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萄京娱乐场:陈乃乾日记,东湖丛记

2019-09-17 01:08 来源:未知

原标题:《陈乃乾日记》中的书事与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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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丛记》,辽宁教育出版社之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五辑·传统文化书系,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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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访书有传统

   小 引

傅增湘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他身处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后专注于藏书。

本书刊于咸丰年间,为作者的读书笔记,其中记录有作者平生寓目的诸多珍本秘笈和金石碑帖,凡141则。作者自谓“随得随抄,初无义例,丛零掎拾,自备遗忘”,因其抄录了这些罕见典籍中的大量遗文、题跋,由此保存了一份珍贵的版本学和金石学资料。

海宁为浙江文化名城,世多以名人文化、潮文化、灯文化称之,然若细加考察,尚有不可忽视之藏书文化。海宁的藏书文化当以私家藏书为主干,而海宁私家藏书确有与其他地方私家藏书有所不同而自具特色。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注意收集购买中国的古籍文献。例如日本静嘉堂岩崎弥之助从1892年前后开始搜集中国和日本的古籍,其子岩崎小弥太扩充藏书,中国藏书家陆心源去世后,其皕宋楼所藏宋元版刻本和名人手抄本4146部 43218册就被岩崎购得,运往日本,成为静嘉堂文库的基本藏书,其中有不少珍刊医书。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也得向静嘉堂求助说:“敝馆藏有元刊《济生拔萃》,与静嘉堂藏本相同,敝处所藏缺去《鍼经节要》《洁古云岐鍼法》《洁古家珍》《保婴集》四种,敝国各公私藏家无可借补,拟同时向静嘉堂影印。”

1971年2月21日,春寒料峭,著名学者、文献学家、古籍整理和编辑出版家陈乃乾因脑溢血复发,在浙江天台人民医院凄苦辞世,享年76岁。

中年以后他专注于藏书,成为辛亥以来最大的藏书家,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面亦取得卓越成就。

此书传世有两种本子:一是咸丰六年(1856)蒋氏别下斋自刻本;一是光绪九年(1883)江阴缪荃孙辑刻《云自在龛丛书》本。

一、灿若繁星的藏书家

日人长泽规矩也1923~1932年期间,先后7次到中国访书,买到不少珍贵古医书,他记载:“前一年,我受武田长兵卫君的委托,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给他买了一部宋版医书,这件事民国方面不知道,可是我回川后,似乎北京图书馆知道了。所以次年我到杭州、南京、苏州等地访书时,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君总是走在我的前头等着我,这也是由于我的疏忽,把我的行程告诉了北京的缘故,因此我到任何一家旧书店也看不见宋元善本,结果毫无所获。不料有一天在苏州护龙街的一家旧书店架上,标有金陵小字本的《本草纲目》赫然入目,这使我大吃一惊,仔细观察,确是中尾博士所说的金陵小字本,而且标价只十元,于是立即照价买了。”长泽买去的还有宋刊本《备急总效方》等。中国学者虽然注意防范,仍然不能避免书籍流失。

陈乃乾(1896—1971),浙江海宁硖石镇人,清代藏书家、向山阁主人陈鳣之后。陈先生一生以书为业,解放前,应教育家王培孙之聘任职南洋中学图书馆,应藏书家徐乃昌之聘馆于其家,应金颂清之聘任中国书店(上海)总经理等,又主持影印出版多部古籍善本;解放后,任上海市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编纂,1956年调北京,先后任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编辑,主持过《永乐大典》等约80种古籍的影印出版,参与过“二十五史”中的《三国志》、《旧唐书》的点校,其独立编撰的《清代碑传文通检》《室名别号索引》等大型工具书,时至今日,依然嘉惠学林。可以说,陈乃乾对于中国的古籍整理、影印出版事业有非常大的贡献。

藏书缘起于“南北议和”

蒋光煦(1813—1860),清著名藏书家。字日甫、爱荀,号雅山、生沐、放庵居士,海宁硖石人。10岁而孤,母马氏亲自课读。太平天国时,避居乡间,闻藏书楼被焚,呕血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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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搜购中医书

不无遗憾的是,陈乃乾的古籍保护整理思想和其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时至今日似乎尚未得到全面客观的研究和评价;同时,从身后之名而言,陈乃乾也不比他的海宁同乡王国维、徐志摩等人,更为今人所耳熟能详。究其原因,其文零散、其人不彰,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傅增湘的藏书缘起于“南北议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起义军占领了包括南京在内的中国南方大片地方,清廷被迫委派袁世凯主持“南北议和”。傅增湘作为唐绍仪的随员一同到了上海。

