道,引起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知识体系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成为共和政治的铺垫。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对科举停废问题也不乏专论。然而,停废科举牵涉广泛,不少资料有待于发掘与解读,一些相关问题尚未触及。或虽有讨论,不免偏颇表浅。如有关决策及其实行,既往的研究大多仅仅依据奏章文本加以铺陈,而忽略了对决策具体进程的深入探究,尤其未能注意到围绕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反映出清末政情的重要特征,即统治集团内部主张变革的督抚大员乃至枢要重臣,为此曾进行长期而频繁的联络及活动,甚至不得不等待并利用中枢人事变动所提供的机会。各种奏章不过是折中妥协的结果,很难完整反映其间的曲折与隐情,以及相关各方态度的异同分别。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9] 一文,通过详细考察清末停废科举的决策过程,提出了新的认识。文章认为,清末新政时期的停废科举,从戊戌的变科举发展演变而来,由维新派主导转为疆吏与朝臣唱主角,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递进。其决策过程,反映了清末政情的一个重要特征:各项新政虽自上而下地通过朝廷政令颁行,其决策过程却往往由地方促动中央,即疆臣互相串联沟通,自下而上地提出议案,并以各种手段权谋,设法联络及鼓动枢要。由疆臣合力而枢臣同声,成为新政改革的重要模式之一。它与社会革新势力的舆论宣传及活动互为呼应,造成科举变革的天时、地利、人和环境,使长期议而未决、决而滞行的科举改革,迅速走向终极目标,最终尘埃落定。

作为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财政制度史研究继续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且咸同 时期的财政转型成为本年度的研究热点。 倪玉平 对此一时期的财政转型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咸 同时期中国经历了从“国家财政冶到“财政国家冶 的转变,具体到奏销制度层面,咸丰以前的钱粮奏 销、京饷协饷基本失效,户部无法有效地掌握全国 财政大权;租税结构层面,财政收入的主体由农业 税转变为以厘金和海关关税为主的工商税;指导 思想方面,清政府也在事实上放弃了“量入为出冶 的财政理念而步入了“量出为入冶的阶段。[13]廖文辉聚焦咸丰朝的户部银库,对先行研究进行了 检讨和补足,指出彭泽益、史志宏等人研究中利用 的核心资料,即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十三日户 部左侍郎皂保奏折所附《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的 银库收支与库存数量清单》所指并非户部银库, 而是吉林银库。 在详细爬梳户部银库黄册(包括 大进、大出,尤其是四柱册)与饷鞘月单等资料的 基础上,根据对咸丰朝历年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 据进行重新统计和分析,廖文辉指出,咸丰朝的户 部银库不仅在具体的收支内容、数量、规模方面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 的重要性也大为降低,从之前的全国财政中枢一 降而为仅供京师用款的财政,作者认为这种变化 反映了内外合力作用下清政府因应财政危机的能 力,以及财政运行逐渐脱逸旧轨的变化趋势。[14] 面对太平天国战事带来的财政危机,咸同时期清 政府的战时财政模式依次经历了传统户部酌拨制 度、咨商拨解制度、就地筹饷和隔省筹饷制度的演 变。 咸丰十年(1860 年)曾国藩统率湘军东征围 攻安庆,为解军需之困,在湖南长沙设立临时性的 战时筹饷机构———东征筹饷局就是隔省筹饷制度 的具体实践。 王静雅对湖南东征筹饷局的兴废历 程做了具体考察和论述,指出东征筹饷局兴废过 程中官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官员之间的交谊与 共谋、清廷与外省利益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战区省 份之间的博弈与妥协、旧制度与新章程之间的矛 盾与张力等等因素互相交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晚清战时财政运作备受牵制的复杂面向。[15]刘增合立足于晚清长时段的战时财政运作模式,对同 光年间左宗棠的西征筹饷问题做了重新探讨,通 过再现晚清战时财政运转中环环相扣的关键链 条,系统梳理了晚清战时财政制度递嬗之轨迹,指 出与咸同时期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相比,左宗棠西 征时期户部酌拨地位明显上升,省际咨商拨解、举 借外债以及借拨外省库款夹杂其间,总理衙门与 户部共同调控海防与塞防的争款纠葛,致使晚清 战时财政供饷模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旧有 协饷制度是否有效运作,东部淮饷与西征军费如 何均衡调处,成为同光时代检验清廷治国理政智 慧的关键。[16]盐政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洪均 对咸同年间战时财政体制下湖南盐政从“北川南 粤冶到粤、川、淮三盐并存的演变做了较为系统的 考察,并以盐厘收入为切入点,通过销区争夺中省 区与中央、省区与省区之间的博弈分析,认为清廷 既欲收拢地方财权,又无力承担以指拨筹措各省 开支的责任,导致就地筹饷的战时财政体制继续 维持,“外重内轻冶的格局未能得到扭转,其根源 在于清廷统治者国家治理能力的低下及自身的腐 朽。[17]倪玉平重点考察了同治七年(1868 年)底 至同治九年(1870 年)初两江总督马新贻兼理两 淮盐政期间进行的盐政改革,指出经由马新贻寓 票于纲的盐政实践,晚清两法盐政改革重新回归 到纲法体制,晚清两淮盐政制度至此最终定 型。[18]任智勇则关注道咸时期粤海关的体制演 变,从人事、关税政策以及收入、支出情况等四个 方面系统探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843 年) 至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 年)期间粤海关的关税 制度变迁,认为清政府为维护粤海关的主导地位, 无论是中枢还是广东方面都有明显的回到原来一 口通商制度的意愿,然而外部各局的变动与太平 天国运动的爆发,加之制度调整过程中对既有制 度的过度依赖,使这种努力终成泡影。[19]

具体外债问题上,铁路外债仍是研究重点。王致中对晚清铁路外债政策确立的历史背景及内容作了描述。他指出,晚清铁路外债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设立铁路总公司负责借债事宜;不以关税作抵,而以铁路作押;拒绝洋股等[30]。孔永松、蔡佳伍对晚清铁路外债的发展阶段、类别及抵押予以述评。他们指出,晚清铁路外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初期商业借贷性质的借款;大规模借债筑路时期;挽回利权、反对借债时期;完全依赖外债筑路时期。从用途上讲,铁路外债可分为筑路借款、赎路借款和路政借款三类。铁路外债抵押经历了从以路作抵到由各省厘金税捐或他路进款余利作保的政策转变[31]。芮坤改考察了晚清铁路建设的资金筹措及政府政策的发展变化。她认为,晚清政府在借债筑路问题上有个态度转变过程,这些变化与铁路资金筹措的具体情况相维相系[32]。张九洲评析了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借债筑路活动,认为借债筑路虽有应该记取的教训,但它促使了中国社会经济、社会风气与思想观念的近代化转变,主导方面应予肯定[33]。

一书,是第一部系统论析肃顺生平思想活动及其在晚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着作。作者利用较为丰富的文献史料,通过肃顺对内重用汉人和对外持强硬态度这两个基点,系统地论述了肃顺在用人、筹饷、治狱、外交等方面的举措,进而对肃顺政治行为的利弊得失、败亡原因,及其对咸丰朝政治体制变动与咸同政局转换的影响等方面,均作出了较深入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该成果弥补了晚清人物研究的某种缺佚,也从一个侧面丰富和深化了学术界对晚清政局的认识。

1871年沙俄侵占中国新疆伊犁地区,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多次反复交涉收回伊犁无果,不得已于1878年10月派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头等全权大臣,邵友濂为头等参赞,出使俄国,直接进行谈判。龚书铎和李侃认为,崇厚于1878年底踏上俄国的国土后,即陷入沙皇政府精心策划的圈套中,昏庸的崇厚被沙俄的阴谋诡计弄得昏头昏脑。他对穷凶极恶的沙俄侵略者既要“推诚相待”,又只知“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他既惑于沙俄的欺骗,又慑于沙俄的压力,结果就在沙俄的威胁诱骗之下,于10月2日未经清朝政府同意,擅自在沙俄炮制的《里瓦几亚条约》及三个附件上签了字。《里瓦几亚条约》的签订经过,充分暴露了沙俄侵略者贪婪的野心和恶劣的手段。[⑥]谢海涛则认为,这次交涉失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崇厚自身的原因,崇厚并非折冲樽俎之才,对条约各项议论不够慎重,签字画押非常草率,不等收到总理衙门的意见,赶快签毕,匆匆回国。另一个原因应归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处理事件速度慢且不果断,这样,决策总是赶不上在俄谈判的崇厚的需要。另外,总理衙门办事“小心慎重”,奏折信函,均喜欢讲问题,进而提出模棱两可的解决办法,这是导致决策有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⑦]

关于地方督抚与新政的研究。关晓红的《陶模与清末新政》[10] 一文,论述了两广总督陶模关于废科举、裁宦官、设议院、变官制等方面的新政主张,及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作者认为,陶模言行及相关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戊戌与新政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渊源和人脉关系,表达了各派革新人士的部分意愿要求,显示了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延续和发展。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11] 一书,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与着述,从一个侧面细致地勾画出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的历史画卷,为清末新政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项实证性科研成果。

在晚清法制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吴佩林对清 代四川南部县衙司法档案的研究用力甚勤,成果 迭见,本年度的几篇力作,如对清中后期县衙堂审 记录“叙供冶文书和诉讼实践中“违式冶递呈的考 察和分析,均是从地方司法文书制作与实践的角 度对清代后期地方法律运作方式研究的进一步拓 展。 作者研究表明,有别于以往一般意义上对清 代州县司法程序中口供的理解,州县司法档案中 的堂审记录实际上呈现出不同的文种,明代及清 初常见的记录口供的形式为“招状冶,清中后期演 化为“叙供冶。 四川南部县的叙供多由案件承办 房的书吏完成,并非仅出于“刑房冶,其书写结构 的变化,显示了地方司法责任渐趋明确化、规范化 的特征。[20]此外,基于《南部档案》中“违式冶递呈 案例的梳理和分析,作者指出,遵用状式是清代县 衙维护地方诉讼秩序的一项基本规定,但在诉讼 实践中,由于涉讼者受经济、制度改变等因素影 响,“违式冶呈状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成为诉讼者 的一种诉讼策略,而地方官府对此类“不遵用状 式冶递呈的受理,反映了他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 结合的理讼观。[21]张世慧以牙行侵欠客商、京城 钱铺关闭及倒账三种案例为中心,对清代商业活 动中钱债案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突破州县自理范畴 的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揭示了社会 经济秩序的变动对固有法律制度、司法审断及统 治秩序的冲击。[22]邱志红以发生在民国初年之姚 荣泽案的审理为历史透视点,重新梳理以陈其美 为代表的军政派和以伍廷芳为代表的法制派各自 如何以正义的名义处理该案的来龙去脉,探讨该 案作为“中华民国首宗审判冶开启近代中国司法 独立先声的历史革新意义,同时具体揭示此案背 后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孙中山的司法思想。[23]在 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许同莘 档案及日记、唐烜《留庵日钞》稿本等资料的基础 上,李欣荣、王雁分别对晚清法律人物许同莘、唐 烜进行了个案研究。 前者重新挖掘晚清“失语冶 法政人物许同莘学法、修律之人生轨迹,认为其坚 持以西法为主导、新旧并蓄的法学理路,未能适应 晚清以降趋新的时代大潮,代表了“过渡时代冶中 的似旧还新者,并提示学界更多关注其参与清末 修律实践的意义。[24]王雁则关注唐烜在刑部、大 理院司官任上的公务活动及生活空间,并以此为 切入点探讨晚清变革时期六部司官群体的公务生 活及工作状态。[25]此外,田欢通过对晚清新疆建 省后命盗案件法律政策调整与实践的考察,探讨 了新疆法律政策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26]

学者们还对铁路外债作了个案研究。王致中通过分析清政府在津沽铁路筹资过程中的政策变化,认为“以外债形式的外资进入中国铁路市场,迟早势所不免”[34]。高志斌、王国平考察了中英沪宁铁路借款合同的曲折订立过程,认为中国借债筑路的历程几乎就是主权与利权外丧的过程[35]。文恒益论述了湖广铁路借款的过程与得失。他指出,20世纪初的湘、鄂两省资产阶级还不具备自筑铁路的经济实力,借债筑路是符合引进外资原则的[36]。姜新则对1908年签订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予以评析,认为它争得了部分路权,是近代借债筑路的重要转折点[37]。

台湾学者林文仁从地缘关系与派系分合的角度,研究晚清政局的演变态势,颇有新意。一是以军机处汉大臣为中心,探讨1861-1884年的南北派系之争,剖析清朝决策核心人事布局的内部变化,以观察晚清政局变动的复杂场景。[15] 二是以“帝后党争”为中心,探讨1885-1898年清政府内部各种政治派系的分合与争斗,以展示晚清政治繁复多变的面相。[16] 这两部着作均在大陆出版,必将引起大陆学界的注意,并将推动大陆地区晚清政治史研究进一步深入。

1880年,在崇厚赴俄订约失败以后,驻英法使臣曾纪泽被清政府任命为兼任驻俄公使、钦差大臣,前往俄国重开谈判,并于1881年2月24日与俄国签订《改订条约》。[⑧]张立真认为,在交涉伊犁事务过程中,曾纪泽表现了忠贞的民族气节和精明的外交才能,运用巧妙的斗争艺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⑨]但是万建华认为,中俄条约得以改订,除了曾纪泽在谈判中机警灵活的外交手段之外,主要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决定的。首先,清政府接受了崇厚出使失败的教训,在朝臣和封疆大吏中就改约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集思广益,预先制定了谈判的原则和策略。其次,中俄两国修改条约的侧重点不同。再次,俄国无力以军事行动来配合谈判。正是上述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中俄之间避免了战争,迫使沙俄做出了一些让步,曾纪泽得以完成修订《里瓦几亚条约》的任务。同时,虽然曾纪泽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他在交涉过程中,机警明敏,软磨硬顶,为国家争回了一些已经失去的权利,功不可没,但是曾纪泽在谈判中尚未能充分利用当时极为难得的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产生了不少失误,丢失了一些本来可以收回的权利。[⑩]但是吴宝晓并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曾纪泽在谈判过程中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解释,灵活执行谈判指令,并及时放弃原方案,使中国修改条约的目标发生重大变化:从缓索伊犁废弃崇约变为收回伊犁及其周边要地。清政府能随时了解俄国动向,适时改变谈判目标,选择对中国相对有利的方案,和曾纪泽处理问题灵活机动的做法密不可分。[11]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其中关于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环节。赵云田在发表相关研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12] 一书,对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上述涉及晚清制度史领域的论著外,王刚 的《甲午战争中的督办军务处》、吴佩林的系列论 文《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清代州 县书吏薪金变化及其原因》、李治国的《清代中后 期蒙古年班制度的调整与变化》等,均对晚清官 制、文 书 制 度、 藩 部 朝 觐 制 度 等 内 容 有 所 讨论。[27-30]

铁路外债之外,一些学者还论述了其他方面的外债问题。潘家德对晚清军事外债作了总体探讨。他指出,清政府共借军事性外债58笔,总额为10350余万两,这些外债具有反动性与进步性双重性质,“体现了近代半殖民地半主权社会的时代特征”[38]。金普森分析了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及以后举借外债的情况,认为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及战后勒索赔款,是近代中国外债产生的最主要根源[39]。马陵合以左宗棠西征借款为例,透过军需来源由各省关协饷转为举借外债的事实,论证了晚清借用外债的必然性[40]。方小芬、曹均伟对清末新政期间实业性外债的举借作了量化统计。他们指出,清末十年中,清政府共借实业性外债48笔,其中铁路借款与汉冶萍借款合占其总笔数的79%左右[41]。徐长青、叶如针简要叙述了清末举借的三笔电信外债[42]。

关于义和团与庚子政局研究

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影响都不可忽视。拓荒认为,曾纪泽的思想、意见和安排颇受李鸿章的影响,包括李鸿章关于此次改约的态度、交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分析,以及交涉结果的预测等,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说,1881年签订的《伊犁条约》,其核心内容,早在1880年6月曾纪泽抵俄之前,李、曾已大致拟定了。而在曾纪泽赴俄之后,李鸿章仍密切注视着改约交涉事态的发展,一面叮嘱曾纪泽随时告知谈判情况,一面在国内采取一系列外交、军事、舆论措施,为曾纪泽在俄交涉的展开和进行,及其最后签订《伊犁条约》,做了重要铺垫和支持。 [12]赵春晨认为,正是因为左宗棠指挥清朝军队取得了消灭阿古柏侵略势力、收复新疆失地的军事胜利,才彻底打消了沙俄占领伊犁的全部借口,为中国收回伊犁创造了条件。而对于崇厚擅自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左宗棠通过奏折和信函向清政府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以及对策,力请朝廷排除疑虑,做出拒约的决断,并提出了首先通过谈判力争和平解决伊犁问题,如果沙俄拒不交还,即以武力收复伊犁、驱逐沙俄侵略者的对俄方针。在曾纪泽赴俄重新谈判伊犁问题时,左宗棠积极进行战备工作,计划一旦谈判破裂,就兵分三路规复伊犁。左宗棠的抗俄决心和备战行动打击了沙俄的侵略气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清廷内部妥协投降活动,并对曾纪泽在俄进行外交谈判进行了有力的鞭策与支持。 [13]

关于立宪运动与宪政改革的研究。王开玺的《论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13] 一文,论述了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的议政活动及其策略、历史局限、地位与作用,认为他们与其他立宪派相比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虽然立宪派议员提出的许多议案没有得到实施,他们关于实行立宪制度的主张也因而没有能够实现,但是这些议案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意义。而且,这些议案的提出,对于破除专制思想和动摇清朝专制政府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卞修全的《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14] 一书,考察了清末立宪思潮盛行的原因,及其兴起、发展、高涨并与民主革命思潮并轨的过程,分析了立宪思潮对清末制宪、修律与司法制度改革的推动作用。高旺的《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15] 一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将清末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中,通过对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政治参与、宪政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并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对晚清中国政治转型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

二、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内债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周育民全面考察了晚清国内公债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对其内在的积极意义予以肯定。他指出,清末内债的发行大都为了抵制外来侵略或举办“新政”,举借内债方式的采用本身就使其财政手段与财政观念具有了进步意义。至于发行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则应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和清政府自身的腐败两方面找原因[43]。蒙永乐对晚清三次国内公债的发行过程、社会影响及失败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晚清政府举借内债是一次大胆而有积极意义的尝试,但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危机和财政金融危机,未能阻止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进程[44]。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认识到其起源的区域性和组织的多元性,但对于这两者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这个问题的认识尚不够深入。程歗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山东冠县梨园屯玉皇庙教案口述史料的研究,对此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乡村社区精英群在应对外国教会权力挑战的过程中,通过跨区域的横向联合和对区域性的民间文化的再创造,重塑了各自主导的那部分组织和文化,形成了主要来自于教派文化和民俗文化而又区别于既往民间组织和民众运动的三大标帜:一是“同心义和”的价值观和基层体制内外的组织联合反洋教的结盟形式;二是降神附体的群体仪式;三是“刀枪不入”的表演手段。三个标帜将多中心、区域化的民众反洋教集团联结为一个运动——义和团运动。[17]

中俄伊犁谈判崇厚签约后,经历了严惩崇厚、改派使臣、改定条约等过程,每一次改动,都与清议有关。汤仁则认为,清议的劾奏,也曾促使清廷在某些政策方面有所变化,也改变了清流派在清廷中人微言轻的局面,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声望,但清流派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认识不足,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真正挽救危局。[14]