诸生,候选训导。少孤好学,凡音律、博弈、杂艺、诗文莫不涉猎,继而专意收藏金石书画,10余岁即开始藏书,得其从叔蒋楷大半藏书外,又加意搜求,数十年先后积古籍达5万余卷。延聘学者张叔未、费晓楼、翁小海、管芷湘等为其鉴别和整理藏书。建藏书楼为“别下斋”、“双峰石室”、“颐志居”、“北苑夏山楼”,其“思不群斋”专藏明刊本、抄本及其他善本。最多收藏达10余万卷,名刻善本居半。其祖父蒋开基所建藏书楼有“衍芬草堂”,至光煦辈收罗尤勤,“别下斋”藏书与同宗兄蒋光焴之“衍芬草堂”齐名。钱泰吉、俞樾、邵懿辰、钱熙祚等学者至其家,见其所藏多影宋抄本、刻本,极为推重。

海宁虽仅为一县,而藏书家数量之多,却颇引人注目。据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海宁有藏书家38家,在浙江省是仅次于杭州而居于绍兴、宁波、吴兴等藏书名城之前,列于第二位,也有人统计超过这一数字。见于文献记载,海宁的私家藏书当以宋人马端(曾官宣教郎,世称马宣教)为最早。马端(1252~1318年)先人随宋室南渡而定居海宁,以盐业起家,富豪一方,遂建“看山楼”,藏书万余卷,元末毁于兵事中。稍晚有元人张雨(1277~1348年),字伯雨,为宋儒张九成的后裔,早岁隐于黄冠,久居杭州,以是为人误作杭州人。曾藏典籍图书于所居“黄篾楼”,所藏于元末兵乱中散失。明清之际有马思赞者,父兄均于清初入仕,而思赞不慕荣利,终其生为太学生,素好图书金石,家有“道古楼”和“红药山房”,收藏宋元珍籍及金石书画,编有《道古堂藏书目》。身后藏书散出,一为海盐马笏斋藏于“师竹轩”,一为吴骞收藏于拜经楼,其余悉毁于火。清初以来,海宁藏书家日渐增多,特别是中期以后,大家名家勃兴,呈诸家挺秀之势。范凤书先生所着《中国私家藏书史》中曾较详尽搜求,得清代全国万卷以上藏书家有543人,而海宁一地即有11人,兹钩列如下表:

日本也一直在东北搜集书籍,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1906年成立了一个调查部,搜集资料和情报,1918年以该调查部图书系为基础成立满铁大连图书馆,还有铁路沿线成立多个图书馆,出台《各馆搜书分担协定》,继续大量收集中国资料。1929年,在北京的意大利人劳斯有意其在中国三十多年来收藏的文献,“当时现任满铁副总裁为松冈洋右,他考虑到中国政情不稳,担心一些贵重的汉籍流失难以搜集。所以,此时让大连图书馆搜集保管汉籍是适宜之际,并酌情考虑拨出购书经费十万元”,购书一行不但购入劳斯所藏的珍贵地图文献,而且在北京各书店大量购书,“在北京购入的汉籍约有三万册及海源阁所藏的宋刊本,珍稀、罕见的书也不少”。抗战后期满铁仍投入大笔经费购书,满铁调查部1944年称:“有关贵重汉籍在去年度预算25万元,购入华北满洲藏书家出售的文献,约14500册成为大连图书馆的藏书。也因华人近来生活困难,把秘藏的书籍通过书市希望出卖。此时能得到各种文献,现下不失为最好的机会。”

2009年,由虞坤林先生整理出版的《陈乃乾文集》,对其专著之外的诸多文字作了较为全面的搜罗和刊布;时隔9年,虞氏整理的《陈乃乾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由中华书局出版。虽然因日记原稿有缺失、保护不周、汗漫不可读等问题而导致部分年月日从阙,但其40年的时间跨度,对今人比较完整地了解陈氏学行交游,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尤其是陈氏购书鬻书、刊布古籍,一生与书结缘,整部《日记》自然多言书事、由书及人,可以说,《日记》给了今人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陈氏一生的学术活动和人际关系网络,而中间许多的场景和事件,细节生动、耐人寻味,不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可以掌故视之。

在上海期间,傅增湘结识了着名藏书家沈曾植、杨守敬、缪荃孙等人,如他自己所说:“饫闻绪论,始知版本雠校之相资。而旧刻名钞之足贵,遂乃刻意搜罗。”他生平购得的第一部珍贵典籍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就是那时以百金购自苏州的。

辑刻有《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编校精当,为艺林所重。还刻有《瓯香馆集》、《群玉堂、英光堂(米芾)残帖》;著有《东湖丛记》、《斠补隅录》、《花树草堂诗稿》、《别下斋书画录》等。

陆嘉淑 1620~1689 年 “有楼曰密香,藏书万卷。”(《云自在龛随笔》卷四)

满铁1929年所购的书中包括有古代医书1500多种,7000多册,全部寄存在满洲医科大学,该校于1931年成立了中国医学研究室,1933年改称东亚医学研究室,1935年升格为所,编订有“中国医学书目(1931)”和“续中国医学书目(1941)”,1941年统计有医书2474种,1945年则达3000种。其中包括珍贵的元印《圣济总录》残卷、明·赵开美版《仲景全书》等。

笔者有幸于《日记》付梓前夕获睹清样,值此书出版之际,不揣浅陋,就其饶有趣味之处,略作考据补苴,以现《日记》价值与陈氏风神之万一。

后来在北京,他成为琉璃厂、隆福寺的常客,还南下江浙皖等地甚至东渡日本访书。每遇善本,便如“蚁之集膻,蛾之扑火”,志在必得。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致使不少清朝贵族、藏书故家的藏书纷纷散出,其中包括端方的“匋斋”、景廉的“半亩园”、盛昱的“郁华阁”、聊城杨氏的“海源阁”的珍品,这给了傅增湘的藏书事业以难得机会。

刊刻《别下斋丛书》,收书28种90卷,为前代及同代人著作,多词学专著。先辑为《宜年堂丛刊》,后经重编成此书。另刊有《涉梓旧闻》丛书,收书25种100卷,是《别下斋丛书》的续编,主要收金石考订和金石之作,校勘较精。刻《群玉堂英光堂残帖》,为研究书法提供了资料。藏书印有“放庵居士文房之记”、“别下斋藏书印”等。惜所藏图书和刊刻图书的版片于太平军起义时,悉被毁于兵火。著《别下斋书画录》,管廷芬为之作序,并叙述其藏书源流甚详;《东湖丛记》“皆记其所见异书秘籍,而金石文字亦附见焉”,该书与钱泰吉《曝书杂记》并重于时。刊刻《诗集传音释》、《孟子要略》、《段氏说文解字注》、《葬书》、《洄溪医案》、《徐批外科正宗》、钱仪吉《记事续稿》、陈克家《蓬莱阁诗录》等。辑《宋诗抄补》,另著有《瓯香馆集》、《斠补隅录》、《花树草堂诗稿》等。

查慎行 1650~1727 年 “卒之日,惟书万卷而已。”(《碑传集·查先生行状》卷四十七)

由于日本战败投降,满铁各图书馆藏书大部分留在中国,195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后,从沈阳医学院(原满洲医科大学)调拨了大批中医书籍,成为该院图书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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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彦 1678~1752 年 礼部侍郎 “私藏亦可称东南一大家,与绛云楼是埒。”(《海宁陈氏宗谱》卷二十五)

涵芬楼善本被焚

《陈乃乾日记》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购得一处房产,地点在西四北五条胡同7号。7号院原为咸丰进士、通政史永顺的府邸,两进院落,附东西跨院。东跨院内,有假山及六角攒尖亭。傅增湘将这座院命名为“藏园”。

马思赞 ?~1745年(一作1705~1758年、1669~1722年 ) 上舍 “马寒中拥书万卷,筑道古楼。”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焚毁了远东著名的“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是在“戊戌变法”以后,张元济先生所创。张氏到商务印书馆后,即着手于藏书事业,于1905年前后,特辟“涵芬楼”以收藏珍贵书籍。商务印书馆后来影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半取资于此。《四部丛刊》初、二、三编中有医家类九种,其中包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黄帝素问灵枢经》等唐、宋至明代的古医书。1923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东方图书馆”,“涵芬楼”改为专门珍藏宋元明旧刊、抄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之善本。

一、明初黑口本《邓析子》的影印与争鸣

“万人如海一身藏”

吴 骞 1733~1813 年 贡生 “笃嗜典籍,所得不下五万卷。”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次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印刷厂和仓库等皆中弹起火,东方图书馆也被殃及。2月1日,日本浪人潜入东方图书馆再次纵火,最终使馆中全部藏书化为灰烬。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该馆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等毁于一旦,其中子部(内含医书)善本被毁876种,共8438册。