1901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在近代中国史上有着分水岭式的重要地位。前人已从爱国动员、反清革命、政治分野等方面详加论述,并且指出运动的领导者懂得必须拥有足以制胜的雄厚实力,却未能真正找到,因而留下“未能解决的历史课题”。诚然,就拒俄运动本身而言,只能完成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而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难题。其所能够承担的责任,就是在此过程中认识民众合力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形成合力寻找适宜的组织形式。趋新人士与广大民众在近代革新救亡努力中从长期的分离状态,逐渐趋向合为一体,其中重要的一环,则是所谓“中等社会”的自觉。这种本能的自我意识经过引进的各种社会学说的加工,成为青年学生和趋新士绅的思想武器,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16] 一文,细绎相关史料,对此详加申论。文章认为,在清末的革新与救亡运动中,知识阶层与民众一开始处于分离状态,戊戌与庚子尤为典型。一些知识人认为义和团其情可悯,其气可用,其举动则可哀。1901年拒俄运动发端,趋新人士主张动员民众,文明排外。在梁启超等人国民思想的鼓动下,随着国内和东京学界风潮的兴起,“少年中国”演化为“学生社会”,以学生为中国的主人翁,由学生引导其他社会成员转变为国民。后来“学生社会”再演进为“中等社会”,其主旨是:上层已朽,下层尚愚,须由中等社会开通和引导下层社会去改造上层社会。这与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当年提出的社会分层理论相当近似,象征着中国趋新知识人士的自觉。拒俄运动使学生和开明士绅直接面对国民的社会责任,中等社会的主张部分得到实现,四民合为国民,而中等社会起着引导及核心作用。此后,提出“中等社会”的激进人士较少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来看待自己与民众的关系,而主张体制内变革的立宪派士绅则有所发挥,中等社会的概念被广泛运用。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起,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首次在爱国与革新运动中连为一体,而中等社会的概念对于革命派和梁启超也有所影响。

关于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及相关人物的研 究,卢晓瑞对林则徐和王笃在广东禁烟期间围绕 “主战冶和禁烟举措政见方面的异同,二人友谊缘 起及破灭的过程做了详细的考辨。 作者认为,道 光二十年(1840 年)九月林则徐被革职实际上源 于以琦善为代表的“主和派冶怀柔主张迎合了道 光帝的真实想法,王笃卸职离粤前后在“主战冶政 见上与林氏完全一致,不仅未有议和主张,也未参 与议和诸事务;二人的分歧在于对禁烟举措的不 同看法,王笃偏向“弛禁冶主张,且因依附穆彰阿 及其党羽,为明哲保身、推诿责任,方有道光二十 一年(1841年)八月前后入京述职时向道光帝状 告林氏事件发生,此后二人友谊终告决裂。 诸多研究者将王笃作为羁绊林则徐销烟的关键性人 物,有失偏颇。[31]王涛基于中英双方战争亲历者 的记载、海军出版物、报刊等资料,对鸦片战争前 后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活动及影响做了系 统考察和分析,指出正是由于英军的水文调查改 变了其对中国沿海的地理认知,影响到战船、火 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战略战术的实施,成为决定战 争胜负的重要原因。[32]

内债的个案研究方面,朱英介绍评述了“昭信股票”的出台背景、详细章程、社会影响以及失败原因,认为其发行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增长[45]。胡宪立、崔鹏飞等人亦对“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的发行情况、失败原因及双重作用作了探讨[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刊布了“爱国公债”有关史料,包括其章程、施行细则、奖惩规则等原始材料[47]。

《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论文,其中有3篇是采取社会史的研究视角,颇有新意。路遥的《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一文,具体考察了直隶、北京义和团中的民间秘密教门组织及其活动,认为义和团虽以民间秘密教门为依托,但不应把这场运动视为是一场宗教战争。美国学者何伟亚的《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一文,着重考察了义和团运动过程中八国联军、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团成员在北京的各种劫掠活动,以及当时西方媒体对此的反应。德国学者狄德满的《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一文,专题论述了以往相关研究较少涉及的华北地区天主教徒与义和团民的武装冲突活动,认为义和团高潮时期天主教社群的武装防御活动,是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3.中法越南交涉

在辛亥革命史的人物研究中,着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学界已有大量的相关论着,较为详细具体地探讨了秋瑾的生平及其革命事迹,这与秋瑾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影响与地位是相称的。毋庸讳言,以往不少相关研究大都拘泥于革命史的框架,立足于同情革命者而谴责清政府的角度,所使用的资料多为有利于革命方面的一面之辞。这就情感与政治立场而言似亦无可厚非,但就理性的学术研究来说则难免有偏颇之嫌。李细珠的《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敭与秋瑾案为例》[17] 一文,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着名的秋瑾案为例,探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的互动关系,为观察晚清政治与社会变迁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资料使用方面,该文不但充分注意反映江浙民间社会舆论的上海主要媒体《时报》、《申报》等报刊言论,而且尽量顾及清朝官府主要当事人浙江巡抚张曾敭等人发言的声音,以求得一个相对客观全面的认识。文章认为,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形势下,浙江巡抚张曾敭将尚未举事的革命党人秋瑾“就地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民间舆论坚持以宪政精神作思想武器,大胆攻击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种种作为,使其穷于应付,狼狈不堪。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政府加快宪政改革的步伐,表明预备立宪时期渐趋发达的民间舆论已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论文进而认为,从秋瑾案体现的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的情形来看,预备立宪之初,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便已时显貌合神离之相。因此,立宪派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能够迅速转向与革命派合流,可谓渊源有自。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刘晨对天京事变的 研究不囿于成说,勇于提出新见,围绕“密议冶“逼 封冶和“密诏冶三大疑案,抽丝剥茧,试图勾勒出全 新的天京事变真相。 作者认为,天京事变前韦昌 辉、石达开、秦日纲同时向天京方向移动的原因, 最大可能是接受了杨秀清的调令;洪秀全下达的 是具有突发性和非正式性的“密函冶,所谓“诛杨 密诏冶其实并不存在;杨秀清被杀的时间被洪秀 全人为地前置于1856 年9 月2 日,实际上“东升 日冶很可能在9月5日;事变前夕,洪秀全下达诛 杨明诏,诛杨实践从“同盟密议冶“靖难密函冶发展 到“公开声讨冶的阶段,并非过去学界认为的洪氏 在事变中一直是暗处操控。 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 的折损尚不能以“盛衰分水岭冶来定位。[33]祁磊 注意到咸丰十年(1860 年)上海战役进程中太平 军首领李秀成和洪仁玕的意见分歧,指出后者从 决定东征苏常沪到放弃上海这一态度的转变,成 为上海战役失败的关键因素。[34]庞毅通过讲述太 平军长沙之战中善城隍守城成功的故事,揭示出 晚清政府、地方官员对待地方神明的复杂态 度。[35]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和局冶的形成,清 政府得以全力对付太平军。 关于清军与太平军的 关系,曾志文对咸同之际总理衙门主持的兵舰外 购事件做了专门探讨,指出兵舰外购的最终失败 源于总理衙门、地方督抚、各海关以及英方的权力 博弈,而总理衙门与湘淮系督抚购舰目的和态度 的差异为要因所在。[36]围绕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 动员加入天地会、周立春与罗汉党的关系、周立春 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否存在“统一的上海小刀 会冶等问题,周育民著文与戴海斌进行了有益的 商榷,既丰富了人们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认识,也 深化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37]作为基督教在华传 播初期最著名的华人基督徒,梁发1832年撰著的 《劝世良言》一书,直接影响了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运动。 司佳以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案卷中仅存 的一部相对完整的《梁发日记言行》(1830年3月 至11月)为基础,探讨了梁发的宗教观念。[38]针 对太平天国善后、“同治中兴冶的标志性事件——— 江苏减赋,周健在重建1780—1900年江苏起运交 仓漕额大数据的基础上,从事件史、政治史以及财 政史的角度,重新进行了探讨,指出督抚司道在该 事件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为重赋压力下的地方 官员减负,实为同治减赋的重要动机。[39]

公债而外,学界着笔较重者是通货膨胀问题。张国辉对咸丰朝通货膨胀政策的财政背景、实施过程及其严重后果作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发行官票、宝钞和铜、铁大钱是清政府企图在财政上延续统治的救命稻草,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物资奇缺,民生困窘,社会动荡,最终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48]。宋秀元简要叙述了咸丰朝的纸币发行情况,认为当时多数地方督抚对钞票发行持阳奉阴违态度,加之各界人士不愿使用,致使纸币信用日降,终告停发[49]。赵蕙蓉和宫玉振都对咸丰朝北京地区的通货膨胀情况作了论述,认为京城通货膨胀政策的实施使白银在支付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其失败直接“促使风雨飘摇的财政走向全面崩溃的边缘”[50]。

庚子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多种政治事件交相迭起,政局波谲云诡。相对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和东南互保来说,庚子勤王运动的研究显得很是薄弱。桑兵在长期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成果集结为《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18] 一书,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兴起的考证史学的重要着作。“庚子勤王”是戊戌政变之后,影响晚清政局的重要历史事件。由于康有为等人有意掩盖事实,故意留下虚假记载,以往有关着述多有误解,以为唐才常与自立军为勤王的主力。近年来,国内外新出各种史料表明,原有认识必须改写,但这些史料解读不易,若非互相打通,不能辨别真伪。该书从多角度对庚子勤王问题加以周详地阐释,将多种史料一一解读,融会贯通,深入分析趋新各派以及海外华侨、外国来华势力、地方督抚、秘密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证了以康有为为主导的保皇会在庚子勤王这一晚清政局的重要事件中的历史作用,细致描述了保皇会的组织状况、活动过程及结果,全面、生动地阐释了庚子勤王运动之于晚清政局变化的深刻影响。在作者看来,庚子勤王的影响要远大于在通史书写序列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义和团运动。不仅显示了士大夫阶层在朝廷与社稷之间的两难取舍,更由于动员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了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觉醒。

1874年法越《甲戌和约》签订后,中法在越南属国地位问题上展开长期交涉,由此引发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冲突。李云泉认为,清朝官员对国际法的援引和运用,表明他们已能较为娴熟地将西方外交惯例用于实践,以维护自身的权益。与此同时,法国对越南的殖民侵略与西南边疆岌岌可危的局势,促使清政府主动尝试改善与越南的关系,并得到越南的积极回应。此一突破传统朝贡体制框架的举措,无疑是西方冲击下两国被迫作出的反应。[15]

以典章制度的渊源流变与结构功能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史研究本是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但是,自从学界一度主要关注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事件史研究路径大兴之后,制度史研究渐趋式微。如今,当事件史研究有由成熟走向衰落之际,便有回归制度史研究之势。上述一些关于清末新政与宪政改革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史研究的实例。

关于洋务运动及相关人物的研究,学界一般 意义上将李鸿章同治九年(1870 年)出任直隶总 督视为其洋务建设得以长足发展的起点,并进一 步将其洋务事业概括为19世纪70年代的创兴时 期、80年代的发展时期以及90 年代的停滞及破 产时期这一“三段论冶表述。 朱浒从军用工业、民 用工业和海防建设三个方面,对19世纪70 年代 李鸿章的洋务建设活动从之前的高歌猛进到后半 期停滞不前甚至部分倒退的剧烈波动及其影响因 素做了专门考察,指出光绪初年“丁戊奇荒冶引发 的财政窘境,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征军务、洋务建设 与赈灾活动围绕清政府的资源分配,呈现复杂的 互动与博弈,在朝廷力保西征军务的政治格局下, 赈务最终对洋务建设形成了极大的挤压。[40]汪荣祖对洋务派代表人物郭嵩焘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做 了探讨和反思,认为郭氏对洋务以及西学的认识, 远超同时代同以洋务见称的李鸿章、沈葆桢、丁日 昌等人,已经涉及体制改革层面的思考,堪称高瞻 远瞩者,但他终未能引领时代,不为主流社会所接 受,且遭骂名,其个人境遇与结局亦成为那个悲哀 时代的最真实注脚。[41]

公债和通货膨胀之外,学者们对印花税的研究也日渐丰实。传统观点认为,印花税在清代并未实施,直至1913年才正式开征。近几年来,学者们钩沉史海,不断提出新的看法。项定才爬梳大量历史文献与档案后指出,中国最早开征印花税是在清末的1909年,绝非往常所言的1913年[51]。李玉通过探究晚清印花税创行的源流,对项氏结论提出质疑。他认为,晚清时期曾于直隶两次试办过印花税,1909年仅是政府饬令全国开征的时间,而非最早施行的时间[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有关印花税产生背景、试办时间、税票印制、推行结果等馆藏档案资料予以刊行,证实清末的确试行过两次印花税[53]。

2001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的纪念年,有两套出版物值得注意:一是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孙中山研究所出版了一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二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一套研究辛亥革命的着作。这是国内两个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相关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

对于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与吞并企图,中国驻英法使臣曾纪泽早有洞察,从1880年起就设法阻止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努力巩固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1883年曾纪泽拟定6点方案,正式提交法国外交部,旨在尽可能地维护越南的领土和主权,并要求法国承认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并要开放红河,保护黑旗军。1884年中法战争全面爆发后,曾纪泽根据总理衙门“惟重界、贡二事”的训令,拟定8条议和方案,坚持中越“宗藩关系”。杨立冰认为,曾纪泽是中法越南交涉史上乃至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位杰出外交家,他在与法国交涉中据理力争,极力维护中越“宗藩关系”,提出援越抗法方针,促进了清政府的抗法斗争。 [16]季凤文认为曾纪泽的外交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固然有法国侵略者恃强凌弱,顽固扩张的缘故,但也有国内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朝中掌权人物奉行的妥协投降的政策有关。[17]张立真与李峰也持相似的观点。 [18]

魏光奇等人对地方基层行政制度变革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中国自秦至清,正式职官的设置止于县,农村社会虽然存在以各种名目的乡官和职役人员为首领的乡里组织,但没有区乡一级国家行政。这样一种地方体制在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魏光奇、丁海秀《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制度考略》[18] 一文,通过对此基层地方行政体制演变的具体研究认为,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由于传统乡里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地方社会近代化的时代要求,各地陆续生成了区乡一级行政。这一期间的区乡行政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清末以来新生的区乡行政;二是由清代旧乡地演变而来的区乡行政或准行政。就职能而言,前者又可以分为单一职能类型的区乡行政和职能全面类型的区乡行政;后者或系由旧乡地直接转化为新型的区乡行政,或系以旧乡地而充当新生区乡行政的下级区划和组织,或基本保持着旧乡地的原有性质和职能。就主体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区乡行政还存在着“自治”行政与“官治”行政的区别。这一时期的区乡行政大多具有常设机构,其行政人员一般按法定程序任职并具有职业化的公职身份,大多具有建立在法定公共财政或公共收入基础之上的经费制度,承担着地方社会的各种现代性行政职能,因此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现代性质。但同时在各方面也仍然带有传统色彩。这种区乡行政的生成构成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层面。关于州县行政改革的研究,魏光奇的《晚清的州县行政改革思潮与实践》[19] 一文认为,清代州县行政在官员任用考核、机构设置、财政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病,表现出欠缺合理化的前近代性质。晚清时期,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对此提出批评意见与改革建议,如要求实现州县行政人员的专业化,改革州县官铨选与考核制度,取消州县官回避本籍制度,等等。这些意见与建议,在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中基本被清政府所接受和采纳,使晚清州县行政改革迈上合理化、法治化的轨道,对中国州县行政的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邱涛在仔细考索中日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 甲午陆战中学界主流久已“定论冶的史实重新做 了考察和辨析,认为叶志超、依克唐阿在战争中的 怯懦表现,源于清军军火储备实际上的严重不足, 而像徐邦道这样得到正面肯定的重要军事将领, 实际上并不具备应对近代战争的军事素养和才 能。 他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 具体认识。[42]葛业文分析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 败的原因,认为最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来自军事上 清政府军事改革不彻底、战争准备不足、战略指导 混乱 无 方、战 术 战 法 不 当 以 及 军 队 战 斗 力 低下。[43]

除以上几项论述较为集中外,学界对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也进行了研究。王金香从鸦片税收与政府财政关系的角度着眼,分析了晚清鸦片税的征收对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影响[54]。陈晓东对港、澳鸦片税厘并征与晚清政府出卖澳门主权的历史作了回顾。他指出,清政府为增加财源而不择手段,这不仅表明它已腐朽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也暴露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互相勾结、共同侵略中国的狰狞面目[55]。

1901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在近代中国史上有着分水岭式的重要地位。在此过程中,趋新人士与广大民众在近代革新救亡努力中从长期的分离状态,逐渐趋向合为一体,其中重要的一环,则是所谓“中等社会”的自觉。桑兵撰文,细绎相关史料,对此详加申论。认为拒俄运动使学生和开明士绅直接面对国民的社会责任,中等社会的主张部分得到实现,四民合为国民,而中等社会起着引导及核心作用。此后,提出“中等社会”的激进人士较少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来看待自己与民众的关系,而主张体制内变革的立宪派士绅则有所发挥,中等社会的概念被广泛运用。[19]

中法越南交涉中,李鸿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82年11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达成《李宝协定》,何东等认为,比照当时中、法、越三方情势,李鸿章与宝海所拟《宝海三条》确为务实之策。[19]但是关威认为李宝谈判中,李鸿章妥协求和,法国得到的是重大实际利益,中国得到的只有“自尊心”。而李鸿章在其后1883年6月开始与法国特使脱利古的谈判中,却能够据理力争,态度强硬,使脱利古无计可施。李鸿章态度的变化,虽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清政府的决策起了作用。 [20]

刘伟的《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20] 一书,以晚清督抚制度为研究对象。该书从晚清督抚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督抚的群体特征、督抚与晚清改革,以及督抚在财政、军事、外交上的权力变化等方面,系统考察了晚清督抚制度变迁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轨迹。作者认为,晚清督抚权力扩张带给近代社会最深刻的影响,是造就了地方主义势力,它不仅成为清王朝覆亡的重要因素,而且直接影响到民国初年的政局和辛亥革命的结局。这是继1963年台湾学者傅宗懋发表《清代督抚制度》以来研究晚清督抚制度的新进展。

本年度戊戌变法史与相关人物方面的研究亮 点颇为突出,可谓提前吹响了翌年戊戌二甲子周 年纪念的号角。 马忠文利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 肇新与其兄顾肇熙的书信资料,对1897年中德胶 州湾交涉、1898 年春张之洞入枢受阻、翁同龢开 缺原因、总署议复康有为《第六书》、政变后张荫 桓革职原因及光绪皇帝征医等问题,做了新的研 究,纠正了一些讹说,对研究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戊 戌前后的朝局和政情有很大助益。[44]在细致爬梳 新出版的《徐世昌日记》及未刊荣禄信札等资料 基础上,马忠文重新检视戊戌政变后复杂朝局中 袁世凯的政治境遇,指出在应对山东危局问题上, 袁世凯与毓贤的分歧与纠葛,除政见差异外,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军机大臣荣禄与刚毅之间的权力 斗争。[45]此外,马忠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档案馆藏一册翁同龢“伪札冶所依据的原 本、仿本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和分析,并对史料利 用与文物收藏的密切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6] 关于湖南时务学堂的纷争,不同于学界将此视为 新旧之争的论断,贾小叶的研究从“康党冶“康学冶 切入,重新揭示时务学堂之争实际存在着一明一 暗两条线索的多元、复杂面相。[47]此外,贾小叶就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一文的作者展 开深入的史事考辨,认为实为金梁写出的这篇内 容酷似“康党冶宣传的“忤逆冶上书,背后折射的是 戊戌乙亥年间清廷与“康党冶“新党冶之间错综复 杂的矛盾关系。[48]本年度贾小叶另外两篇分别围 绕《时务报》、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关系的考论 文章,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戊戌年间政局的研究。 作者指出,上海《新闻报》代表维新党人发声,在 呼吁变法、反对废立问题上的态度始终如一,在戊 戌己亥政局中的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49]而两江 总督刘坤一对于维持戊戌政变后的复杂朝局发挥 了重要作用,其参与东南互保的事实,则显示出戊 戌己亥年间其对清廷的不满。[50]戴海斌的研究聚 焦戊戌至庚子时期日本人在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 《亚东时报》,通过中、日两方面文献的比勘互证, 系统考察了唐才常、章太炎、宋恕等人与该报的真 实关系。[51]