一九二一年夏,陈乃乾从杨寿褀处购得明初黑口本《邓析子》,“为甬江李芷汀家故物”。按:李东沅字芷汀,浙江慈溪人。工诗,曾入彭玉麟幕,与沈宗畸、潘飞声皆有深交。据《陈乃乾文集》后附陈伯良、虞坤林二先生所编的《陈乃乾先生年谱简编》,此本“系从缪荃孙(艺风)遗书中散出”。但查《艺风堂藏书记》却并无任何记载,也不见陈乃乾于它处提及,未详何据。另据俞子林先生《杨寿褀与来青阁书庄》一文,杨寿褀曾于1919年在苏州木渎柳商贤家收到一批图书,其中有多种明初黑口本,后转售给陶湘(兰泉)。按:柳商贤字质卿,同治九年(1870)举人,与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叶昌炽同为冯桂芬的得意门生。考比文献,则此本《邓析子》似出于木渎柳家而非缪荃孙遗书亦未可知。

藏园之名源于苏东坡诗。苏东坡曾有一首《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诗中有“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句。一方面出于对苏东坡的景仰,另一方面是这两句诗恰与他当时的心境相契合,所以傅增湘将宅院命名“藏园”,而园中藏书之处叫做“双鉴楼”。

陈 鳣 1753~1817 年 举人 “构向山阁,藏书十万卷。”(《碑传集·陈鳣传》卷四十八)

所幸的是,早在1924年,由于时局不稳,张元济曾选择宋元精本574种移藏金城银行保险库,此次得到幸免。张元济后来整理了《涵芬楼烬余书录》。在医书方面,与《涵芬楼原存善本草目》对比,前者仅有14种,后者则有39种,可见损失甚大。像原藏中的《素问》与《灵枢》明赵府居敬堂刊本、《政和本草》金刊本等珍本,均未见于《烬余书录》。

陈乃乾在《黑口本〈邓析子〉跋》和《校〈邓析子〉跋》二文提到,武林丁氏八千卷楼有一所谓“明初刊本”。涵芬楼《四部丛刊》曾借得江南图书馆据以影印,但陈乃乾从江南图书馆目验,认为其实为明代中期的“嘉靖本”。陈氏所得之本,因有睢阳朱夏录宋濂《诸子辨》一则,此条铁证可确定其为早于丁氏藏本一百多年的明初刻本,可以说是当时存世的最古之本。“诸家书目未经著录,以校他刻,是正甚多”。此书世所罕见,非常珍贵,就连徐乃昌也“见而爱之”。《日记》1922年11月4日:“积馀送来《邓析子》书衣。”可见陈乃乾对此书甚为珍视,亦证徐氏之爱非虚。

双鉴楼的名字也是有来历的。鉴,最早的意思是盛水用的铜盆,由此引申为照见。

马 瀛 1765~1830年 监生 “ 吾乡陈仲鱼向山阁藏书,大半归马二槎上舍。 ”

医书散毁空叹息

陈乃乾曾将得书之事告诉过好友张元济。张在1921年11月23日致信陈氏,询问“旧刻《邓析子》未知为何时刻本”。大概在得到陈氏答复之后,又于三日之后的26日复信云:“奉覆示,祗诵悉。明初本《邓析子》实属罕秘,所举佳处,闻之神往,甚望早日翻雕,以先睹为快也。”陈乃乾新得此书,朋友每闻而索观。很快,便于1922年初自费影印100本,分赠友朋。

双鉴楼里的双鉴,原来就是两部《资治通鉴》,一部是他祖父传下来的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另一部是他自己购得端方的宋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的《资治通鉴》并称“双鉴”,而把自己的藏书楼题作“双鉴楼”。但后来他又购得盛昱所藏《洪范政鉴》,便以《洪范政鉴》取代《资治通鉴音注》的地位,这样,双鉴楼的双鉴,一本是《资治通鉴》,另一本则是《洪范政鉴》了。

杨文荪 1782~1852年 岁贡 “购求书籍,积十年,不下五万卷。”(《春禄山房文稿·芸士府君行述》)

七七事变后,南京沦陷时,不少医书遭抢掠或烧毁。家住大石坝街50号的老中医石云轩家,医书收藏丰富,仅珍贵的宋版医书就有十几部。此次家中被日军抢掠后又放火焚烧,损失惨重,据回忆:“我父亲的好友石凌汉(字云轩),是南京有名的中医、词人,原住在大石坝街,家中藏书极多。他住的房子最后一进是三大间‘河厅’,全是书房,其中一间放有写字台起座读书,四周全是书箱、书橱。他的藏书中有多种医书孤本和孤本词集。南京沦陷后,日本人派专人把石家洗劫一空,临走时还放火把房子烧掉了。石家的损失比我家更大,尤其是他的那些医学书籍非常珍贵,求之不易。”(仇良矩《日军在南京民间的掠夺罪行》)战后其子石筱轩申报的损失包括“名贵书籍4大箱”。其他还有中医葛蔚堂的诊疗所损失古书和医书155部,卢浦生损失医书8箱、《保赤要言》1部,郭宝璨损失医学丛书60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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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煦 1813~1860年 “衍芬草堂三世藏书,达数十万卷。”(《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而南京市公立图书馆及各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也被日军劫掠,战后追讨时有的已下落不明。

陈乃乾

《洪范政鉴》为北宋仁宗皇帝赵祯所撰,记述自春秋至宋历朝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异象,列出“休证”和“咎证”,以为后世之鉴。该书十二卷,桑皮玉版,蝴蝶装,为南宋淳熙十三年内府写本,朱印累迭,700多年间一直深藏于历朝内府,确为人间罕见珍宝。除了这3部书之外,双鉴楼还藏有宋本多达150种,元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是不计其数,总量达20万卷以上。

唐仁寿 1829~1876年 诸生 “家饶于财,大购书,累数万卷。”(《杭州府志》卷一百四十六)

此外,杭州藏书家钱正卿收藏善本医书及历代名医手抄本医书甚多,裘吉生编选《珍本医书集成》时,曾向他求书,如《类经纂要》注明“浙中钱正卿名医藏本,罕见流传,遂向借录,辑入集中”,《幼科类萃》称“书为钱正卿名医所藏。因世少传本,爰为假录刊行”。但杭州沦陷时,钱正卿的开元路寓所为侵华日军占为兵营,藏书被偷窃一空。

《日记》1923年1月25日云:“韵斋来,以新印《邓析子》、《怀米山房吉金图》托其带赠静庵。”按:韵斋即江苏常熟藏书家沈芳圃。陈乃乾托沈芳圃携《邓析子》和《吉金图》,带赠时在北京“南书房行走”、其一生“唯一敬爱的一个同乡老友”王国维。不久,王国维收到礼物,甚为高兴。致信云:“昨接手书,并荷惠赠新印明刊《邓析子》并《怀米山房吉金图》二种,拜谢拜谢。《邓析子》恐传世本更无古于是者……”

深嗜笃好“校雠”之业

邹存淦 1849~1919年 “撰《己丑曝书记》,着录三万余卷。”(《简明中国古籍辞典》)

张元济在3月26日致信陈乃乾云:“前日朱君遂翔交到手书,并新印《邓析子》一册,展读敬悉。屡承雅惠,感谢之至。”信中提到的朱遂翔,亦为陈氏好友,《日记》1938年5月17日有陈氏与之共进晚餐的记录。按:朱遂翔字慎初,浙江绍兴人。其抱经堂书店在杭州颇具规模和影响,又在上海设有分店,时人将他与孙殿起并称“南朱北孙”。朱遂翔曾借钞于陈氏,并在钞本之末有题记云:“甲子初夏,沪友陈乃乾得之,以借于余,抄留按語以志。”需要指出的是,民国甲子为1924年,此乃朱遂翔题记之年,非陈乃乾得书之年。

傅增湘不单藏书,他还是藏书与读书、校书、着书、出书相并重的藏书家。对于自己“深嗜笃好”的“校雠之业”,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灯右雠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千行,细楷动逾数万,连宵彻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锥,辉暑则双睛为瞀,强自支厉,不敢告疲。”

若再加检核,尚能有得,如康熙末年的陈世佶就“藏书万卷”,光绪末的朱昌燕先世有藏书十万卷,后荡然无存。朱昌燕又不遗余力,搜罗四五十年,收藏颇富,聚于“朝经暮史昼子夜集楼”。其表弟徐光济身后遗有“藏书万卷”。蒋光煦的从弟蒋光育,三代积书,共得数十万卷,而清以前藏书万卷以上者还能搜检多人,如明前期的马宣教,是资甲一方的富商,曾起楼“聚书万卷”(《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七),明崇祯时的吴太冲,藏书“与山阴祁氏、海虞钱氏埒”卷中)。其不足万卷而自构藏书楼的藏书家几难枚举。海宁不过为一700平方公里的城邑,而藏书家达数十家,誉为灿若繁星,当称确论。

2015年嘉德四季拍卖会上披露的一批陈乃乾友朋书信,其中有郑孝胥“三月廿六日”一札:“乃乾仁兄大人阁下:奉到手书,承遗《吉金图》及《邓析子》,感荷无任。谨奉《三礼便蒙》一部,当托蟫隐庐转呈。”《郑孝胥日记》于此事未载。陈乃乾《日记》1923年1月9日记:“得子敬书,知《三礼便蒙》佚篇已交苏戡,渠甚感谢,欲图后晤。”罗振常,字子敬(子经),罗振玉之弟,蟫隐庐书店主人。从陈乃乾、郑孝胥和罗振常三人的交往来看,郑孝胥得到陈乃乾所赠的《邓析子》与《吉金图》必在1923年无疑。