关税与厘金方面,戴一峰详细探讨了晚清子口税与厘金税的先后产生及其互为消长的复杂关系,并以二者间的矛盾为线索,阐述了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演变的经济背景[56]。刘洪石对淮安关在光绪年间的正额绌收现象及其深层原因作了探究。他指出,淮安常关对商民的苛征致使商民裹足,加之近代海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其收入的锐减是必然结果[57]。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研究。章开沅通过具体考察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与汤寿潜的交谊关系,对辛亥革命作出了新的思考。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东南地区和东南精英在全国政局变化中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总体实力还不足以一举取代北方的传统政治中心地位,而在实际上主导社会潮流的东南精英乃是半新不旧的过渡时代英雄,所以辛亥革命只有以南北妥协宣告结束。[20] 陶水木则着重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有关汤寿潜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21] 张礼恒撰文指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作至疏远的过程。伍廷芳之所以投向革命,既是革命党人主动邀请的结果,也有其自身的政治信念等方面的原因,双方的合作,加速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但在实施治国方案问题上,双方存在分歧,并最终导致了双方关系的疏远。[22]

在中法战争结束前后,赫德凭借自己特有的个人因素和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有利条件,准确地掌握了中、法及列强的有关情报,建立了秘密的直接调停于中法最高当权者之间的有效途径,通过为法国尽力谋取实利,给清政府争取“虚名”,进而操纵了中法新约的谈判与签约大权。段国正认为,在战场上并未失败的中国在谈判桌上却可悲地失败了,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又下滑了一步。赫德操纵中法谈判和签约是近代中国畸形外交的典型一例。 [21]

艾永明的《清朝文官制度》[21] 一书,是对清朝文官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着作。该书具体探讨了清朝文官制度的渊源,文官的选拔与任用,文官的权利和义务,文官的行政奖励、处分和监督,文官的休致,以及清朝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从制度建设层面对清朝文官制度的特点、体系、原则与实施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并分析了其在法制史上的进步意义与价值。稍感欠缺之处是,该书主要着重于清朝文官制度基本结构的静态描述,而对该项制度的流变尤其是在晚清时期的相关变革情形关注不够。其实,此项后续研究当是晚清制度史研究颇有价值的课题。

就庚子之乱及相关人物研究而言,朱英、唐论 对奕劻在庚辛中外议和中的活动和作用做了深入 考察和分析,指出奕劻临危受命,在“惩凶冶“赔 款冶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 上,更是力陈己见。 庚辛议和,成为奕劻政治生涯 的新起点。[52]刘强、李文儒系统梳理了庚子后清 廷上谕中有关“母子一心冶提法的背景与臣工反 应,以及慈禧、光绪帝二人为实现“母子一心冶政 治默契所做的努力,指出在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 下实现皇权利益的最大化,是“母子一心冶的根本 目的。[53]

捐输方面,薛瑞录、郝艳红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央官员的捐输情况。他们指出,中央王公大臣的捐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财政危机和军需困难,但也进一步败坏了吏治,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58]。毛晓阳则对此时期江西乡绅的捐输广额活动予以述评,认为江西乡绅捐助清廷军队是其本能仇视太平军的表现,也反映了其痴迷科举仕进的本性[59]。

辛亥革命的研究也有向社会史领域拓展的趋势。李细珠以着名的秋瑾案为例,探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的互动关系,为观察晚清政治与社会变迁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3]

中法《李巴条约》签订于1885年6月9日,因系李鸿章与法驻华公使巴德诺所签,故有此称。通常也叫《中法新约》或《天津条约》。这个条约,虽是李鸿章在天津画诺,实际上系英人赫德及其亲信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政府密商的。 [22]但是黄振南认为,在签署该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巴德诺玩弄手腕,施展诡计,耍尽花招,以谋求法国的侵略利益。由于际遇有异,李鸿章未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往往使巴德诺的阴谋得逞。[23]

其他关于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论文还有:任智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22] 一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咸丰至宣统朝的《军机处录副·财政类·关税项》和其他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晚清海关监督制度作了一个初步的探索。以往学界对晚清海关的研究多偏重于税务司,对税务司制度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对于海关监督在晚清海关体系、财政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则缺乏应有的认识。作者通过对晚清海关监督的设置、职掌及其下属机构与人员构成等方面的具体研究,认为晚清海关的管理体系是从清代的榷关制度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税务司的建立和发展仅仅是承担了原本常关体系中的部分职能并扩展出新的职能,而其他职能则继续由海关监督承担。晚清海关制度中事实上并立着税务司与海关监督的双重体制,这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但却是最符合当时的中国现实状态的——用税务司来增加财政收入并满足列强的要求,但同时也用海关监督来对税务司起一定的制衡作用。杨大春《晚清政府关于外国传教士护照政策概述》[23] 一文,对晚清政府关于外国在华传教士所持护照的政策及一些基本情况作了系统的论述。文章认为,这种以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游历为前提的护照政策,是清政府在国事蜩螗、时局艰危之下的不得已之举。和当时的许多外交政策一样,它其实是外国列强枪炮逼迫下的产物,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反映,所以其中存在如允许无约国人无照游历、附加传教谕单、为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提供特权保护等等有损国家主权的内容。然而,这种政策也是在近代东西相通、时局巨变大势之下的必然之举。虽然其中在检验、期限、编号等技术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但它毕竟有利于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对来华外国传教士的管理,毕竟开始了中国政府对在华外国人实行护照制度的实践,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走向早期现代化的反映。刘增合《清末禁烟时期的盐斤加价与督抚干政》[24] 一文,着重考察清末鸦片禁政背景下,围绕盐斤加价政策出台和实施的过程,探讨清廷推行的抵补烟税行动所遭到的非议和抵制情形。“通行盐斤加价”是清末禁烟时期清廷筹补鸦片税厘的重要政策,规定在各省食盐原有价格的基础上,每斤再加四文予以销售。此策出台后,朝野歧见迭出,态度相当复杂。增加食盐价格,民食倍受影响,自然导致舆论反弹。抵补鸦片税厘虽系迫不得已,但清廷藉此推行盐政集权,必将触及食盐产销地区的财政利益。有关省份的督抚联袂一体,频频电争,干预中央决断,迫使中央集权难以如愿贯彻,发人深省。这一问题不仅反映出清末财政制度变革的困境,而且从地方督抚对抗中央财政集权的干政模式及其广泛影响,又由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流变态势。

清末最后十年汇聚了一系列性质迥异的重大 政治历史事件,因此长期为学界所关注,本年度依 旧成绩斐然。 庚子事变后,辛丑乡试开科问题成 为晚清朝野关注的热点之一。 韩策从庚子西狩、 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系统探讨张百熙等朝臣与 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就乡试展期问题的明 争暗斗,以及士绅舆论的反应。 作者认为此次论 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 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 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 刘坤一、张之洞坚持乡试展期的举动实为东南互 保的延续。[54]张海荣以1902 年慈禧太后为醇亲 王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为切入点,对载沣 娶妻背后的政治联姻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认 为载沣娶妻原聘并非荣禄之女,慈禧太后和荣禄 对于两家的联姻,也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乐观其成 的态度。 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冶 和“庚子事变冶的共同产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 产物。 通过“指婚冶这种略带温情的政治手段,慈 禧太后不但举重若轻地化解了甲午战争以来帝后 之间的长期对立局面,巩固和改善了统治基础,也 有效避免了异日“戊戌政变冶旧案重提,确保了自 己与荣禄的身后之名,同时还为未来清朝的皇嗣 继替指明了方向。[55]彭剑对张謇在1904 年间为 推动清廷预备立宪所做的诸多努力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研究,认为张謇主要在三方面影响了清廷的 决策:(1)其所印制的《日本宪法》使慈禧对宪法 产生好的观感和印象;(2)对袁世凯的影响;(3) 促成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56]赵虎对 1905年清政府颁布《会议政务章程》的背景、目 的,以及朝野的讨论、反应做了具体考察,认为该 章程的出台,是预备立宪前夕清政府尝试沟通中 西政体而在体制内进行的一次制度调整,但该章 程出台后,不仅未能满足外界预期,而且遭到来自 体制内的批评,在新旧两方均不讨好,最终流于形 式,未能实现原有意图。[57]1906年清政府选派张 荫堂为查办藏事大臣,参劾前驻藏大臣有泰等官 员,并力倡西藏新政。 此为近代西藏政治史与晚 清边政史研究中的重要事件。 康欣平分析了张荫 棠得以堪此重任的原因:(1)清廷对派往西藏的 大员选拔思路已经转换,即选择具备一定外交才 能与经验的人,张荫棠具备这一条件;(2)张荫棠 在印度参与《中英新订藏印条约》谈判期间,对如 何治理西藏向清外务部发表见解,他的这些对时 势把握颇为到位的筹藏观,对他后来的任命非常 有利;(3)唐绍仪的推荐。[58]李学通依据文献与 影像史料,对1906 年彰德秋操的指挥机关、参演 部队、军演经过、观操嘉宾情况,以及秋操影像进 行了补充说明和细致考辨。 指出此次秋操并没有 审判处或评判处这种名称的机构,也没有参谋处, 更没有徐世昌负责参谋处之事,也未见徐氏本人 参加此次秋操的文献或影像记录,蒋百里也未出 现在观操人员名单中。[59]1907年7月6日安徽巡 警总局会办、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利用巡警学堂毕 业典礼之机,突然袭击参加典礼的安徽巡抚恩铭, 发动“安庆起义冶,又称“丁未皖案冶。 安东强、姜 帆对丁未皖案在推动清末政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加以探析,指出丁未皖案虽然只是一突发性事件, 但对之后丁未政潮的走向,清末资政院的设立,谘 议局的筹办,乃至长江防务的重新调整,都产生重 要影响,显示了清政府、革命党与地方督抚等其他 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与博弈。[60]1909年1月2日 袁世凯被清廷罢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在已有 丰硕研究成果基础上,马勇、朱文亮从不同角度对 此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 马勇认为袁世凯遭 到罢免,主要原因在于他患有足疾,以及与他派遣唐绍仪推进中美关系抵制日本的外交战略有关 联,并非阴谋论,“回籍养疴冶期间,袁世凯并不是 被禁锢,他一方面安心养病,操持实业,另一方面 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也为他后来的 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61]朱文亮则认为除了外交 上的原因外,载沣、隆裕有着同样的驱袁动机,才 使罢免袁世凯成为可能。[62]桑兵对袁世凯的《请 速定大计折》做了详细考辨,揭示了袁世凯与清 廷、拥清势力之间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博弈。[63] 此外,桑兵的系列论文厘清了辛亥前后对“汉奸冶 问题的认识。[64]关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政局的关 系,李细珠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清末权力结 构的变动做了进一步阐释和深入论证,揭示了清 末“内外皆轻冶的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 要影响。[65]甲午战后十余年间,清政府始终以重 建海军为念。 关于清末海军重建,李学峰认为载 沣摄政后,才真正落实重建海军的决心,并在其支 持下,切实为推动海军兴复做出努力,并取得一定 的成绩;[66]马平安则认为清政府在重建海军方面 并没有达到加强海防的效果,不可过高估计。[67]

财政支出方面的研究显然不如财政收入研究深入和广泛,但也不乏佳作。陈锋在整理财政支出类别与数额的基础上,对清代各个时期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历史嬗变作了细致研究。他指出,进入晚清后,军费、外债与赔款成为最主要的三项支出,这一结构变化不仅使财政支出变态膨胀,也导致列强对中国财政经济的掠夺日益加深[60]。张东刚运用经济学理论,对中、日两国政府作为财政收支主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予以比较。他指出,与日本相比,中国缺乏使政府储蓄转为财政性投资的运行机制,“它仅为通过政府的政治目标的认定来配置财政支出结构”,因此对近代化的贡献远不如日本[61]。

杨鹏程根据《湘鄂米案电存》等重要资料,从灾害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长沙抢米风潮中官、绅、民三者所扮演的角色及互动关系,认为这场严重的社会冲突其结局是官、绅、民三输,这是清王朝统治迅速走向崩溃的重要表征。[24]

4.中英缅甸交涉

以上关于地方行政制度、文官制度、海关监督制度以及涉及到外交制度、财政制度的护照政策、盐政改革等项专题研究,均不乏新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晚清时期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代,制度变革与转型无疑是晚清政治史的一个核心内容,但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却相当薄弱。因此,制度史研究可谓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亟待加强而且大有可为的领域。

三、晚清中外政治关系研究

具体财政支出科目中,对外赔款支出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周志初、吴善中考察了近代中国的赔款总额。他们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因不平等条约及其他具体情况,中国应偿付的赔款本息总额约为17.6050亿海关银两,实际支付额为13.3548亿海关银两[62]。王年咏、相瑞花均对近代战争赔款的总值作了辨析,得出不同结论:前者认为近代中国共有8笔战争赔款,总值为13.75亿元,折合库平银10.45亿两;后者则认为其总值约为13.263亿元,合库平银9.568亿两[63]。袁成毅专对中国近代对日战争赔款情况作了探讨。他指出,近代中国共有三次对日战争赔款,额达76542万元,它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64]。宓汝成对庚子赔款的债务化、赔款的事实追加及其清偿过程作了详细记述,并对诸如实际偿付、外国退还、最终清算等问题作了量化考察[65]。

沈渭滨撰文认为,辛亥革命为东南地区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看,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而可视为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25]

1885年英国侵略缅甸,作为缅甸的宗主国,中国不能不出面与英交涉。吕昭义认为,清政府是通过两条途径来交涉的,一为私下的,即委托赫德私下与英国政府沟通,一为官方的,即驻英使臣曾纪泽与英外交部交涉。两个渠道的交涉,各行其是,互相矛盾。英国与曾纪泽的官方交涉是假,而与赫德的私人密谈却是真。兼并缅甸是英国的既定方针,问题在于怎样处理兼并后的中缅关系。英国要么继承缅甸与中国的传统关系,成为向中国朝贡的国家,要么废除原有的中缅关系。前者是英国决不能做的,而后者引起清王朝的剧烈反对,对英国也是不可取的。赫德向英国提出两项可供选择的办法。经过赫德的反复陈说,英国理解了赫德的用意,但在完成对上缅甸的军事占领之前,仍不打算与中国缔约,以免军事行动受到限制。直到英国完全吞并缅甸,英国才于1886年7月24日与中国签订《缅甸条款》。[24]

[1] 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从全球史的视野研究晚清以降的中外关系, 探讨中国从清代“宗藩关系冶到近代“外交关系冶 的演变,是近年来晚清中外政治关系领域重要的 研究趋势。 本年度这一研究趋势进一步加强。

其他各类支出亦有零星研究。王道成就颐和园的修建经费问题作了新的探索,认为此项经费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主要来源为海军经费拨给、海军巨款息银、海防新捐垫款、海关常税项下拨银等[66]。杨天宏对清季自开商埠的经费筹措与开支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指出,自开商埠虽有一定经费来源,但始终难敷支出。究其原因,一是政府财政能力有限,而且支出结构不合理;二是民间社会资金对官办事业视若畏途,不愿或不敢投资[67]。熊元斌探讨了江浙地区水利经费的筹措问题。他认为,政府对江浙水利的直接财政投资表明了国家对水利和农业生产的重视,官府出借公帑实质上是“向民间水利建设的一种扶助性贷款”[68]。皮明勇通过分析晚清军人的收入与经济状况,对政府常例军费支出作了探究。他指出,清政府对绿营兵尽量压低开支,而对勇营则采取粮饷放任政策,这种失当的财经政策是军队衰败的重要原因[69]。黎泽济以时人日记、笔记、书信等为据,概要推究了晚清财政对官吏薪俸的支出情况[70]。

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有待于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胡国枢的《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一书,[26] 是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区域研究与光复会个案研究相结合的重要着作。该书详细系统地考察了浙江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光复会的组织建构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对于浙江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以及光复会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弥补了学术界以往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5.中英西藏交涉

[2] 载《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郭卫东对晚清对外关系中中央和地方外交并 存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地方外交从广州外交到天津 外交,进而到东南外交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做了 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指出晚清地方外交是传 统时代向近代过渡的产物,其发展演变过程反映 了从东方朝贡关系到中西贸易关系,再到国家条 约关系的演变,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冶到“洋 务冶再到“外务冶的三段式进阶,表现了从广州贸 易体制到口岸通商体制,最终到中央外交体制的 转型。[68]

五 财政制度与财政体制

二、改革史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1888年初,英军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一次入侵,遭到藏族军民的顽强抵抗,但是抗英斗争遭到驻藏大臣升泰的阻挠与破坏,致使抗英失败。1888年底,升泰开始同英方代表谈判,于1890年3月17日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8款。其后中英双方又于1893年12月5日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9款。丁名楠和张振鹍认为,这两个条约是在两个阴险狡诈的英帝国主义分子操纵和参与下订立的。中英谈判开始以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推荐其弟赫政,充当升泰的译员与代表。在谈判过程中,赫德一再向赫政指授机密,要赫政“试作中间人,将事权掌握在自己手里”。[25]黄鸿钊认为,《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续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国用武力打开了我国西南边陲西藏地区的大门,英国侵占了中国的藩属锡金,以及西藏南部边境的日纳、纳汤等领土,同时英国商品可以通过亚东等地源源不断地涌入西藏。[26]

[3] 华文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晚清中英、中日、中法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研 究者关注的重心。 中英关系方面,张建斌根据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对1902年中英双 方围绕长沙开埠过程中城内设立关栈、厘金征收与治外法权等问题反复交涉的过程进行了专门研 究,揭示晚清修订新约的大背景下中英双方的观 点与矛盾。[69]赵欣利用英国原始档案和报刊资 料,对“门户开放政策冶在英国的缘起、出台、实 施、变革及影响等内容做了重新梳理和解析,指出 该政策最早是由英国提出并推行,后来转手于美 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的主要外交 政策。[70]

关于晚清的财政制度与体制,学者们论述较多者为厘金制和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问题。俞志生、黄文模等人就厘金制产生时间及原因提出新的见解。他们认为,厘金最早出现于1833年湖北的光化县,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1853年扬州的仙女庙镇;其产生的历史原因是适应当时治洪要求,而不是解决军饷困难[71]。龙先绪通过简单介绍清人郑珍及其《抽厘哀》,描述了贵州地区的抽厘情况[72]。

严格说来,晚清改革史的起点至少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是,因为洋务运动时期的变革主要在技术层面与经济领域,而且一直是晚清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故本文拟着重介绍有关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的研究成果。随着现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晚清改革史的研究亦备受学界关注,并有渐成细化与深化之势。

1903年底英国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二次入侵,并进入拉萨,逼迫西藏地方签订《拉萨条约》,但是清政府电令驻藏大臣升泰拒绝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并于1905年1月任命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为全权代表,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赴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印政府谈判,以挽回对西藏的主权。但是由于中英双方对于英方所拟约稿不能达成一致,所以11月12日英印政府单方面中止了谈判。直到1906年4月,中英才又在北京恢复谈判。英方代表是驻华公使萨道义,中国代表仍是唐绍仪。4月27日双方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该约共六款,另以《拉萨条约》十款作为附约。周伟洲认为,英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事实上迫使清政府同意了《拉萨条约》,从而攫取了增设商埠,设立商务代表,掠取赔款,占领春丕三年等特权。[27]