据统计,他一生校书1000多部,16000多卷,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

二、学有专攻的藏书家

虞坤林先生《陈乃乾、胡朴安与〈邓析子〉》一文曾谈及关于此书的另一段掌故。胡朴安得此书后,以家藏湖北崇文书局官刻本对校,发现差异很大,根据校勘的结果,他认为“此本错误极多,在崇文本之下” 。为此,他在1922年10月17日《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上撰文,明确表达了批评之意。但他也未将陈乃乾的贡献一笔抹杀,其云:“陈君景印此书,想非谋利者比,观其跋语,隐然以流通古书自任。流通古书,嘉惠学者,其意甚善。”陈乃乾获读胡文后,以公开信的形式在10月31日《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作了回应。陈乃乾认为,古书“流通、校勘,本属两事”,其影印此书的动机,在于“供学人勘读”,并指出 “校勘古书,当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对此,胡氏尽管另有所见,亦表示“此语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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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笔战”温文尔雅,二人都展示了谦谦君子的风范,《日记》之中,陈乃乾记录了与胡朴安频密的往来,可见二人友谊之深。1947年,陈乃乾在《大晚报·上海通》发表《我与朴安》一文,即以回忆此事为文章开端,饱含深情地怀念了故友。

他着书也多,重要的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群书题记集》、《东游别录》、《秦游日录》等,这其中既有版本目录学、校勘学方面的着述,也有游记、回忆录之类的散文着作。

藏书家的家世不外三途:一为官僚,二为商人,三为学者,海宁藏书家虽有官僚(康熙时期的许汝霖,官至礼部、户部尚书,筑“也园”藏书)、商人(如元明之间的马宣教是富商),但大多为诸生、贡生、监生等不慕荣利的学者型士人,从而成为海宁藏书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些学者型藏书家都是积学之士,都具备一个藏书家必备的业务条件,他们不仅有相当高的学术造诣,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对所藏书都钤有内容不一的专定藏书章,筑有一定规模和设备的藏书楼,用以储存和保护藏书,还多以其专学对藏书加以整理校订,使之臻于完美。从文献记载中可以找到很多实例。其中足以作为代表性人物的便是吴骞和陈鳣。值得注意的是,吴、陈二人不仅是海宁藏书家中的双子星座,而且还是中国藏书史上的全国性顶级人物。清末张之洞曾为学人入门国学而编有《书目答问》一书,其书末附入《国朝着述诸家姓名略》,分门别类地选取了清代着名学者六百余人,并称“凡卷中诸家即为诸生择得无数之良师也”,而“其自着者及所称引者,皆可依据。”这份推荐名单,罗举了清代名家名师,海宁学者即有多人入选,而吴骞、陈鳣则并列于“校勘之学家”类,可谓推崇备至。从对吴骞、陈鳣的比照中即能看到海宁藏书文化的明显特色。

无论如何,于此可见陈乃乾在很早的时候,就以一己之力,使秘笈化身千百,广惠学人,有着令人敬佩的慷慨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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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骞鳣(733~1813年)字槎客,号兔床。一生不慕荣华,仅仅是一贡生,而穷毕生精力于藏书、校书、读书、着述。陈鳣有一首为吴氏“拜经楼”藏书所写的诗,可说是概括了吴氏的藏书活动,诗云:“人生不用觅封侯,但问奇书且校雠,却羡溪南吴季子,百城高拥拜经楼”。陈氏对吴骞的学术成就也非常倾心,在为吴氏《愚谷文存》所写序中云:

二、接洽蒋氏《密韵楼丛书》版片始末

除自己作品之外,傅增湘还影印、复刻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其中有宋本《周易正义》、《方言》、《刘宾客文集》,元本《困学纪闻》以及明本《永乐大典》两卷等。其中《周易正义》十四卷,系宋绍兴十五至二十年间临安府刊本。此书藏于临清徐氏,民国二十三年傅增湘以万元买进。买进后,他并未秘藏私室,而是将书送到日本影印100部,做到了如他所说“俾数百年孤行之秘籍,化为百本,流播无穷。”

“吴槎客先生,品甚高,谊甚古,而学甚富,着述等身。不屑为流俗之文,夙共当世贤士大夫相往还,与之上下议论。晚年益深造自得,远近学者宗之。”

1923年,著名的南浔密韵楼主人蒋汝藻选取家藏精善宋椠二十种,请董康在北京刊刻《密韵楼丛书》。到1925年前后,蒋汝藻经营的企业遭遇挫折,财力将尽,被迫以家藏的大批珍本古籍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银行又将这些书以十六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商务印书馆,而《丛书》的刊刻仅成七种而止。后续诸多细节及《丛书》余种命运则不甚为人所知。

与很多藏书家一样,傅增湘也十分注重对故乡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传播。有经10多年搜罗辑成的《宋代蜀文辑存》100卷和《蜀贤丛书》12种刊印。在《宋代蜀文辑存》书中,收录两宋年间450位四川乡贤的文章2600余篇。

吴骞和许多藏书家不一样,他没有先世的遗存,完全靠个人辛勤搜求。他在所着《愚谷文存·桐阴日省编》中曾叙其得书情况说:

《日记》1929年11月30日:“午后和庭来,代芹伯接洽蒋氏书板交革事。” 12月3日:“午后至授经家,点取《密韵楼丛书》七种版片,及宋本《吴郡图经续记》、《新定严州续志》、《中兴馆阁录》三种,又明本、钞本书十余种,交付芹伯处。《密韵楼丛书》原拟刻十种,今已刻成七种。已刻未修板者《文中子》、《严州续志》 二种,未毕工者《中兴馆阁录》一种。近年来孟无意于此,此板弃置久矣。今穀孙拟续成之,会将有辽东之行,故托芹伯经纪其事,余则代为接洽。今日与授经讲定,以后刻工每千字价十五元。”次日记:“午后访芹伯,继至榖孙处,观冷吉臣《秘戏图卷》,为贵池刘聚卿旧藏,榖孙以四千金得之。”1930年1月4日:“晚餐于穀孙家,穀孙定六日晨乘轮赴奉。”次日记:“晚在新利查晏客,到穀孙、陈巨来、钱芥尘、俞子英、张芹伯、胡朴庵诸人。”

除了自己印书之外,双鉴楼藏书也多有借出作刊印底本者。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时,就曾借善本书30余种,《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用过多种。朱祖谋、徐乃昌、董康、陶湘、吴昌绶等人在刊印古籍时也曾借用。

“吾家先世颇乏藏书。吾生平酷嗜典籍,几寝馈以之。自束发迄乎衰老,置得书万本,性复喜厚帙,计不下四五万卷。分归大、二两房者,不在此数……竭平生之精力而致之者也。”

傅增湘虽然赋闲在家,但结交非常广泛,与当时很多学者、藏书家都往来频繁。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张元济,他们相识于1911年,相互往来近40年,直到1949年傅增湘逝世。

看来,吴骞自藏和二儿所藏的总和,不止五万卷。有人估计其藏书总量,当近十万卷,也颇近理。这些藏书主要来源是当地藏书家,如马氏“道古楼”和查氏“得树楼”散出的旧藏,保证了他藏书的基本质量,他还不时与江浙藏书家互通有无,借钞借补。他的藏书中有不少宋元旧刻善本,并在《拜经楼丛书》中收刻多种,以广流传。所以叶昌炽在《藏书记事诗》卷五中引述称:“槎客喜搜罗宋元刻本,如陶渊明、谢玄晖诸集,皆取而重刻之”。

1959年5月1日,金灿然(右一)与陈乃乾(右三)、潘达人(右四)一同前往拜访陈垣(右二)

一部记录他们书信往来中论书部分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字数竟达30多万。

吴骞为了贮藏他的藏书,特于乾隆四十五年建“拜经楼”,并另建“千元十驾书室”,专贮宋元善本。“拜经楼”的命名是吴氏表示尊经之意,而不避袭用臧庸“拜经书室”之名。“千元十驾”之名,则为与苏州大藏书家黄丕烈“百宋一廛”争胜。黄氏以家藏百部宋版于室,而傲啸藏书界;吴氏则以元版虽稍逊宋版,但如十倍之,亦足可相敌,乃取驽马十驾可胜骐骥一跃之义,而命名为“千元十驾书室”。二贤共为收藏善本所作的努力,不失为书林佳话!吴氏对这些善本非常珍惜,写了许多校勘题跋传于世。