[4] 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中日关系方面,戴东阳对日本学者高桥作卫 的高升号事件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指出 高桥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其研究目的是 为日本浪速舰行为正名。 学界对其核心观点开战 责任说及事件过程已有辩驳和新的研究,但在对 两位英国国际法学者的论说、日本政府的处置、英 国政府的态度等评价上,仍存在高桥影响的痕 迹。[71]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借口“保护冶朝鲜侨 民,挑起“间岛问题冶。 李花子对“间岛冶地理概念 的形成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重点考察。 指出“间 岛冶地理名称是近代朝鲜人向图们江以北地区移 民、开垦的产物。1907年日本利用朝鲜人向这一 地区渗透时借用了“间岛冶概念,它是日本准备行 使特权的势力范围。 日本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 “间岛冶假定区域,不但包括海兰河、布尔哈通河 及嘎呀河流域(后来的延吉、和龙、汪清县),还包 括二道松花江流域(后来的安图县)。 由于吉林 边务公署的牵制和斗争,日本外务省在签订《间 岛协约》时不得不调整其范围,特别是将二道松 花江流域排除出“间岛冶范围。 “间岛冶地理范围 的最终确定,揭示了日本利用朝鲜垦民向图们江 以北地区渗透扩张的过程。[72]

财政体制方面,学界着重讨论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问题。陈锋对清代各个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历程作了探究。他指出,清前期形成的中央集权型财政体制至晚清已发生剧变,财权在财政收支、奏销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下移。中央政府试图通过清厘、整顿等措施来遏制财政分权倾向的发展,但成效未着[73]。戴一峰以近代海关为中心,探讨了晚清中央政府、地方当局和海关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认为,开征子口税和兼管常关分别是海关介入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肇端与终结,而征收鸦片税厘和接管厘金局卡是海关与地方当局的两次较量[74]。张神根评析了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的改革及其失败原因。他认为,这次体制改革是中国首次具有近代性质的财政改革,其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改革本身的失误和政治上国家的分裂,而经济上工商业的幼稚和农村的残破则是更为深刻的根源[75]。汪林茂、刘伟均论述了咸同年间筹饷制度的变化及其对财政体制的影响。他们认为,晚清军队的筹饷途径与主体发生了深刻转变,“就地筹饷”财政政策的施行直接促使了晚清外重内轻财政局面的形成[76]。

戊戌变法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老课题,茅海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他的新着《戊戌变法史事考》[27],是这方面成果的初步结集。作者充分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大量档案材料,完成了一些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中下层官员与民众对变法的建策;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皇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充分证明了作者刻意追求的所谓“史实重建”的学术宗旨。稍后,茅海建又相继发表了两篇新作。其一是《救时的偏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外交论》[28]。戊戌变法期间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即是允许司员士民不受限制地向皇帝上书。据茅海建统计,在大约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有457人次至少递交了567件上书,现存275件上书的原件和抄件。该文专论这批来自中下层的官员士民上书中军事与外交的内容。作者认为,司员士民在上书中提出的军事、外交上的诸策,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有些地方甚至背道而驰,其实大多为“救时的偏方”。其二是《“公车上书”考证补》[29]。“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作者通过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认为其实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该文同时指出,《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6.中葡澳门交涉

[5]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3期。

中法关系方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是中法 战争过程中双方试图取得妥协的一个和约。 由于 双方谈判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双方最终兵戎相见, 中法战争因此重启。 张振鹍对影响中法战争由和 转战的关键性文件“福禄诺节略冶进行了史实考 辨,指出1884年5 月17 日李、福会谈后,李鸿章 并未将福禄诺提交的这份法国执行《中法会议简 明条款》的路线图报告清政府,北黎冲突后又刻 意制造“节略冶中关于清政府撤军日期等内容在 李、福会谈时即由福禄诺涂抹的假象,并蒙蔽英报记者,使其加以报道宣扬。 正是由于李氏隐瞒了 该节略的真相,导致战争再起。[73]1898年的上海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是上海地方史、中法关系史和 晚清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葛夫平对该 事件发生的起因、交涉经过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 考察和论述,认为清政府在该案交涉过程中,利用 “地方外交冶和“以夷制夷冶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 达到了为总理衙门减压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 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 的扩界图谋,但其作用终究有限,反而使清政府的 外交显得进退失据,直接导致上海法租界的 扩大。[74]

上述之外,学者们对其他具体财政制度也有论及。邓绍辉详细考察了光宣之际清政府试办预决算的情况。他指出,尽管财政预决算改革未能在全国贯彻执行,但它初步采纳近代先进的财政管理方式,为以后中国的财政管理与改革提供了经验[77]。陈明光不同意一般认为的中国到清末才开始建立国家预算的观点。他认为,从法制条件、行政管理系统、审计制度等方面讲,中国正式建立编制国家预算制度的时间,“肯定不是迟至清朝宣统二年,起码应该上溯到唐朝前期”[78]。

尽管学界对康有为、梁启超涂饰史料以神话历史的行为早有察觉,并多有揭露,但今人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理解,从主流上讲,依然未能摆脱康梁话语系统的基调;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相表里,实为支撑这种话语系统下戊戌变法史叙述框架的核心文献。戚学民详细探究了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重点考察了该书两个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或基本结构的形成、变化和定型的过程。认为此书与康梁师徒1898年末至1899年初流亡日本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书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宏观陈述和关键细节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作者政治活动与当时舆论的影响,经过作者的刻意安排。《戊戌政变记》一书“实为康梁应急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实的信史”。[30]

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政府一直希望同清政府立约,但是遭到清政府拒绝,1862年中葡签订《和好贸易章程》,但是清政府要求修改条约,拒绝换约。直到1887年3月26日,中葡才在赫德的帮助下签订中葡《里斯本草约》,并于12月1日签订了《和好通商条约》,并为中葡政府所批准互换。[28]对于赫德是否以中国对澳门的领土主权换取了英国的利益。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赫德使澳门被割让给葡萄牙。丁名楠等认为 “清政府统治者为了征收鸦片税的问题,竟在条约中出卖了澳门”,“而怂恿清政府满足葡萄牙攫夺中国领土的野心的,正是赫德、金登干等英国侵略分子”。[29]卢汉超也认为赫德是“将澳门让给葡萄牙”[30]。持此种观点的还有杨公素。[31]戴裔煊、钟国豪也持同样的观点。[32](既然注释中已经有详细信息,正文中没有必要重复著作名)

[6] 载《南开学报》2003年第2期。

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终结,一直是晚 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朝鲜不仅是 清朝宗藩体系下最重要的藩属国,也是最后一个 终结宗藩关系的藩属国。 甲午战争宗藩体制解体 前的中朝关系是本年度的研究热点。 张礼恒对甲 午战争前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以及清政府对朝政策 进行了系列研究。 他从东亚儒教社会整体转型的 宏观视野出发,对光绪七年(1881年)清朝驻日使 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冶在日期间基于宗藩体制 的特殊规制开展的交流活动做了具体考察,指出, 双方围绕国际大势、中朝两国的困境与出路所做 的讨论,以及对待日本明治维新的全方位评判,都 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展现了中朝两国在全球化 运动中的艰难抉择。[75]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张礼 恒进一步探讨了李鸿章对待朝鲜的“不沾不脱冶 交往原则,认为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 清晰和一贯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在1882年提出 的“不沾不脱冶原则。 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 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李鸿章在列 强环伺形势下对宗藩体制的一种灵活性新解,主 旨仍然是为了维护宗藩体制的权威性。[76]“朴定 阳事件冶是清代中朝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尤淑君 从中国、朝鲜、美国、日本等多方关系中对该事件 进行重新审视,认为朴定阳出使美国之事,正是清 政府检验宗藩关系是否被欧美各国所接受,也是 朝鲜向国际社会宣称自主的绝佳机会。 但由于中 国、朝鲜及美国对于“自主之国冶一语的不同理 解,加之朝鲜内部的党派斗争与改革思想,使得中 朝两国的争端趋向表面化,也让朝鲜决心引入日 本势力,从而埋下了甲午战争的隐患。[77]

谢俊美分析了捐纳制度与吏治的关系,认为这一制度导致吏治严重败坏,对晚清社会政治、经济、新政等危害极大[79]。鲁子健对清代食盐专卖制度予以探究。他指出,食盐专卖是清政府实施垄断和统一管理的财经制度,它体现了经营的封建垄断特征和政府的财政搜刮本质[80]。江太新、李文治考察了清代中后期的漕运制度。他们认为,与漕务有关的各级官吏重重贪索,致使漕运体制日益败坏,并形成对国家财政极为不利的连锁反映[81]。李传斌对清季俸制加以探索,认为清末俸制发生了较大变化,并表现为两大特征,即多元混杂和名不副实[82]。

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的时间,学界通常认为撰写于1899年初,康氏自己还有起稿于乙未的说法。马忠文通过研究与分析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并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31]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葡里斯本草约“使葡萄牙取得了清政府对其霸占澳门的正式认可”,是一个“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但却又认为“澳门并未由清政府正式割让给葡萄牙”。[33]这一观点最早是由王绍坊提出,赵佳楹在著作中则完全沿用了这一观点。[34]

[7]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晚清中俄关系方面的研究也有进一步拓展, 陈开科在充分利用中、俄文献档案以及晚清报刊 资料的基础上,对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的旅 华事件做了系统论述和分析后指出,此事件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俄国对华政策以及晚清中俄茶叶 贸易的发展。[78]

财政思想是客观财政经济状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晚清财政较清前期发生了巨变,身处这一变局,各阶级与阶层分别就现实的财政问题提出了自身的看法。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财政思想对于理解当时的财政状况至关重要。

学者己经注意到康氏自编年谱中对其戊子年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情形的记载有疏漏之处,但究竟康有为是怎样“作伪”的,张勇撰文做了新的探究。他认为,康有为的记述含混其辞,将两次应试并作一谈,其本意或只在遮掩连续两次落第之羞,而略施移花接木的障眼技法;然而却既障人又自陷,给后人留下“作伪”的把柄。[32]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草约是一个“严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约”,但又认为“清朝政府并非将澳门正式割归葡萄牙所有”。[35]汪敬虞认为中葡草约的签订,是赫德“以破坏中国主权为手段,达到扩大对中国主权的夺取的目的”,“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受到严重的损害”。[36]对于赫德使中国将澳门割让与葡萄牙的说法,陈诗启也提出质疑,认为尽管草约没有出卖中国的领土主权,但是它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使葡萄牙获得从未从中国获得的重大利益”。[37]黄庆华也认为葡萄牙虽然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终于从中国手里谋取了带有所谓“澳门地位条款”的条约,但是由于澳门并没有因为《光绪中葡》条约的签订而成为“租借地”或“割让地”,更没有被公认为葡萄牙的“海外省”或“殖民地”,在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之前的百余年时间里,澳门不过是在葡萄牙的管理之下而已。[38]

[8] 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晚清中葡关系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年度 也取得一定进展。 张志勇论述了19世纪60年代 中葡通商通航条约谈判过程,并注意到英人赫德 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赫德所提在澳门设关 收税与收取澳门租金的建议成为总理衙门压迫葡 萄牙公使放弃不合理要求与之进行讨价还价的重 要条件。 而赫德站在清政府立场反对按照原议换 约,以及提出购买澳门的计划,导致中葡换约最终 失败。[79]

十年来,总体性财政思想的研究微乎其微。赵晓雷略要分析了晚清财政观念的近代性转变:财政来源上,由“赋出于田”转为“赋出于工商”;财政收支上,由节流、“量入为出”转变为开源、“量出为入”;财政职能上,认识到财政不仅仅是皇室消费的工具,更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83]。魏丽英对晚清政界与思想界最初的铁路外债认识进行了梳理,认为这些认识是政府铁路外债政策的理论根源[84]。陈勇勤对清流党光绪初十年间的财政经济主张进行了论述,认为其各种主张的核心思维是加强中央财权,增加国家财政收入[85]。

毕永年的《诡谋直纪》被发现后,一直被认为是康梁维新派“围园”密谋的权威资料。房德邻利用清廷戊戌年八月十四日谕旨、袁世凯《戊戌日记》和康有为《自编年谱》等资料,认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并对毕永年的《诡谋直纪》的真实可信度提出质疑,认为《诡谋直纪》将维新派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推前到八月初一日以前,这与当时的形势和维新派的活动不相符合,当是毕永年根据他在八月初三日后甚至戊戌政变后听到的密谋事而编写的。[33]

二、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外关系

[9]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此外,王宏斌对中国外侨政策从设立“蕃坊冶 到“租界冶的演变过程做了颇有学术价值的考察 和论述,进而审视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治外法权 的历史渊源。[80]徐春峰、屈春海对清政府设立驻 巴拿马总领事馆的缘由、过程以及总领事欧阳庚 调查侨民等活动做了专门研究,指出清政府出于 外交对等的原则和意识,在巴拿马于1903年宣布 独立、1907 年提出在华设立驻华总领事府的同 时,已经有在巴拿马设立总领事馆的允诺,直至 1910年为进一步保护巴拿马华工才正式设立驻 巴总领事馆,作者认为驻巴总领事馆的设立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81]

对于历史人物财政思想的研究较多。傅美林、唐竑彦从借用外债的目的、策略和规模三个方面着手,分析了张之洞的外债思想。他们认为,虽然张之洞对偿债能力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但其外债思想是当时先进的救国方案之一[86]。杨宏雨则对张謇的利用外资思想及其特色作了探讨,认为张謇在利用外资方面的思考显示出慎重灵活的态度[87]。范继忠论述了郭嵩焘对于厘金制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她指出,郭氏是厘金制的首倡者与践行者之一,但随着此制度的通行全国及漏卮四出,他转而对之反对[88]。韩国学者申义植亦对张謇关于厘金税的思想作了探讨。他认为,张謇起初主张减少厘捐和裁厘认捐,清末新政时期又力主裁厘加税,“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认识”[89]。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也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中聚讼纷纭的疑案。关于“告密”的时间是八月初四日还是初五日,地点是北京还是天津,对象是奕劻还是荣禄,以及“告密”与戊戌政变发生的关系等问题,均未有定论。刘路生针对郭卫东所谓袁世凯八月初四日在京向庆亲王奕劻告密说,撰文提出商榷。认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和条件,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凯告密之人。袁世凯日后的飞黄腾达,并非慈禧太后对其告密的奖赏。[34]

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随着国力增强不断谋求向外扩展,琉球、台湾、朝鲜首当其冲,从而与对上述国家或地方拥有宗主权或主权的中国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而中国则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进一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10] 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四、结论

七 太平天国政权的财政

孔祥吉则利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通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具体考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从而认定,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戌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35] 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1.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11]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笔者大致从三个专题对2017 年度晚清政治 史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简要梳理和介绍。 就发 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而言,共计84篇,除文中提及 的1本专著外,《清光绪帝死因鉴证》、韩策的《科 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马平安的《慈禧与晚清六 十年》[82-84]等,亦是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领 域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笔者目力所及的这 88篇(部)研究成果中,晚清制度史32篇,历史事 件与人物研究42 篇,中外政治关系14 篇。 可见制度史和事件史,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 重心。

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对晚清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已为多数学者所注意。作为一个存在14年之久的农民政权,其财政经济政策与制度无疑具有认真研究的必要。

王照是与康有为、梁启超几近齐名的维新变法人物。以往学界对戊戌变法期间王照的活动有所研究,但对戊戌政变后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的活动却较少涉及。周敏之对王照逃亡日本期间营救光绪帝的活动作了系统的论述,认为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皇帝和反对慈禧太后废立的活动,目的是为了保住光绪帝这面维新大旗,继续同顽固派势力作斗争,实质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尽管他与康、梁存在一定的分歧,态度不如康、梁坚决;也由于不了解国际关系而对日本政府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其活动的性质和意义仍应基本肯定。[36]

(1)中日立约与日本侵台

[12]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纵向比较来看,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取 得的成绩亦值得肯定。 从数量观之,2014年度学 科综述重点介绍研究成果68 篇,2015 年度32 篇,2016年度63 篇,[85-87]2017 年发表的研究成 果数量为近4 年来之冠。 且2017 年亦没有相关 “历史周年纪念冶活动的推出,满族史和满汉关系 研究的热点在2016 年凸显后,本年度并不突出。 虽然由于不同综述撰稿者关注点的差异,仅从数 量并不能完全反映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特点和趋 势,但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清政治史研究作为 比较成熟的独立学科,尽管和民国史研究、抗日战 争史研究等目前学界的显学相比有“寂寥冶“衰 颓冶之象,实际上这种“寂寥冶“衰颓冶恰恰是该学 科成熟、稳健发展的重要表现。 2017 年,国内晚 清史学界推出的这80 余部(篇)优秀研究成果, 已从一个角度表明,该领域的研究继续保持着旺 盛的活力。 相信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 法的理论指导下,借助清史资料建设“黄金时 代冶[88]的东风,晚清政治史研究,仍大有可为。

刘秋霞概括论述了太平天国田赋制度的变革过程,认为它经历了“圣库制度”、“照旧交粮纳税”和“着佃交粮”三个阶段,实施效果与制定者初衷之间的距离是其不断变革的深层原因[90]。石志新对太平天国赋税制度的混乱及其对天国政权中央财政的影响予以分析。他认为,太平天国政权的赋税征收权多归地方,中央也未制订统一的征税标准,这就导致中央政府对赋税征收的失控和中央财力的匮乏[91]。

关于立宪运动与宪政改革研究

1871年9月13日中日双方签订了《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揭开了近代两国关系的序幕。米庆余对于中日此次立约的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日本对华立约的目的,从长远看,是为了达到“光耀万国”、“宇内经略之远图”;从现实看,则是企图通过对华立约,以实现“绥服朝鲜”的目的。虽然此次立约从字面上看双方对等,并有可取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际上的平等,更非日本政府的真情实意,而且条规本身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日本并不打算遵守。中日刚刚立约,日本政府便有异议,并以“换约”为名,更行阴谋权略,甚至无视条规,出兵侵略台湾。由此可见,1871年的中日立约,绝不是“自主缔结的平等条约”,而是走在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和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间,出现近代侵略与压迫关系的开端。[39]

[13] 载《史学集刊》2003年第3期。

参考文献:

具体问题上,张山对“着佃交粮”制度的实施过程及其得失予以论析。他指出,在这一粮赋征收制度下,农民负担大为减轻,这对农民来讲是利大于弊,不能因为特殊现象而否定其积极意义[92]。李书源则提出不同见解,认为“着佃交粮”制不是破坏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正是建立在承认和保护后者的基础之上。这一制度的归宿只能是输租纳粮,向“耕者有其田”过渡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93]。曾丽雅在分析了江西实行的乡土政策后认为,太平天国政权在江西的田赋政策经历了从 “均贫富”、“计亩征粮”到“照旧交粮纳税”的变化过程。这些政策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与清朝统治者的赋税政策有原则区别[94]。

关于宪政改革的总体研究。高旺的《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37] 一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将清末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中,通过对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政治参与、宪政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并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对晚清中国政治转型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

1871年琉球漂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之事,属中琉两国民间刑事案件,与日本无涉。但是,日本政府为了“以此次机会”达到“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和所谓“开启朝鲜自新门户”的目的,于1874年借故出兵台湾,并强行勒索50万两白银,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序幕。 [40]张振鹍认为,1874年日本侵台之役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重大挑战。这一次日本的挑战是以政府的名义发起,以国家的力量贯彻的,所以具有空前严重的含义,不仅在台湾、而且对中国东南海疆造成一场大危机。中国对日本的挑战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并在国际社会旗帜鲜明地维护了自己的立场。日本的入侵以倡言台湾东部为“无主之地”始,却不得不以承认中国为该地主人终。从此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更加确定,日本再也不能否定中国在台湾全岛或其部分地区的主权,任何分离台湾之论都只能为世人所不齿。[41]

[1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1]赵虎.政务处与辛丑回銮前的新政举措[J].清史研 究,2017(1):66-76.

纵观近十年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专着不乏力作,资料整理尤见功力,论文写作数量与质量亦有所提升,成绩可谓喜人。无论是对财政状况与财政结构的整体考察,还是对公债、印花税等细节问题的钻研考证,都体现了严肃认真的学术作风与探索进取的学术品格。晚清财政史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最深,建国后又以80年代成果较着。与晚清经济史的其他领域如金融、商业、农村经济等相比,财政史研究尚属“年轻”。因此,十年来虽有为数不少的论着出现,却也存在某些需要改进或继续深入之处。

关于谘议局与资政院的研究。耿云志对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来历,尤其是该联合会第二届会议的内容及其政治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第二届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是大多数议员及其所代表的立宪派在政治上与顽固的清朝廷开始决裂的一个征兆,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基础开始塌陷的一个重要标志。[38]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时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接掌管大清对外通商、外交、海防事务以来,面临的一次重大的政治和军事考验。李鸿章自始至终发挥着核心决策的作用,他的许多意见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台湾事件的处理及其进程。邵建东认为,贯穿李鸿章处理台事始终的,是他的和局外交和实力外交思想。首先,李鸿章主张力保和局,反对遽成战局。其次,李鸿章在台事期间提出力保和局而“阴为战备”的实力外交思想。[42]林庆元考察了沈葆桢在日本侵台期间的活动,认为沈葆桢在这场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沈葆桢分析局势,确定备战方针,即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提出理喻、设防和“抚番”并举,并采取了“厚集兵力”的战略措施。在总理衙门同日本的交涉中沈葆桢则坚持“坚忍持之,必有成议”的正确方针。[43]

[1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

[2]赵虎. 清末督办政务处与各方关系述论[J].近代史学刊,2017(1):76-98.

其一,对一些具体问题缺乏准确科学的论证,数字统计上有含糊之嫌。财政史研究的难点在于量化分析,而这对于研究质量又极为重要。晚清官方与私家记载的财政史料大多不确,这是今人研究面临的困难,也是过去研究成果中数字粗略模糊的根源所在。例如内债问题,除了“息借商款”因有官方详载而无歧异外,其他诸项内债的实际发行额或募借额尚少定论。就“昭信股票”而言,黄天华认为其实际募借额“不足500万两”,崔鹏飞认为“约一千万两左右”,朱英认为“不足2000万两”,胡宪立、郭熙生则称“约二千万两”。笔者以为,只有不断深入、全面地挖掘史料,认真细致地对其爬梳整理,才能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

王开玺撰文,论述了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的议政活动及其策略、历史局限、地位与作用,认为他们与其他立宪派相比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虽然立宪派议员提出的许多议案没有得到实施,他们关于实行立宪制度的主张也因而没有能够实现,但是这些议案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意义。而且,这些议案的提出,对于破除专制思想和动摇清朝专制政府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39]

(2)中日琉球交涉

[16] 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赵虎. 仿行内阁:清末会议政务处述论[J].西北大学 学报,2017(3):166-172.

其二,研究对象的不平衡性严重。在过去十年晚清财政史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出现了畸重畸轻现象:对公债、厘金、海关税收、通货膨胀、财政体制等着墨较多,而对官房地租、渔课、矿课等杂赋以及统治阶级和特殊群体的财政政策、观念与思想等则用笔不够;对咸丰朝和光绪朝财政问题研究较多,而对道光、同治两朝注意较少。这种不平衡性势必导致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跛足,也很难对其全貌予以完整准确的定位。拓宽思路,扩展眼界,对那些被忽视或“没意思”的问题进行探索,惟如此才能使晚清财政史研究得到整体系统的发展。

关于地方自治的研究。马小泉着《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40]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民被害事件,出兵入侵台湾,1875年阻止琉球对中国朝贡,以期切断中琉关系、强行占有琉球。由是产生了晚清中日之间的“琉球问题”。米庆余对晚清中日间关于琉球的交涉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首位驻日公使何如璋到任伊始就展开了对琉球问题的研究与交涉,并向清政府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但没有被清政府采纳。而日本不顾中国的抗议,一意孤行,废琉置县。此后虽经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停,中日双方重新就琉球问题谈判,但最后还是无果而终,中日琉球问题被搁置。[44]戴东阳对何如璋与日本关于琉球的交涉进行了考察,认为所谓的“暴言事件”的出台,与寺岛宗则、森有礼为代表的日本方面的操作有一定的关系。户玑回国后,何如璋对琉球问题的关注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继续为重议琉案作了不少努力。[45] 戴东阳还考察了驻日使臣黎庶昌在甲申事变前后的琉球策略,认为1881年中日琉球交涉中断后,黎庶昌力谋贯彻清政府“存球祀”意旨,最初将琉案作为独立的外交问题单独对待。甲申事变后,黎庶昌又将琉球与朝鲜问题相联系,提出“朝鲜琉球交换”论。1887年第二次使日后,由于朝鲜问题始终未息,其琉球策略大要不离“朝鲜琉球交换”论。黎庶昌的琉案交涉,有声有色,后期则主要限于提出书面策略。 [46]戚其章则考察了李鸿章与中日琉球交涉,认为李鸿章虽在琉案发生之初持消极态度,但后来他坚持“兴灭继绝,护持弱小”的原则,否定日本灭亡琉球的两分办法,提出“存琉球”案以复国的两分琉球主张,并反对总理衙门与日使草签《琉球条约》、《配加条款》是应当肯定的。 [47]

[17] 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4]李俊领.礼治与宪政:清末礼学馆的设立及其时局因 应[J].近代史研究,2017(3):28-45. [

其三,平铺直叙偏多,深入论证与考察较少。财政史研究是个复杂的工程,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对财政制度、财政收支、财政管理等基本范畴的发生、发展与演变情况详加描述,还要求他们深入思考,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隐于其后的成因与规律。近十年的论着中,属于直接介绍者为多,而理性地予以思考者较少,这也是多数学术领域的通常情状。毋庸置疑,不断加强理论修养,运用高屋建瓴之功对史实进行洞察,史论结合,这才是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一书,从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尤其着重考察了清政府在地方自治问题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清末地方自治在中国早期地方政治现代化历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和宪政改革的认识与理解。

中日朝鲜之争

[18] 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5]彭雪芹.内简与外补之争:清季巡警道员的选任[J]. 广东社会科学,2017(6):135-144.

[1]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驻外使节是推动清末宪政改革的一股重要力量。祖金玉考察了驻外使节的立宪主张,认为他们为清廷谋划的宪政方案大致为日本式的二元君主制模式,就立宪层次而言,无疑是保守的,低层次的;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则十分激进,始终坚持速行宪政论。结果,其政治态度的激进性超越了改革方案的保守性,使他们最终走到了清廷的对立面。这表明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机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思想分化,是宪政改革失败与清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41]

19世纪80年代中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0年,正是中日两国争夺朝鲜控制权的10年。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中日争夺朝鲜电信权个案,则是中日在朝鲜展开的一场代理战争,也是19世纪80年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一个缩影。郭海燕认为,从这个历史个案可以看到,为了赢得控制朝鲜的主动权,维护和扩大各自的在朝势力,中日双方在具体权益问题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对方、直接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时作为权宜之计,又都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对方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压力以达到目的。这种表面上没有直接对立,暗地里却竞争激烈,有时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48]郭海燕还认为,1885年4月英国制造的巨文岛事件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围绕巨文岛事件,中日分别在对英外交、对朝外交和中日两国外交三个层面进行了较量,这实际上是一场中日围绕宗属体制的较量。此后,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在朝鲜对等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中国掌控东亚外交主动权,日本孤立被动的格局。[49]

[19] 载《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

[6]赵卫宾.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创建与发展[J].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1):110-117.

[2]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开放党禁案是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内容,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在叙述资政院议案时有所涉及。唐富满、曾庆军撰文,简单地勾勒了清末开放党禁案的历史过程。作者具体分析了革命派、立宪派、地方督抚实力派以及清政府等各种政治势力,在开放党禁案问题上所进行的各种较量,揭示了各派政治势力复杂的政治性格以及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艰难历程。[42]

2.甲午战争前的中朝关系

[20]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7]崔志海. 精琪访华与清末币制改革[J]. 历史研究, 2017(6):92-108.

[3]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崔志海撰文,对于国外学者研究清末新政的英文着作,作了系统的介绍,[43]

甲午战争前,中朝两国一直维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陈伟芳认为,清政府对朝鲜的基本政策,一向是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愿意朝鲜独立,也没有余力来设法加强“宗主权”。但是时势不容许中国传统的朝鲜政策原封不动,不加改变。对朝鲜政策问题,直接联系到对日外交。在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规”时,李鸿章对日外交是采取一种联络羁縻的政策,希望借“中日修好”条规之力,约束日本的行动,并抱着“联东方形势”的幻想。直到后来中日间发生种种不愉快事件,日本侵略野心暴露,这才开始转变态度,逐渐地从联日变为防日。从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1876年江华条约的签订,到1879年琉球问题的刺激,是李鸿章新政策(“牵制政策”)的酝酿时期。到了1880年冬天中俄因伊利问题争持不决,俄国兵舰和陆军集结黑龙江、海参崴一带。俄国的行动颇引起朝鲜与中国的忧惧。这时候,英、美等国也在夸大俄国军事行动的威胁,企图借此插足朝鲜。清政府于是令李鸿章主持朝鲜与西洋结约事宜。而朝鲜政府在时事迫促下,也表示愿与西洋各国订约通商。所谓“牵制政策”开始实现。在李鸿章的主持下,朝鲜先后同美、英、德等国签订条约,而朝鲜国王亦按例在约外先声明朝鲜为中国属邦。[50]

[21] 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版。

[8]杨念群.痛打“时文鬼冶———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 [J].清史研究,2017(1):1-32.

[4]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黄天华。中国财政史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孙文学。中国财政史[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董孟雄。中国近代财政史·金融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赵梦涵等。中国财税商贸史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以上着作均有部分内容论及晚清财政,其中多属概括描述,深论者尚少。

为国内学界了解国际学术状况提供了一个基础。

但是随着“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的发生,中朝关系逐渐恶化。张礼恒认为,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对朝政策,从而加剧了朝鲜背清自立的离心倾向。清政府对朝鲜内部事务的干预,是从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中朝两国一直遵循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友善交往。1872年7月23日,“壬午兵变”发生,就中国而言,这次兵变促使清政府为抵制日本在朝鲜势力的扩张,改变了对朝内政外交,无视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甲申政变”后,朝鲜的局势急剧恶化。1884年11月13日,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赴朝上任,袁世凯的莅任,激化了中朝矛盾,加速了朝鲜背清。从1885年袁世凯经管朝鲜事宜到甲午战争爆发,表面上看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进一步巩固,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事实上却恰恰相反。由于袁世凯“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如奴”,致使中朝间的裂痕增大,矛盾日趋明朗。居心叵测的东西方列强乘机挑拨离间,以“独立”、“自主”相诱劝。到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已是十分艰难。[51]

[22] 载《历史档案》2004年第4期。

[9]关晓红. 清代取士选官辨异[J]. 学术研究, 2017 (11):111-121.

[5]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关晓红通过详细考察清末停废科举的决策过程,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的决策过程,反映了清末政情的一个重要特征:各项新政虽自上而下地通过朝廷政令颁行,其决策过程却往往由地方促动中央,即疆臣互相串联沟通,以设法联络及鼓动枢要。由疆臣合力而枢臣同声,成为新政改革的重要模式之一。它与社会革新势力的舆论宣传及活动互为呼应,造成科举变革的合适环境。[44]

3.甲午战争前后列强的调停与干涉

[23] 载《历史档案》2004年第2期。

[10]孟义昭.清代江南乡试分闱动议考论[J].史林,2017(3):59-66.

[6]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2004年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科举停废的影响至为深远,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观念、习俗乃至乡村士子的生存状况和发展道路,仍有必要以实证为基础,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观察和检讨。关晓红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用比较的方法,具体考察了科举停废对士人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45]

(1)英国与甲午战争

[24] 载《清史研究》2004第3期。

[11]马子木.翻译科与清代驻防八旗的仕进[J].史学月 刊,2017(10):29-40.

[7]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的新部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关晓红对于学部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该书对于学部的渊源流变、机构设置、职能权限、人事关系、经费筹措与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着重论述了该部在发展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及社会政治变革方面的作用。[46]

英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态度,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外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英国在甲午战争中“大体上都同情中国,对日本缺乏好感”,“它反对对中国的任何瓜分、或者把中国的任何大块领土置于外国的控制之下”,“它一直带头帮助中国”,英国是中国的“朋友”、“保护者”等等。对此,叶昌纲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在甲午战争前,英国在远东采取的策略,是鼓励日本在中、朝两国发展势力,并利用日本来牵制俄国,以维持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优势。英国为实现其远东策略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同意修改英日不平等条约。由于英日修约,在客观上加快了日本的侵略步伐,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迅速爆发。甲午战争爆发后,英国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从战争一开始,就袒护日本。随着日本在平壤、黄海等战役中的胜利,英国对日本的支持,也更为明显。英国不仅欢呼和赞扬日本的“胜利”,视日本为英国的天然同盟者,甚至公然唆使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英国在甲午战争过程中,决不是充当一个站在“舞台之外”的“热心的看客”,而是扮演着一个支持日本的角色。[52]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高鸿志,他认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英国始终推行纵容日本侵华的政策。他对英国这一政策在中日甲午战争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着重指出英国推行这一政策,目的在于利用日本遏制沙俄在华扩张势力,维护并扩大英国在华权益,《马关条约》的主要受益者是日本,其次就是英国。 [53]王银春也认为在远东势力最大的英国,在中日战争的幕启幕落中,从不希望战争爆发到调处中日矛盾、再到日本发动战争的实际支持者,充分暴露了其远东政策的虚伪性和狡猾性。英国的远东政策是成功的,但它的成功恰恰成为英国助纣为虐的一个佐证。[54]

[12]顾建娣.晚清的旗人书院[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17(4):32-37.

[8]曹均伟,方小芬。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曹均伟。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

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47]

(2)美国与甲午战争

[13]倪玉平. 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 的财政与社会[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9]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一书,是第一部研究邮传部的专着。作者对邮传部的成立背景、官制、机构、经费、规章管理、职掌等制度层面作了系统研究,重点论述了该部在发展中国交通事业和回收利权方面的事功,尤其是对其政策决策作了深入检讨和重新审视。

卿汝楫认为甲午战争的全部经过和美国利用日本人打中国人分不开的,也可以说这个战争是美国“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为着实现美国侵略朝鲜的目的。第二,美国梦想实现其以独占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殖民帝国。 [55]孙克复也认为,借重日本的军事力量为它进一步侵略中国开辟道路,是美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政策。为此目的,美帝国主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施展了狡猾的一手拿剑、一手拿橄榄枝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方面不遗余力地从事军事、政治、外交、舆论等各方面积极支持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行动。另一方面,却又挂起虚伪的“中立”招牌,玩弄“和平谈判”的花招,用“友谊”、“关怀”的谎言愚弄清政府,骗取中国的信任。美帝国主义这种一手拿剑、一手拿橄榄枝的战争恐吓和“和平谈判”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是交互使用,互为补充的。在战争开始前和战争期间,清政府为寻求和平解决中日争端,曾多次呼吁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出面调停。但当时由于日本还未取得美国政府认为满意的胜利。美国“借战祸而得实益”的机会还不成熟。各国共同干涉又不能达到美国包办调停、从中渔利的目的。这时,美国不需要和平,需要的是支持日本扩大战争。因之,它不仅悍然拒绝了中国的呼吁和请求,还坚决反对别国调停干涉。甚至进行赤裸裸地战争叫嚣。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威胁了其他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各国干涉的迹象明显了。日本的兵源、军费、财政的困难出现了。战争继续下去对日美侵略者显然不利了。这时,美国才出面“调停”,以使用“和平”手段,帮助日本,实现用战争手段所不能实现的侵略目的。 [56]

[14]廖文辉. 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再研究 [J].近代史研究,2017(1):139-156.

[10]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48]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逸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的唯一调停者,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朝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崔志海认为,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的影响力。 [57]

[15]王静雅.清代咸同年间湖南东征局兴废考析[J].近 代史研究,2017(4):153-159.

[11]刘聚星,林宝清。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下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一书,以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为清末新政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该书着力探讨了晚清鸦片税收的变动趋势及其对新政改革的重大影响,深入分析了鸦片禁政与清末新政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并且力图从中透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揭示清末政治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深入理解剧烈变动的社会矛盾。

(3)俄国与甲午战争

[16]刘增合.左宗棠西征筹饷与清廷战时财政调控[J]. 近代史研究,2017(2):84-99.

[12]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资料[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关于地方督抚与新政的研究。关晓红撰文,论述了两广总督陶模关于废科举、裁宦官、设议院、变官制等方面的新政主张,及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49]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远东形式十分复杂,成了国际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而当时中国还在朝鲜维持着不平等的封建关系。对于沙俄来说,为了侵占朝鲜,必须首先排除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因此,在朝鲜问题上,沙俄明明知道日本对朝鲜怀有“扩张的意图”,但仍然作出了“竭力支持东京内阁”的决定,以便在侵略东方的过程中,“力图不付出战争费用,不冒战争风险而获得成功”。1894年7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除了它本身所推行的军国主义政策之外,同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沙皇俄国对它的暗中纵容是分不开的。米庆余认为,正是那个声言“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沙俄政府,在暗中赞助日本的侵略行动;正是那个口称“缓和”中日争端的沙俄政府,在背后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从而加剧了中日两国的对立。 沙皇俄国在中日甲午战争问题上进行了十分隐蔽而又十分阴险的活动。它利用日本,扩大了它在东北的侵略势力。[58]

[17]洪均.财政变局、省区博弈与晚清国家治理能力——— 以咸同年间湖南盐政为中心[J]. 江汉论坛, 2017 (11):105-111.

[13]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M].北京:中华书局,1992.

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50]

王少普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不但是日本对中、朝的侵略战争,也是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组成部分。沙俄积极参与了这场战争,对中、朝人民犯下严重的侵略罪行。19世纪80-90年代,沙俄的扩张重点已移向远东,沙俄当时把英国当作争夺远东霸权的主要对手,所以沙俄极力拉拢日本,图谋利用日本排挤清政府和英国在朝鲜势力的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甲午战争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沙俄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合作,甚至互通情报。这对日本侵略中朝的阴谋必然发生助长作用。甲午战争爆发后,沙俄政府执行的是坐山观虎斗的不干涉政策,是以前对日纵容政策的继续和发展,目的在于获取更大利益。但是随着日军向中国本土进攻,相继占领大连、旅顺,沙俄发现日本的侵略活动正在逸出其许可范围,日俄矛盾开始上升。沙俄为诱使中国在其允许范围内与日本达成和议,积极配合了日本的逼降活动。但是当沙俄得悉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包括割取辽东半岛,便纠集法、德共同干涉日本还辽。通过三国干涉还辽,沙俄取得了在远东扩张的有利条件。狡诈毒辣的老沙皇纵容日本政府挑起侵略战争,给中、朝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它则利用这场战争,猎取了久已垂涎的扩张目标。[59]

[18]倪玉平.马新贻与两淮盐政改革[J].扬州大学学报, 2017(4):82-87.

[14]费鸿萍。试析晚清财政[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9,。

一书,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与着述,从一个侧面细致地勾画出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的历史画卷,为清末新政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项实证性科研成果。

但是王魁喜对于米庆余和王少普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王魁喜认为,早在甲午战前日、俄出于争夺朝鲜和中国存在利害冲突和矛盾,即都想称霸远东,只是这种矛盾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发展到公开对抗的程度。日本军国主义者预感到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对它推行大陆政策的严重障碍,因此它抓住西伯利亚铁路尚未立即威胁它的时机,发动了侵略战争,俄国统治者也明确意识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针对”俄国远东政策的一面。那么俄国何以在日本发动战争之前及战争时期,对日本采取“支持”和“纵容”以及“不干涉政策”呢?这主要取决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形势以及当时俄国在远东所处的地位。俄国在当时主要想争取建成西伯利亚铁路的时间,同时使日本的侵略势力不至严重威胁俄国既定的势力范围,这是俄国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由战前的“支持”到“纵容”和战争爆发后的采取“不干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这种形势,使俄国对在远东占优势地位的英国的态度不能忽视。因此,甲午战争从国际背景上说是在英俄矛盾的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了这种矛盾,取得英、美的支持而发动的。也是沙皇俄国在远东实力不足,不能进行单独干涉的原因之一。此外,沙皇俄国妄图乘机改变中俄边界,夺取中国领土。俄国需要的是“衰弱的中国”,日本打败中国,中国更加衰弱,这就便利俄国乘机掠夺中国的领土。当日本的侵略势力达到东北大陆的南部,俄国认为它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他就不惜采取联合法、德对日进行武力为后盾的干涉了。它把日本赶出辽东半岛,留给它以后自己侵略,同时以干涉日本“还辽”,索取报酬,从清政府手中取得很多特权,其中之一就是取得西伯利亚铁路阿穆尔段通过我国东北北部修筑直达海参崴的特权。[60]

[19]任智勇. 从榷税到夷税:1843—1854 年粤海关体制 [J].历史研究,2017(4):62-78.

[15]赵梦涵。两次鸦片战争与中国财政[J].山东大学学报,1998,。

革命与改革并行,是清末最后十年的时代特点。对于留日学生革命性的一面,国内外研究者一直给予特别的关注,而对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尤其是他们在规划各项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51]

对米庆余和王少普所持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和战争初期沙皇俄国采取了“纵容”、“不干涉”乃至“支持”的政策这一观点提出异议的还有刘恩格。刘恩格认为,战前,自日本派兵朝鲜之后,在中日朝三方交涉撤兵朝鲜的每一关键时刻,俄国政府对日本侵略军驻在朝鲜,始终表现出“抵制”、“干涉”乃至“反对”的态度,并一再敦促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兵。战争爆发后俄国政府希望双方停止战争,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后期又公然联合法、德两国共同干涉,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交还中国。[61]

[20]吴佩林. 清代中后期州县衙门“叙供冶 的文书制 作———以《南部档案》为中心[J]. 历史研究, 2017 (5):68-88.

[16]孙瑞新,刘治泰。〈辛丑条约〉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财政[J].天津财经学院学报,1992,。

一书,通过具体考察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认为留日学生对于新政改革有着广泛的影响,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中国政治、教育、军事、法制等的近代化有不小的贡献,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但是对于刘恩格的观点,梁景和与米庆余也进行了商榷。梁景和认为,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俄国政府中有些高级官员曾经主张过“调停”,希望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而且俄国政府也断定如果中日发生战争,是对俄国不利的。这是因为中日两国交战,无论何方取胜都要控制朝鲜,这对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及政策都是无益的。所以在中日两国关系紧张,并可能导致战争之时,俄国政府确曾主张过调停。战争爆发后,俄国政府又调整了自己的政策,从“调停”一变而为“旁观”了。可是这种平衡状态一旦将被打破,俄国政府就绝不会继续保持沉默,就绝不会容忍局势的继续发展。日本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后,俄国政府感到这对自己是个威胁,故从“旁观”之立场一转,又开始活动来促使双方的和谈,以阻止日本在战争取得全胜。后来战争局势超越了俄国政府的希望,俄国政府于是决定,除了加强其太平洋舰队以威胁日本之外,还拉拢法国等共同压迫日本,要求日本在未来的中日谈判中不得侵犯俄国的重要利益。 [62]米庆余强调指出,1888年5月8日沙俄远东“特别会议”的核心和归宿就是所谓“我们应采取哪一些措施去反对中国人对朝鲜的计谋”,它表明当时的沙皇俄国不仅把朝鲜作为远东政策的焦点,而且企图利用日本来达到自身的政策目的。时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沙俄政府贯彻执行的,依然是1888年的决策,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沙俄政府及其驻外使节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倾向,即沙俄偏袒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沙俄与甲午战争有着难逃其咎的密切关系。时至甲午战争后期,中日战争的结局业已明朗,日俄之间的矛盾关系失去了共同性的中间环节,从而使沙俄改变了对日政策。[63]

[21]吴佩林,吴东.清代州县司法中的“遵用状式冶研究 [J].苏州大学学报,2017(3):46-55.

[17]梁义群。庚子赔款与晚清财政的崩溃[J].社会科学辑刊,1992,。

迟云飞对于清末新政时期的平满汉畛域问题作了专门探讨。清政府在推行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大环境下,实行了平满汉畛域的措施,主要内容有四项:一是准许满汉通婚;二是任官不分满汉;三是旗民编入民籍和筹旗人生计;四是司法同一。在这些措施中,第一、四两项实行较彻底;第三项东三省实行较彻底,而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困难和缺乏决心,只取得较少成绩;至于第二项,地方官特别是东三省改制后的地方官,多任用汉族人,而中央核心层,仍由满族亲贵控制。宣统年间,平满汉畛域的措施推行趋缓,尤其出现“地方平而政权中枢不平”的局面,这种情形,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和清廷的覆亡。[52]

(4)法国与甲午战争

[22]张世慧.走出“细故冶:清代商业活动中的钱债案与法 律调整[J].近代史研究,2017(2):69-83.

[18]王开玺。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财政的彻底崩溃[J].历史档案,1993,;辛亥年清廷财政崩溃原因探析[J].中州学刊,1994,。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其中关于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环节。赵云田在发表相关研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53]

法国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虽一再宣称在朝鲜问题上没有直接利益,表面上持观望态度,但实际上,法国从一开始就将中日战争视为巩固法俄同盟和进一步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天赐良机,乐见中日开战,并始终与俄国保持一致立场,抵制英国在调停中扮演主导角色。葛夫平认为,在战争胜败趋于明朗和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之后,法国从观望走向干涉,先后积极参加俄、英、法和俄、法、德三国干涉行动,并希望阻止日本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以维护欧洲整体利益和巩固法俄同盟,防止日本取代欧洲主宰中国,同时从中国索取回报。在还辽条件谈判过程中,法国捐弃与宿敌德国的矛盾,尽力调解德、俄分歧,维持三国的共同行动,并主张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满足日、俄两方的要求,以促使辽东问题尽快解决。[64]

[23]邱志红.姚荣泽案再认识———兼论孙中山的司法思 想[C]//赵国辉.交涉中的“西法东渐冶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263-282.

[19]李玉军。清末广西财政试析[J].社会科学家,1992,;试论清末广西财政危机及其与民变的关系[J].学术论坛,1992,。

一书,对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三国干涉还辽

[24]李欣荣.清季许同莘的学法、修律与法学理路[J].中 山大学学报,2017(3):93-102.

[20]廖伟章。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朝广东财政:1850—1866[J].中山大学学报,1992,。

以典章制度的渊源流变与结构功能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史研究本是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但是,自从学界一度主要关注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事件史研究路径大兴之后,制度史研究渐趋式微。如今,当事件史研究有由成熟走向衰落之际,便有回归制度史研究之势。上述一些关于清末新政与宪政改革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史研究的实例。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急于扩张远东势力的俄、德两国感到机会到来,便一变观望的态度而为积极的行动,并将法国拉到一起,结成同盟,联合干涉还辽。戚其章认为,在这次联合行动中,德国起了倡导作用。面对俄、德、法三国的联合干涉,日本决定采取反干涉的措施,一方面离间瓦解三国同盟,一面极力拉拢英、美、意三国,以便组织反干涉的联合阵线,以对抗三国同盟。但都没有成功,只得提出以退为进的方案,同意接受三国之忠告,放弃辽东之永久占领。但是日本对中国却一步不让,并借此向中国勒索一笔巨额赎金。[65]孔刚认为德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与德国的欧洲政策密切相关。 [66]

[25]王雁.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时与空———以刑部 司官唐烜为中心[J].清史研究,2017(3):82-93.

[21]岑生平。咸丰同治朝湖南的财经政策[J].求索,1993,。

关于官制与行政制度研究

4.中日和谈与《马关条约》的签订

[26]田欢.晚清新疆法律政策的调整与实践[J].广东社 会科学,2017(4):111-120.

[22]熊英。论湘军饷源与湖南地方财政之关系[J].军事历史研究,2000,。

艾永明对清朝文官制度研究的着作,具体探讨了清朝文官制度的渊源,文官的选拔与任用,文官的权利和义务,文官的行政奖励、处分和监督,文官的休致,以及清朝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从制度建设层面对清朝文官制度的特点、体系、原则与实施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并分析了其在法制史上的进步意义与价值。[54]

甲午战争可以平壤、黄海两战役为分界,分为前后两阶段。前期的55天是中日双方一意要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阶段。后期的7个月则一方面是日本的继续进攻,另一方面是清政府不断求和,英、美两国先后试图调停的阶段。季平子对甲午战争后期的议和活动进行了考察,这些议和活动包括10月间英国的调停、美国的居间交换意见、德璀琳赴日求和以及张荫桓与邵友濂赴日议和。 [67]季平子还考察了马关议和前夜的清政府与列强,包括清廷派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北京请训、清政府求助英俄、清政府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68]戚其章对于张荫桓与邵友濂赴日议和被拒一事做了详细考察,认为日本之决定破坏广岛会议,并不是不想跟中国和谈,而是要举行一次真正能够实现对中国最大限度地掠夺的和谈。[69]

[27]王刚.甲午战争中的督办军务处[J].军事历史研究, 2017(2):55-67.

[23]邓绍辉。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稍感欠缺之处是,该书主要着重于清朝文官制度基本结构的静态描述,而对该项制度的流变尤其是在晚清时期的相关变革情形关注不够。其实,此项后续研究当是晚清制度史研究颇有价值的课题。

李鸿章于1895年3月14离津赴日,于19日抵达马关。3月22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首次会谈。从3月20日至24日,中日全权大臣共举行了3次谈判。在此阶段中,伊藤博文蛮横无理,而李鸿章则委曲求全,唯恐和议中断,日方终于以酷苛的条件使李鸿章自动撤回了停战的提议,达到了不停战而和谈的目的。但是,3月24日和谈后,李鸿章在回寓途中遭到日本歹徒行刺受伤,日本被迫主动提出停战,以弥补此次恶劣事件的影响。4月1日李鸿章接到日方和约底稿,其主要内容包括朝鲜自主,割让辽南与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兵费库平银3亿两,开放顺天府等七处为通商口岸。李鸿章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其他3项都进行了驳斥。但是日本除赔款减为2亿两外,其他3项都不让步。最后双方于4月17日在《中日马关条约》上签字。5月8日中日双方代表在烟台互换条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70]

[28]吴佩林,曹婷.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 [J].安徽史学,2017(5):42-47.

[24]赵仁平。近代中国赋税结构变化与近代化[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

邸永君对清代翰林院制度与满蒙翰林群体的研究的着作,也应引起学界的注意。《清代翰林院制度》全面研究了清代翰林院制度的渊源流变、基本结构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代翰林院制度的专着。[55]《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则在全面系统研究清代翰林院制度的基础上,对不同阶段、不同类别、不同领域、不同旗籍的满蒙汉军翰林群体成员的出身、功名、经历、境遇、结局和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56]

李兆铭考察了科士达与《马关条约》的关系,认为科士达充任中国对日媾和谈判代表团顾问,对甲午战争最终有利于日本的结局,起了特殊的作用。 [71]张凤翔研究了李鸿章与《马关条约》的关系,认为侵略朝鲜、要求清政府割地赔款,是日本政府的既定国策;李鸿章奉派赴日,是清政府两次求和失败后由日本政府点名决定的;李鸿章还未出国,清政府就已被迫答应向日本政府割地赔款;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的策略是正确的,谈判中的表现基本方面也是应当肯定的。因此,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的所作所为不但不应当受到谴责,相反应当受到适当的肯定。 [72]

[29]吴佩林,白莎莎.清代州县书吏薪金变化及其原因 [J].江汉论坛,2017(7):95-101.

[25]吴景平。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J].历史研究,1997,。

关于州县行政改革的研究,魏光奇撰文认为,清代州县行政在官员任用考核、机构设置、财政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病,表现出欠缺合理化的前近代性质。晚清时期,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对此提出批评意见与改革建议,基本被清政府所接受和采纳,使晚清州县行政改革迈上合理化、法治化的轨道,对中国州县行政的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57]

4.《马关条约》虽然签订,但是清政府能否批准交换也是一个问题,翟文奇对于《马关条约》的交换始末进行了详尽考察,认为李鸿章马关归来后,在批准交换马关条约以及交割台湾过程中,为一己之私利,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言听计从,为了迫使清政府批准马关条约,不惜用洋人压朝廷,最终使马关条约按期批准互换。[73]贾小叶则研究了各省督抚在《马关条约》交换过程中的表现。[74]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30]李治国. 清代中后期蒙古年班制度的调整与变化 [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2):97-101.

[26]隆武华。清政府外债政策述评[J].清史研究,1997,。

关晓红系统探讨了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历程及其成败得失,这是以往学界较少论及的问题。[58]

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三国干涉还辽成功后,法国首先以之向清政府索取“报偿”。1895年5月8日法国外长哈洛托就向中国驻法公使龚照瑗提出了订立中越界约与商约的要求。法国公使施阿兰接连到总理衙门催逼。到6月20日,施阿兰与奕劻、徐用仪签订了《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和《续议商务专条附章》。[75]在法国之后,英国则于1897年2月4日强迫清政府签订《续议滇缅条约付款》和《西江通商专条》。[76]

[31]卢晓瑞.晚清王笃两次“谮毁冶林则徐本事考[J].西 北大学学报,2017(3):160-165.

[27]曹均伟。论近代中国利用外资[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

刘伟从晚清督抚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督抚的群体特征、督抚与晚清改革,以及督抚在财政、军事、外交上的权力变化等方面,系统考察了晚清督抚制度变迁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轨迹,认为晚清督抚权力扩张带给近代社会最深刻的影响,是造就了地方主义势力,它不仅成为清王朝覆亡的重要因素,而且直接影响到民国初年的政局和辛亥革命的结局。[59]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舰队占领胶州湾,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使山东全省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紧接着俄国于1898年3月2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并于5月7日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租旅顺、大连。英国则于7月1日与中国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租得威海卫及附近海面。[77]

[32]王涛.天险变通途: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中国沿海的 水文调查[J]. 近代史研究,2017(4):24-37.

[28]俞建国。清末财政性外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

清末中央官制改革中官员的俸禄制度改革,是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鞠方安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文书及其他材料,对此作了探讨,具体分析了宪政编查馆制定的《官俸章程条议》和学部官员的俸禄变化情况。[60]

1898年4月,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清政府很快同意,由此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插足福建,一条由日本本土经琉球、台湾而达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侵略道路便建立了起来,这形成日本侵华的南翼。[78]

[33]刘晨.从密议、密函到明诏: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 酿———兼辨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问题[J].史林, 2017(3):77-97.

[29]马陵合。论晚清地方外债的阶段性特点[J].安徽师大学报,1996,;甲午前中国外债抵押问题初探[J].求索,2000,。

借鉴与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是晚清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张德美对晚清法律移植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系统地探讨了晚清法律移植的背景与原因,并从法理移植、司法移植、立法移植三方面对晚清法律移植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全面论述。作者认为,晚清法律移植是近代工业化以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晚清政府出于强化集权与争取主权的需要,在移植外来法时取舍不同,致使新建立的法律体系呈现出明显的混合法样式。由于法理移植基础的薄弱和司法移植经验的不足,晚清立法中矛盾冲突之处甚多,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61]

1898年4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正式通知总理衙门,港英当局对目前的香港疆界不满,要求扩展疆界,接着中英双方就这一问题举行谈判,参加谈判的英方代表为驻华公使窦纳乐,中方代表为总衙门大臣李鸿章等人。6月9日中英双方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界址得到拓展。[79]

[34]祁磊.咸丰十年太平军上海战役考辨[J].历史教学 问题,2017(5):66-71.

[30]王致中。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J].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

王健以西方法律词语的输入及其对中国法律新词影响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晚清时期与重大法律翻译事件的若干问题,如西方法输入中国的条件、输入模式及其变化、翻译西方法律词语的方法与特点、日本与中国在摄取西方法概念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日本化的西方法律词语流入中国的途径及其对建构中国近代法的重大影响等方面。[62]

黄廷柱研究了1895年至1900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认为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背景下,1899年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得到各国的赞同。[80]

[35]庞毅.城隍如何守城:善城隍与晚清湖南地方政治 [J].史林,2017(2):92-101.

[31]孔永松,蔡佳伍。晚清铁路外债述评[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

这些均有助于认识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中国法律近代化问题。田涛则具体研究了晚清国际法输入问题,通过系统考察西方近代国际法在晚清的输入历程及其影响,描述了晚清知识界对国家法的认识历程,以及国际法对晚清外交实际影响的诸多面相。[63]

5.中俄密约

[36]曾志文.咸同之际清政府的兵舰外购———以总理衙 门为视角的考察[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2): 138-147.

[32]芮坤改。论晚清的铁路建设与资金筹措[J].历史研究,1995,。

卞修全的《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64]

1896年李鸿章奉命使俄,与俄国代表罗拔诺夫、维特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俗称《中俄密约》。[81]周传儒详细考察了李鸿章使俄并与俄国签订该约的过程,条约内容,以及该约的影响,认为原约有效期15年,但由于远东局势的巨变,并由于帝俄没有遵守这个条约的精神,所以至1900年俄国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这个条约就被撕毁了。在该约存在而且实际上有效的期间,前后四年中,所有条约中涉及的筑路问题、银行问题、军港问题,中国政府无不遵办。因而它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82]黄纪莲则详细考察了中俄密约的公布过程与版本问题。 [83]刘存宽也对中俄密约的签订过程和内容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中俄密约的交涉和签订过程,从头到尾都充满俄国外交的伪善、欺骗和讹诈。密约使中国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直接导致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空前尖锐。[84]谭文凤针对史学界中存在中俄密约系李鸿章主谋以及李鸿章是受贿签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是奉旨行事,不应负主要责任,而且根本不存在受贿签约的问题。[85]

[37]周育民.也谈“嘉定之变冶与上海小刀会起义———与 戴海斌先生商榷[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7(1): 145-152.

[33]张九洲。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J].史学月刊,1998,。

一书,考察了清末立宪思潮盛行的原因,及其兴起、发展、高涨并与民主革命思潮并轨的过程,分析了立宪思潮对清末制宪、修律与司法制度改革的推动作用。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65]

三、清末十年的中外关系

[38]司佳.从《日记言行》手稿看梁发的宗教观念[J].近 代史研究,2017(6):122-130.

[34]王致中。中国铁路外债之始:津沽“洋债”[J].上海铁道大学学报,1999,。

一书,对晚清讼狱制度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全书在分析了晚清讼狱制度运行的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从积案、待质、京控、狱政、刑讯及讼狱制度影响下的社会心理等方面阐述了晚清讼狱制度的严重危机,认为讼狱制度在晚清的运行状况深刻地说明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清末最后十年的中外关系以八国联军侵华以及屈辱的中外《辛丑条约》的签订而开始,但是随着中国外交官员对西方世界以及现代外交的认识与学习,中方代表在中外交涉中也逐渐能够取得更多对中国有利的结果。

[39]周健. 同治初年江苏减赋新探[J]. 近代史研究, 2017(4):38-59.

[35]高志斌,王国平。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J].江海学刊,2000,。

尤志安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原因、过程和影响。作者认为,在中西方诉讼冲突等复杂背景下,清政府开始了近代化的刑事司法改革,建立了近代刑事司法机构,制定了近代刑事诉讼法典,引进了近代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为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66]

1.《辛丑条约》的签订

[40]朱浒.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冶与李鸿章 之洋务事业的顿挫[J]. 近代史研究, 2017(4): 60-77.

[36]文恒益。张之洞与湖广铁路借款[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

李启成则具体研究了晚清各级审判厅成立与运作的过程,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对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突破,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在运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作者指出,晚清各级审判厅的筹设,是司法独立思想在地方的首次实施,并将四级三审制落到实处,这是晚清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其中,法官独立审理案件、对程序的重视、民刑案件分别审理和以专业化考试选拔法官等成果,均为民国所继承和发展,对中国司法审判制度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67]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西太后与光绪帝西逃,并任命李鸿章与奕劻为代表同各国议和。10月4日法国照会各国政府,提出6项要求,作为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基础,后来以此为基础,各国公使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议和大纲》12条,于12月24日强迫清政府接受。1901年9月7日,11国公使与奕劻、李鸿章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这个空前屈辱的条约除正约12款外,还有19个附件。《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一、勒索巨额赔款。中国向各国赔款银4亿5千万两,分30年还清,年息4厘。二、拆毁大沽炮台,北京设使馆区,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三、胁逼清政府承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四、设立外务部。五、修订新的商约。[86]

[41]汪荣祖.高瞻远瞩者的寂寞:郭嵩焘与晚清政局[J]. 史林,2017(2):86-91.

[37]姜新。津浦铁路借款合同评议[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

学界以《清史稿》为依据,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战后就地正法的情况做了初步的记述和论证,一致认为就地正法之制始于镇压太平天国时期。王瑞成撰文认为,就地正法是在晚清引起广泛争议的重大司法问题。但就地正法之制并非始于晚清,而是清代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从清代刑事法律制度运行看,施行就地正法不可避免,但这项失去有效司法监督的应急性死刑审判制度,存在随意性和扩大化等诸多弊端,尤其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持续施行,引起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与就地正法制度之争,及中央与地方司法审判和监督的权力之争。争论的结果是,尽管最终限制了就地正法的实施范围,但直到清末法律制度根本变革前,这一问题并未解决。[68]

沙俄在签订《辛丑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同其它帝国主义列强既争夺,又勾结,对中国实行狂妄的掠夺政策。李嘉谷认为,沙俄承认李鸿章的议和全权大臣资格,催促他尽快来北京,完全是为了利用他,以便与英、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这块肥肉,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丝毫没有一点为中国着想,对中国“友好”的影子。“和议大纲”是沙俄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相勾结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华民族的产物,而在这种勾结中,沙俄是主谋者。在惩凶问题上,沙俄为了拉拢以慈禧为首的中国清政府,确实说过惩凶不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和从轻的主张,沙俄这样做,正是为了容易从清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权益。因此,在赔款问题上,沙俄则没有对中国宽容,向中国提出了最多的勒索,而在赔付时间上又要求愈短愈好,并且提出了一次偿付的方案。[87]

[42]邱涛.关于甲午陆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J].北 京师范大学学报,2017(3):44-52.

[38潘家德。论晚清政府对外军事借款[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

屈春海探讨了清末司法改革过程中以往较少为人注意的皇族司法制度改革问题。通过具体分析宪政编查馆编订的《宗室觉罗诉讼章程》和宗人府律例馆由《宗人府则例》修订而成的《宗室觉罗律例》等文献,认为皇族司法制度改革在吸收西方国家的诉讼原则,特别是参考日本皇族民刑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宗室觉罗诉讼制度。[69]

日本完全同意法国及其他列强所提的处置中国的各项原则,在具体方法上它先后提出若干补充和修订意见,基本上都为各国接受,主要有:一、关于建立保卫北京各使馆的永久性卫队问题,主张由各国自行设置其使馆卫队;二,建议不宜完全禁止能够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材;三,在惩办祸首问题上,主张“懿亲不加刑”的原则。日本在参与制定《辛丑和约》时,既坚持了自己特有的利益,又维护了列强的共同利权,也照顾了清王朝的统治体制。[88]

[43]葛业文.甲午战争清朝失败的主要军事原因及现实 启示[J].军事历史,2017(5):20-24.

[39]金普森。中日甲午战争与中国外债[J].东南学术,2000,。

关于军制与海防制度研究

廖一中研究了袁世凯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后的活动,认为袁世凯主张绞杀义和团,力促西太后回鸾,并主张严惩祸首,对促进《辛丑条约》的签订起到了重要作用。[89]边文峰考察了萨道义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在取消北京会试问题上的立场和作用,认为萨道义在此问题上立场强硬,但由于清廷两位官员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反对以及他为避免承担延误签约的责任,最后只好同意让步。[90]

[44]马忠文. 从顾肇新家书看戊戌前后的朝局与政情 [J].福建论坛,2017(9):60-66.

[40]马陵合。试析左宗棠西征借款与协饷的关系[J].历史档案,1997,。

关于晚清军制的研究,刘伟的《晚清各省的防勇》[70]

戴海斌通过考察《辛丑条约》签订过程中中外有关惩处董福祥的较量,认为从《辛丑条约》议定过程而言,传统认识理解为帝国主义的“争赃”竞赛,谈判过程全为西人主导,清朝一方对议题几乎没有介入。但是清朝一方虽然对议题缺少发言权,却并非全无努力,其内部西安政府、北京全权、东南督抚等多种力量互动频繁,唯因相互制约造成内耗,本来的多方合作反而滑向多方角力的态势,未能形成有效的对外合力。[91]

[45]马忠文.戊戌政变后至庚子事变前袁世凯的政治境 遇[J].广东社会科学,2017(5):107-114.

[41]方小芬,曹均伟。论清末新政期间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

一文,具体研究了晚清各省防勇的发展演变情况,说明防勇已成为晚清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战争和地方治安中起了重要作用,随着它的发展,还随之出现了各省的军政和后勤机构,这是晚清地方督抚权力扩大的重要表现。龙盛运则专门探讨了咸同勇营军史研究中的“偏荣偏枯倾向”问题。认为在咸同勇营军史研究中,长期存在偏重湘、淮军,忽视其他勇营军的倾向。这虽然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但对咸同内战全局,乃至湘军发展过程的全面了解,都是极为不利的。[71]

2.商约谈判

[46]马忠文.翁同龢书信中的“伪札冶问题[J]. 东方收 藏,2017(3):69-73.

[42]徐长青,叶如针。试述中国近代电信外债[J].厦门大学学报,1993,。

关于八旗驻防制度的研究,定宜庄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72]

1902年继《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在上海等地举行了一系列涉外的商约谈判,首签了中英商约。徐鼎新认为,由于这一商约列入了“裁厘加税”的条款,所以颇能迷惑一些人,似乎商约的签订为清政府争得了一些利权,是一次外交胜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吕海寰、盛宣怀等人所达成的“裁厘加税”协议,不过是迎合外国资本家要求,而牺牲华商利益和本国主权的又一次丧权辱国行为 ;列入商约的其他一些条款,诸如准许外国轮船行驶我国内港,开辟丰田等商埠,几乎无一不是尽力满足外国资本家的要求。[92]陈童敏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使清政府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 [93]

[47]贾小叶.再论湖南时务学堂之争[J].湖南大学学报, 2017(6):1-9.

[43]周育民。清末内债的举借及其后果[J].学术月刊,1997,。

一书,是在旧着上修订再版,仍为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系统论述了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的起源、规制与布局及其驻防体系的建立与完备,八旗驻防的统治机构及其将领与兵丁,八旗驻防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八旗驻防所反映的民族关系等问题。但时段上主要限于清代中前期,至于八旗驻防制度在晚清的流变以及晚清驻防旗人的生计与满汉民族关系等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1903年中美签订《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崔志海认为该条约虽然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为扩大美国在华投资和贸易提供了某些条约保障,但由于清政府国权意识的增强,该条约在主要方面并没有实现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目标,也不一定都对中国的利益构成危害,甚至在某些方面较诸以前的不平等条约有所改善 。[94]1903年10月,中日签订《通商行船续约》,从而使日本获得扩大内港行轮权;获得版权保护;并使清政府增开商埠。[95]张振鹍认为,这些商约体现了帝国主义与清朝封建统治之间的进一步结合。这主要体现在中英、中美两个商约上。这些商约也体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东三省的扩张和争夺。这主要反映在中美、中日两个商约上。[96]

[48]贾小叶.《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作者考析 [J].近代史研究,2017(6):131-138.

[44]蒙永乐。试析清末国内公债问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

关于海防制度。王宏斌关于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的研究着作值得重视。[73]

3.日俄战争

[49]贾小叶.《新闻报》与戊戌己亥政局的变动[J].广东 社会科学,2017(1):126-136.

[45]朱英。晚清的“昭信股票”[J].近代史研究,1993,。

该书着重研究了晚清海防的两个重大问题:海防思潮与军工修造制度。在思潮研究方面,该书第一次将晚清海防思潮划分为六次高潮,并充分注意朝野两个群体的认识,以及海防论争思潮对于清廷海防政策调整的影响。在制度研究方面,该书主要探讨了福州船政局的技术移植情况,行政管理体制的利弊,工薪制度、会计和稽核制度的得失。此外,还附带分析了清政府关于民用轮船管理制度的条例制订过程,指出这种条例规定不仅阻碍了中国商船运输的近代化步伐,而且对于军用船舰的技术发展也有不利影响。

1900年,俄国利用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全面入侵东北,激化了与日本的矛盾,从而引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为了维护东北主权,清政府利用日俄矛盾,进行中俄交涉,使俄国承诺撤军。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鉴于未来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采取了中立的外交政策。随着战争的发展,当出现日俄两国分割东北势力范围的倾向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未能做出及时调整。战争结束后的日俄和谈中,中国作为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却被排斥于和谈之外,最终无奈地接受日俄重新划分东北势力范围的现实。 [97]

[50]贾小叶. 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J]. 史学月刊, 2017(6):67-78.

[46]胡宪立,郭熙生。中国早期公债——晚清“息借商款”与“昭信股票”[J].郑州大学学报,1994,;胡宪立。中国早期公债史述略——评晚清与北洋军阀时期所发行的公债[J].史学月刊,1995,;崔鹏飞。清政府发行“昭信股票”始末[J].金融教学与研究,1999,。

纵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经获得新生,那么,90年代便开始了一个学风的重要转向。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学术界的时尚已不再以谈论思想的新奇为高,而以论‘学术功底’为尚。”[74]

学界对于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宣布中立的原因作了深入探讨。周载章认为,日俄战争前的清政府,积贫积弱已久,内政受人操纵,外交不能自主,经济濒临崩溃,军队腐败不堪,它既无力迫使沙俄军队撤出我国东北,更无力阻止日俄在中国土地上开战,这是它采取“局外中立”方针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严守中立,以便能有足够的力量来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维护帝国主义各国的在华利益,使自己得以苟延残喘。清政府宣布中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顺从帝国主义各国主张清政府中立的意愿。[98]但是喻大华认为,上述原因属于表象,实际上在战前及战争初期,清政府中有人提出过“联日拒俄”的主张,而且清政府并没有能够恪守中立,“联日拒俄”成为伏流,一直未断,日俄两国也未履行尊重清政府中立的诺言,破坏中立的举动屡屡发生。 [99]

[51]戴海斌.《亚东时报》研究三题[J].史林,2017(1): 142-160.

[47]张桂素。宣统年间发行“爱国公债”史料[J].历史档案,1997,。

如果把这理解为一个学术研究风向的转轨,那么,其趋向实证的结果可能会更加切合学术本身理性、深沉的品格,而使学术研究获得真正的发展。新世纪以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正深受此种流风余韵之影响。回顾及此,有以下五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向:

王刚对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围绕海上中立权的交涉进行了研究,认为日本虽然声明尊重中国中立,但在具体事件的处理上则是我行我素,肆意侵犯中国中立权,即使是在外交交涉过程中,也时常以武力相威胁,但中国对日本违反国际法、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给予了坚决抗议,并采取了一定措施尽力维护自身权益。 [100]崔志海对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进行了考察,认为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表明,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在上海虽然受到挑战,但最终还是得到了贯彻,从而维护了上海的和平与安定。清政府和上海地方当局在上海外交中的因应之道,在当时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101]

[52]朱英,唐论.奕劻与庚辛议和[J]. 史学集刊, 2017 (5):65-76.

[48]张国辉。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J].近代史研究,1999,。

其一,总的趋向:从宏观论争到微观实证。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学术上也是如此。学界盛行翻案风,往往因历史评价问题争论不休。另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模式化,试图通过运用某一种理论模式概括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普遍的历史现象,描述历史的基本进程,甚至预设历史必然的发展方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由5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发展到8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论争,曾经热闹一时。但在此之后,学界便渐趋沉寂,学风也渐趋理性、实证。例如,对政治人物,已较少争论其阶级属性,而较多探讨其具体作为;对政治事件,已较少争论其性质与意义,而较多探究其原因、过程与结果;对政治群体、组织与制度,已较少争论其政治属性问题,而较多考察其渊源流变与结构功能,等等。

刘永祥研究了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对华谋略,认为日本宣扬“兴亚主义”、“保全中国”,骗取中国人民的好感 ;以各种谋略手段将中国人卷入战争,为其所用;推行欺骗外交与强权外交,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战败国。[102]廖一中则考察了袁世凯与日俄战争的关系,认为袁世凯是“中立政策”的倡导者,但是实际他更偏向日本,并乘机扩充军队。[103]

[53]刘强,李文儒.浅论庚子之变后的“母子一心冶[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3):128-137.

[49]宋秀元。简述嘉道年间对行钞的议论及咸丰朝纸币的发行[J].历史档案,1993,。

其二,研究领域转向:从革命史转到改革史。这是学术研究范式转换与时代变迁相契合的明显表征。革命史范式淡出,现代化范式凸显。研究的视角从下层革命活动转向上层政治行为,较多地关注统治阶级的群体结构及其政治活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成为研究重点,而对以往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如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等,有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相关的边缘研究的趋势。

4.庚款退还

[54]韩策.东南互保之余波:朝臣与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 期的论争[J].近代史研究,2017(2):100-113.

[50]赵蕙蓉。述论咸丰朝北京地区官票宝钞的发行与崩溃[J].北京社会科学,1992,;宫玉振。从〈饭食·滋生银两档〉看咸丰朝北京地区的通货膨胀[J].北京档案史料,1992,。

其三,研究时段下移:清末新政成为热点。与近代史学界近年来的基本研究趋向相一致,晚清政治史研究在时段上也有下移的趋势,清末新政成为研究的热点。清末新政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改革运动。关于清末新政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不平衡性:个别问题探讨较为深入,大多数问题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这不仅仅是一个论着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从根本上缺乏深度的表现。可以说,清末新政研究现在还只是处于一个刚起步的初级阶段: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另一方面亟待深化研究。

1909年的美国第一次退款兴学,是近代中美关系史和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崔志海认为,就退款的过程来看,此次退款主要不是清朝驻美公使梁诚运动的结果,也非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结果,而是因为美国政府从赔款一开始就有退还的打算。将赔款用于兴学主要也是出于美方的意图 ,而非出于梁诚的倡议和清政府的自愿;其中,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将退款用于兴学,一方面固然是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 ,但同时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的改革和进步。 [104]

[55]张海荣.政治联姻的背后:载沣娶妻与荣禄嫁女[J]. 近代史研究,2017(3):46-61.

[51]项定才。清末仿行印花税管窥[J].税务与经济,1997,。

其四,研究视角变换:从事件史回归制度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晚清时期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代,制度变革与转型无疑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但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却相当薄弱。因此,制度史研究可谓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亟待加强而且大有可为的领域。

5.有关禁烟的中外交涉

[56]彭剑.1904年张謇推动清廷立宪的努力[J].广东社 会科学,2017(5):115-124.

[52]李玉。晚清印花税创行源流考[J].湖湘论坛,1998,。

其五,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往长时期内,晚清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局限在所谓“三次高潮”与“八大事件”,除此之外均被淡化处理。近年来,这种现象已渐有改观。事实上,任何政治事件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史的研究当然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因此跨学科的研究便显得非常必要。一方面,从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等政治事件,可以获得全新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走出单纯“事件史”的路径,充分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态势,将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使原本纷繁复杂的历史尽显其丰富多彩的本相。

1906年清政府发动禁烟运动,随着禁烟运动的开展,中英间展开了有关禁烟的交涉。王宏斌考察了广东禁烟运动中中英的交涉,认为在外国鸦片利益集团的极力怂恿下,英国外交官对于广东推行的旨在限制鸦片销路的“牌照捐”章程横加指责,中国官员为了捍卫国家禁烟主权据理加以反驳。但是清政府外务部在英国外交官要挟下被迫接受了撤销鸦片“牌照捐”条款的无理要求。 [105]王宏斌还研究了中英《禁烟条件》的谈判过程,认为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下,英国政府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其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立场和政策,但在谈判桌上却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 [106]

[57]赵虎. 立宪先声:《会议政务章程》的出台与反响 [J].广东社会科学,2017(1):137-147.

[53]丁进军。清代两次试办印花税史料[J].历史档案,1997,。

总之,就学科建设而言,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对成熟而起点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是相当困难的。检视近五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论着,数量不少,但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实质性研究成果中,除了研究范式转换等因素以外,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重视实证研究方法;二是重视制度史研究。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研究方面较为突出。当然,实证方法与制度史研究并不新潮,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对此传统有所背离和忽视,而近年来逐渐有所回归与重视罢了。历史学重在求真求实,是一门实在的学问,因而从根本上离不开实证方法;而制度史又是政治史的核心内容,晚清时期是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制度变革与转型,将使晚清政治史研究更进一境。

与英国政府不同的是,美国政府却为支持清末禁烟运动,发起上海国际鸦片会议,并与中国代表一道,促使会议通过声援中国禁烟的决议。崔志海认为,美国政府在清末禁烟运动中与中国的合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中国禁烟运动和国际禁烟运动,同时也是晚清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外交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是晚清中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它表明晚清中外关系除了侵略与反侵略主题之外,尚有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国际合作之内容。 [107]

[58]康欣平.清廷选择张荫棠查办藏事原因探微[J].西 藏大学学报,2017(1):46-51.

[54]王金香。清末鸦片税收述论[J].山西师大学报,2000,。

[1] 姜涛:《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6.海军大臣载洵访美

[59]李学通.彰德秋操史实与影像补证[J].军事历史研 究,2017(2):68-73.

[55]陈晓东。港、澳鸦片税厘并征与中葡北京条约[J].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

[2] 夏春涛:《“拜上帝会”说辨正》,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910年清朝海军大臣载洵访美和1911年中美海军合作计划,是晚清海军史和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崔志海认为,这一事件具体揭示了在塔夫脱政府“金元外交”政策的指导下,美国的在华势力和影响不但在铁路和财政金融领域获得重大突破,而且也渗透到长期受欧洲和日本影响的军事领域;同时也表明随着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清政府在军事上开始改变以往一味依赖欧洲和日本的政策,转而寻求美国的合作与支持,将美国视为依赖的主要对象,体现了当时清政府意欲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意图。 [108]

[60]安东强,姜帆.丁未皖案与清末政局[J].历史研究, 2017(4):79-94.

[56]戴一峰。论晚清的子口税与厘金[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

[3] 王国平:《〈天朝田亩制度〉新议》,载《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

7.中英西藏交涉与中俄修订《伊犁条约》

[61]马勇.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冶诸问题[J].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2017(1):46-59.

[57]刘洪石。清光绪朝淮安关正额绌收原因探微[J].东南文化,1993,。

[4] 欧阳跃峰:《“圣库制度”考辨》,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903年冬,英国入侵我国西藏,并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所谓的《拉萨条约》。清政府拒绝承认该条约,并与英方进行了交涉,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杨铭认为在1905至1911年的数年间,英国政府乘清朝日趋腐朽、列强纷纷肆虐的机会,加紧了其分裂西藏的活动。围绕《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等谈判及清军驻藏、达赖喇嘛出逃等事件的交涉,英国政府明目张胆地否定中国对西藏地方拥有的主权。由于清政府在对英交涉中,始终没有放弃对西藏拥有主权这一基本原则,加之以张荫棠等为代表的爱国外交家的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因而使英国否定中国主权、分裂西藏的阴谋未能得逞。[109]苏苑研究了唐绍仪与中英西藏谈判的关系,认为《中英续订印藏条约》的签订,是唐绍仪外交之功,也是中国外交的胜利。[110]

[62]朱文亮.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J].历史研究, 2017(5):89-106.

[58]薛瑞录,郝艳红。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中央官员的捐输活动[J].清史研究,1996,。

[5] 张光荣:《天京事变日期考》,载《复旦学报》2002年第1期。

樊明方研究了辛亥革命前后中俄关于修订《伊犁条约》的交涉,认为这次修约是根据中国要求进行的,此次修约过程中,沙俄虽曾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但它的主要目标不是获得新的侵略特权,而是保持旧的特权。这次修约的交涉是一次中国利用外交方式挽回已失利权的尝试。 [111]

[63]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J].近代 史研究,2017(6):4-22.

[59]毛晓阳。太平天国时期江西乡绅的捐输广额[J].福州师专学报,2000,。

[6] 池子华、崔岷:《北伐太平军“裹胁”问题述论》,载《历史档案》2001年第3期。

四、在华外国人与晚清外交

[64]桑兵.辛亥前十年间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J].社 会科学战线,2017(1):61-79.

[60]陈锋。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J].江汉论坛,2000,。

[7] 吴彤:《论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洪、杨矛盾》,载《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晚清外交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是在华外国人在中外交涉中的重要作用。这一人群主要包括海关洋员与传教士,而二者在晚清外交中又有着各自的特点。

[65]李细珠.再论“内外皆轻冶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 走向[J].清史研究,2017(2):9-23.

[61]张东刚。论中日近代化过程中的政府储蓄和投资[J].天津师大学报,1995,。

[8] 王明前:《太平天国后期中央宫廷贵族与地方军事贵族的政治分野》,载《江淮论坛》2005年第2期。

1.海关洋员与晚清外交

[66]李学峰.载沣与清末海军的“兴复冶[J].史学月刊, 2017(7):65-74.

[62]周志初,吴善中。中国近代赔款数额的考察[J].扬州师院学报,1994,。

[9] 董丛林:《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载《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谈到海关洋员与晚清外交,就应该首先看一下学术界对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晚清外交的研究。赫德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几乎所有重大的中外交涉,包括1868-1869年的中英修约[112]、中英滇案交涉[113]、中法越南交涉[114]、中英缅甸交涉[115]、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定》的签订[116]、中英西藏交涉[117]、英德借款及续借款[118]、庚辛议和[119]、中葡澳门交涉[120]以及中英商约谈判[121]等。陈诗启认为,甲午战争前赫德的业余外交活动,不但没有改善清政府的外交地位,基至成为争夺英国权益、扩大总税务司权力、维护满族统治利益的工具。赫德从事的业余外交活动,谈不上什么积极作用,而只有消极作用。而赫德参与外交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英国的在华地位,维护海关利益。赫德自身利益与英国利益的关系决定了赫德所从事的业余外交与英国外交间的关系。总税务司的利益和英国在华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总税务司利益是英国在华的主要利益,而它的保持和发展,端视英国在华势力的消长而定。正因如此,总税务司的业余外交是依附于英国外交,从属于英国外交的。这种情况在国际斗争激化的时候,表现得特别突出。总税务司的业余外交主要是集中力量对付其他国家抢夺英国的在华利益,防范其他国家取代总税务司而控制清政府。赫德与清政府雇员与雇主的关系,决定了他要求英国政府全力支持清政府,搞好和清政府的关系,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外争端中,赫德都是力促清政府走避战求和的路线,经常利用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运用他对清政府的影响力,诱导满族最高统治者作出和议的决策。而他的业余外交,都是走总理衙门的门路。赫德的业余外交活动的结果,牺牲了中国的权益,稳定了英国在华地位,维护了满族对汉族的统治,扩大了总税务司的权力。至于中国的外交地位,不但没有改善,甚至是大大低落了。中国的半殖民地位更加深化了。[122]

[67]马平安.关于清末海军重建的一点看法[J].马文艳. 海上国门———大沽口炮台研究文集[M]. 天津:天津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35-45.

[63]王年咏。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总值[J].历史研究,1994,;相瑞花。试析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

[10] 廖胜:《太平天国妇女自由问题之民俗释论—兼论妇女自由不能作为太平天国妇女解放之论据》,载《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

对于这一观点,张志勇持有不同看法,张志勇认为赫德在中外交涉中扮演了多种角色,包括中方代表、中方外交顾问、英方外交顾问、幕后指挥、英国侵华帮凶等,采取了多种策略,主要包括:弃虚名取实利、骑马策略、威逼利诱、底线策略等。所以他在中英交涉中也起到了多重作用,主要包括:维护了英国的在华利益;维护了清政府的统治;损害了中国的利益;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他关于中英外交的某些观念与主张,有利于维护中英和平;他的某些角色、主张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有利于维护中国的权益。[123]

[68]郭卫东.论晚清时代的地方外交[J].广东社会科学, 2017(4):102-110.

[64]袁成毅。中国近代对日战争赔款述论[J].历史档案,2000,。

[11] 朱从兵:《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酝酿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初探》,载《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除了赫德,海关洋员包腊 [124]、金登干[125]、赫政[126]、德璀琳[127]等都参与了晚清外交。

[69]张建斌.光绪朝长沙开埠与英商入城交涉始末[J]. 历史档案,2017(1):105-111.

[65]宓汝成。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及其清偿、“退还”和总清算[J].近代史研究,1997,。

[12] 郭豫明:《捻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2.外国传教士与晚清外交

[70]赵欣.再议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冶[J].史学集 刊,2017(1):59-68.

[66]王道成。颐和园修建经费新探[J].清史研究,1993,。

[13] 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华文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在晚清,对中外交涉影响比较大的两个外国人群体,一个是海关洋员,另一个就是外国传教士。而对于外国传教士来说,一方面他们中的某些人积极参与到中外交涉中来,而另一方面,他们中有的人成为教案的牺牲品,从而引起了中外交涉。而对于前者来说,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俄国传教士与中俄外交[128]、美国传教士与中美外交[129]、英国传教士与中英外交[130]。而对于中外教案交涉,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津教案[131]、贵阳教案[132]、巨野教案[133]、青浦教案[134]与南昌教案[135]等。此外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威妥玛与教案的关系也受到关注。[136]

[71]戴东阳.高桥作卫与百年来高升号事件研究[J].北 京社会科学,2017(10):27-36.

[67]杨天宏。清季自开商埠经费的筹措与开支问题[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

[14] 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9月版。

五、外交制度与外交机构

[72]李花子.试析1907—1909年日本界定的“间岛冶地理范围[J].近代史研究,2017(3):148-159.

[68]熊元斌。论清代江浙地区水利经费筹措与劳动力动用方式[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

[15] 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总理衙门成立,中国外交开始迈向近代化,但是这个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直到1876年,中国才开始向外派遣驻外使臣。与周边国家传统的朝贡关系随着这些国家被西方列强或日本的侵略与吞并而逐渐结束,与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关系却被越来越多的不平等条约所束缚。在八国联军侵华与中外《辛丑条约》签订后,总理衙门被迫改为外务部,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机构。

[73] 张振鹍. 福禄诺节略与中法战争两个阶段的转 变———从《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说起[J].近代史 研究,2017(4):146-152.

[69]皮明勇。晚清军人的经济状况初探[J].近代史研究,1995,。

[16] 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

1.外交制度

[74]葛夫平.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与上海法租界的扩界 [J].历史研究,2017(1):68-84.

[70]黎泽济。晚清官吏薪俸收入概况[J].学术月刊,1994,。

[17] 程歗:《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晚清中国的外交制度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影响,学界的研究有的称之为半殖民化,有的称之为近代化。杨晓梅认为,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下,清政府经过了抗拒→适应→再抗拒→再适应的痛苦历程,逐渐完成了外交制度近代化的过程 。[137]张步先也认为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虽是清政府在列强威逼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它却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一方面外交机构从无到有,从权力分散到集中统一,这种艰难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民族矛盾加深的情况下对外交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从尝试出洋考察到正式派遣使臣,使领制度得以确立,从而增强了清政府独立办外交的能力和信心。同时从选派幼童留学到储才馆的成立,为近代化的外交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138]但是李兆祥认为总理衙门及与其协同配置的其他外交机构,架构了近代中国外交的一种别样的体制,这种体制既是传统的对非朝贡国外交体制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也是中国架构新外交体制的最初探索,因此,这种体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139]

[75]张礼恒.清朝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冶[J].近 代史研究,2017(6):88-104.

[71]俞志生。晚清“厘金”起源新探[J].学术研究,1992,;黄文模,赵云旗,刘翠微。晚清厘金制产生的年代及其社会危害研究[J].现代财经,2000,。

[18]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吴福环探讨了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的关系,认为总理衙门虽为全国最高外交洋务机关,但在体制上它与南北洋大臣、各省将军督抚,基本上是平行的,它可以给后者建议、指示,但不能命令、指挥,而且建议和指示也都要奏报清帝批准。总理衙门与南北洋大臣之间是不存在统属关系的。由于总署“管理”大臣的地位崇高,均为亲郡王、大学士,所以南北洋大臣、各省疆吏以及出使大臣给总署的咨文,一般都写“咨呈”,这显示出总理衙门的地位要高于南北洋大臣、各省将军督抚和清政府的其它部院衙门。 [140]张季讨论了总理衙门到外务部的人事改革,认为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清廷官制改革的开端,其选材用人不循常规;至外务部创设,选材用人进一步突破定制,取用司员由考试京官改为奏调各项专门人材,对于出使人员的取用也日益注重专门学识。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用人模式的沿革,不仅反映了官制改革进程中,职官体系职能分工的专职化及选材用人的专门化,同时也反映了在官制改革与铨选制度变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 [141]

[76]张礼恒.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 的“不沾不脱冶原则[J].清华大学学报,2017(2): 97-104.

[72]龙先绪。清代贵州厘金与郑珍的〈抽厘哀〉[J].贵州文史丛刊,1999,。

[19] 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外交机构

[77]尤淑君.朴定阳违制事件与朝鲜的自主诉求[J].史 林,2017(2):102-112.

[73]陈锋。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J].历史研究,1997,。

[20] 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总理衙门

[78]陈开科.1891年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述论[J].社会 科学研究,2017(5):172-182.

[74]戴一峰。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近代海关为中心[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

[21] 陶水木:《辛亥革命时期汤寿潜几个问题的探讨》,载《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

总理衙门成立于1861年1月20日,并于1901年7月24日改组为外务部。钱实甫研究了总理衙门的形成过程、组织结构和职权职能,认为总理衙门的存在恰可说明清政府已经同意了承担西方各国的侵略要求,并继续承担着它们不断扩大的侵略要求,最后则由更能符合它们侵略意图的外务部所代替。也可以说,总理衙门的出现,正意味着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渐趋成熟,是清政府政治机构半殖民地化或封建政权买办化的具体开端;最后改组成为外务部,则是清政府进一步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者“奴隶总管”的一个重要标志。 [142]但是季云飞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总理衙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43]吴福环、焦少玲、梁彦冰等都持相似的观点。[144]吴福环认为总理衙门的设立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与改革,延缓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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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环研究了总理衙门职能的扩展及其与军机处和内阁的关系,认为总理衙门设立之初,清廷仅把它作为一个主管外交及通商的机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它的职能逐步扩展。首先是把外交对象由英、法、俄、美四国扩及到来华各国。其次是总署所管的外交事务,由京师扩及全国。再次,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所兴办的一切洋务事业,都是总署的主要公务。最后,总理衙门的职能逐渐涉及到内政的各个领域,而且部分地取代了清政府各个中央行政部门的职权。对于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关系,可以归纳为:1.军机大臣兼领总署大臣;2.总署调用8名军机处章京,作为“额外行走”,在两个衙门行走,专门查阅调取机密文件;3.总理衙门取代了军机处所掌管的外交事务;4.总理衙门的组织原则仿照军机处。总理衙门与内阁及各部院的关系则有:1.总署大臣大多同时又是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2.总署章京由内阁和各部院司员内挑取,并且不停止其本衙门差使,在两处兼行;3.各衙门堂馆可与闻总署工作中与本衙门有关的事件;4.总理衙门逐渐取代了原归内阁和各部院管辖的一部分外交、通商、边界等方面的事务。 [146]此外,吴福环还总结了总理衙门的工作特点,认为总理衙门在工作制度和运转方式上也有一些不同于清政府其它中央机构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人少事繁、精练迅速,严保机要、慎守秘密,撙节开支、力杜浮滥,广咨众议、慎重决策。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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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杰研究了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的选拔、职能及升迁,认为总办章京为章京之首,一般从办事干练、才能突出的章京中选拔,在总理衙门日常运作、公文处理、事务决策、人事安排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在总理衙门两年一度的褒奖中一般能得优奖,多有借此而外放海关道者,他们能将总理衙门外事经验继续施用于通商各口;也有极少数总办章京,得以升任总理衙门大臣,在该机构继续专办洋务。[148] 此外李文杰还研究了总理衙门章京的考试制度,认为总理衙门建立后,其章京通过考试,从内阁和部院司员中进行选拔。总理衙门早期考试制度系模仿军机处而来,考题内容源自经史典籍,后来则改试经世性较强的策问。章京考试的报考人数在40年间经历了由少到多的变化,人们对章京考试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轻视到逐步接受,到最后积极报考的过程。 [149]李文杰还研究了总理衙门的翻译官,认为总理衙门对翻译人才的理解认识、培养方式逐渐成熟,从最先沿用并不合理的同文馆课程表,到之后让翻译、学生参与会谈练习听说,到最后干脆将学生送至驻外使馆专职学习,从完全依赖外国翻译到奏设自己的翻译官,再到外务部为翻译官专立缺额并许其升任该部司员,清朝终使得翻译官的专业训练、出路合理化。[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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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与总理衙门的建立密切相关,刘耿生认为,奕作为总理衙门的创始人,也是我国近代外交方针的首位制定者,在清末腐败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成员中,他还算是个懂得外交斗争策略,能够接受西方先进事物,注重学习外国知识的统治者,虽然他在与西方侵略者的交涉中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但他对我国近代外交事业的贡献,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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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经研究了外务部成立的原因、过程、职官、机构、文书和档案,认为帝国主义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一是总理衙门体制不崇,二是总理衙门的大臣职责不专。[152]但是杜继东认为,外务部上承总理衙门,下启中国外交部,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外务部主持重要交涉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外交机关,并改革出使章程,改进地方外交机构,进一步完善了外交体制,同时还延揽重用新人,提高外交队伍的整体素质,总的方向是适应了客观形势的要求,在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道路上往前迈进了一步。[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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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阳考察了晚清驻外使臣出身的地域分布问题,认为他们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内地的安徽、湖南诸省。[157]戴东阳还考察了晚清驻外使臣与政治派系的关系,认为晚清政治派系对驻外使臣群体影响可谓持久且深入,甲午战前,对出使大臣影响最大的淮系李鸿章,早期清流派对其有一定牵制;甲午战后,中经外务部成立,驻外使臣开始进入职业化时期。[158]戴东阳还考察了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的关系,认为日本出兵朝鲜及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与金玉均被刺没有事实上的关联。[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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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驻日使团在中日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戴东阳系统考察了晚清驻日使团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活动,认为甲午战前出使的历届驻日使团,除最后一届汪凤藻使团外,其他几位出使大臣的出使活动基本得到清政府的肯定,使团随员也有不少得到褒奖。首届出使大臣何如璋因在琉案上的贡献,曾数月内二次转阶;第二、四届出使大臣黎庶昌第一次出使时,因在壬午兵变中举措果敢,受到清政府上下一致赞赏;对于第三届出使大臣徐承祖,清政府对其出使做了肯定评价。[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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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驻外使臣在促进中国外交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戴东阳认为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 ,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 ,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 ,但是 ,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 ,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 ,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 ,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 ,均产生了重大影响。[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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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碧莹则对晚清驻美公使进行了全面研究,其内容涉及驻美公使的派遣,中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不辱使命的公使郑藻如,“绝域使才”张荫桓,安徽籍驻美公使崔国因,汉军正红旗出身的公使杨儒,以法律为武器的公使伍廷芳,留学生出身的驻美公使梁诚,以及晚清最后一位驻美公使张荫棠。[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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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每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又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第一个阶段的成果都带有帝国主义侵华的色彩,第三个阶段的成果很多都带有翻案的意味。相信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与发现,研究视角的不断增多,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将不断得到深化,研究领域将不断拓宽,研究成果将会更加客观而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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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刘恩格:《试论甲午战争期间沙俄对日本的基本态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62] 梁景和:《俄国与甲午中日战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63] 米庆余:《再论沙俄与甲午战争的关系》,《南开学报》1995年第2期。

[64] 葛夫平:《法国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65] 戚其章:《中日〈辽南条约〉与俄德法三国同盟》,《东岳论丛》1988年第5期。

[66] 孔刚:《德国的欧洲政策与三国干涉还辽》,《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67] 季平子:《甲午战争后期的议和活动》,《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68] 季平子:《马关议和前夜的清政府与列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

[69] 戚其章:《论张、邵东渡与日本广岛拒使》,《齐鲁学刊》1989年第5期。

[70]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64-377页。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3-487页;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427页。

[71] 李兆铭:《科士达与〈马关条约〉》,《文史杂志》1988年第6期。

[72] 张凤翔:《李鸿章与中日〈马关条约〉》,《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73] 翟文奇:《互换马关条约始末探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74] 贾小叶:《督抚与〈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换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75] 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鲜于浩、田永秀:《近代中法关系史稿》,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68页。

[76]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第37--38页。

[77]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第39-67页。

[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页。

[79] 高鸿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1637-1912)》,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1页。

[80]黄廷柱:《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历史教学》1957年第6期。

[81]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第31-35页。

[82] 周传儒:《李鸿章环游世界与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约》,《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周传儒:《李鸿章环游世界与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约》,《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

[83] 黄纪莲:《关于“中俄密约”的公布与版本问题》,《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

[84] 刘存宽:《国际外交史上的大骗局-论光绪中俄密约》,《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85] 谭文凤:《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中的两个问题》,《历史档案》1999年第6期。

[86]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第143-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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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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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戴海斌:《<辛丑条约>议定过程中的一个关节问题——从“惩董”交涉看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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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孙昉:《试论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烟台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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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张志勇:《赫德与1868-1869年的中英修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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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陈文桂:《中法战争期间赫德“业余外交”研究》,《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曹必宏:《赫德与中法谈判》,《历史档案》2005年第3期。纪宁:《赫德与中法越南交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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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陈诗启:《海关总税务司对鸦片税厘并征与粤海常关权力的争夺和葡萄牙的永居澳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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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贾熟村:《义和团时期的赫德》,《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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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359-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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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麦劲生:《清末洋幕员的权力分配和斗争——以德璀琳和汉纳根为例》,栾景河、张俊义主编:《近代中国:文化与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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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廖一中、李德征:《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益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杨天宏:《如何看待普法战争对天津教案的影响》,《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易孟醇:《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中的心理矛盾》,《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孙春芝:《也论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孙春芝:《英国公使威妥玛与天津教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谭艳萍:《论丁日昌与天津教案》,《辽宁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董丛林:《“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张晓川:《从中西电报通讯看天津教案与普法战争——兼谈曾国藩一封家书的日期问题》,《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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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吴福环:《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河北学刊》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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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钱实甫:《清朝政权的半殖民地化与总理衙门》,《历史教学》196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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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戴东阳:《关于晚清驻外使臣出身的地域分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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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戴东阳:《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61]戴东阳:《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162] 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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