其中蒋汝藻字孟,蒋祖怡字穀孙,为南浔密云楼两代主人。张乃熊字芹伯,江苏吴兴人,银行家、藏书家、书画鉴藏家,为南浔蒋氏表亲。董康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常州人,律师、藏书家、出版人。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记蒋密韵后人”颇多此事秘辛。当其时,陈巨来与沪上著名报人、小说家钱芥尘交往密切,而钱氏则是东北张学良的“驻沪爪牙”。蒋祖怡感到上海已无发展市场,又希望挽回家族在东北的投资损失,故求陈巨来引见于钱,据称有荒田十余万亩在东北,拟借张学良之势力,招工开垦,重振门楣。颇通人情的蒋祖怡问钱应以何物为晋见张学良之礼,钱告知,张学良对贵池刘公鲁所藏其父刘聚卿旧物、清初名画家冷吉臣的的工笔绢本二十四巨幅册页《宴寝怡情图》有极大兴趣;但刘公鲁观人起价,初标二千金的册页,对张学良却漫天要价至三千五。钱芥尘知道蒋祖怡和刘公鲁有“金兰之好”,所以将此事透露给蒋,“只要可以持冷吉臣之画晋献,则一切均可迎刃而解矣” 。蒋祖怡深知明买无望,只能“计取”,最后与陈巨来设计,以四千金买走。刘公鲁得知为蒋所诈,非常气愤,意欲诉于法院。后经上海著名的会计师、蒋刘二人的结拜兄弟江万平出面调停,此事遂寝。据陈巨来所言,“数日又被好事者,在当时三日刊《晶报》上刊登了这新闻,大意云:蒋某某巧绐秘戏图,谓蒋以贱值取之,诬也” 。其实此事本因钱芥尘而起,钱与《晶报》的余大雄关系极为密切,《晶报》此番添油加醋的报道,恐怕与钱芥尘脱不了干系。

1949年9月,张元济从上海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期间曾两次去傅家探望贫病交加的傅增湘。对于当时的情景,张元济在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

吴骞爱书如命,常常把所得善本与个人及家庭生活联成一体,以示纪念。他在得到《宋刊百家注东坡先生集》后,不仅自己以“苏阁”名其收藏处,而且还将“苏阁”二字送给儿子吴寿旸作号,后来又得到宋版《周礼纂图互注重言重意》而命寿旸以“周官”为字。世俗或以吴氏未免书痴,但是叶昌炽《藏书记事诗》中却透露了吴氏的内心隐秘,诗中说:“为慕一廛藏百宋,更移十驾庋千元;生儿即以周官字,俾守楹书比孝辕”。

由此,我们大致可知:此前,作为实业家的蒋汝藻在东北曾有一笔重大投资,可惜发生重大失败,《密韵楼丛书》的刊刻也陷入资金的困顿。之后,在生意上遭受挫折的蒋汝藻已无意按原计划完成《丛书》的刊刻,但其长子蒋祖怡似乎看到了希望,有意续成之。《日记》所谓蒋氏将有“辽东之行”、“赴奉”,说的就是他将携冷吉臣所绘《宴寝怡情图》北上沈阳,示好张学良,以谋求家族在东北生意之转机。所以蒋祖怡委托表亲张乃熊在沪负责其事,并约请与董康私交甚厚的陈乃乾为之接洽。据陈乃乾《日记》所述,《密韵楼丛书》原拟刻十种,此处或恐有误。而我们知道,时至1929年末,《密韵楼丛书》有《文中子》和《新定严州续志》两种已刻而未修版,又有《中兴馆阁录》一种尚未刻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文化薪火之保存至为不易。时至今日,《密韵楼丛书》依然仅得原有七种而已,陈氏接洽之力,恐怕最后也是付诸东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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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骞像大多数藏书家那样,希望世守其藏。他的儿子寿旸和孙子之淳都能不负所望,世守楹书。前后延续了近百年。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也不幸毁于兵燹。历来藏书家的结局,往往如此,实可付之一叹!

三、协调疏通测海楼藏书收购案

吴骞不仅藏书,而是对藏书进行繁重的校雠题跋工作,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对他这种活动多所赞誉。如陈鳣多次推崇他的校雠题跋成就,说他对书“丹黄甲乙”,“一楼灯火夜雠书”。黄丕烈说他“藏书甚富,考校尤精”。他对善本书都亲加校勘,并写出有学术价值的题跋。后来他的儿子吴寿旸曾收集吴氏宋元刻本、抄本以及名人校本、稿本等善本题跋321篇,编成《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五卷,题跋历述作者生平、版本行款、钞校流传过程和各种藏章等,为海宁藏书文化进入高境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0年前后,古旧书界有一桩大事,即测海楼藏书收购风波。此风波所涉人事颇多,陈乃乾的好友郑振铎、学生胡道静都有提及,但二人均非直接当事人,耳闻则恐有,目睹却未必。此番风波中,陈乃乾协调疏通之功甚巨。他在1943年发表于《古今》杂志的《海上书林梦忆录》中粗陈了此事梗概。然而由于是回忆十几年前的一桩旧事,其记忆误植为“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后人未见《日记》,多沿其说。倒是胡道静在《片段回忆业师陈乃乾》一文中明确系此事于1930年,与陈氏本人的《日记》相合。陈氏《日记》里涉及此事的有关记载几乎就是“现场报道”,丰富的信息为我们了解这次的风波提供了最前沿的窗口。

吴骞很重视藏章的制作,据有人统计,有二十多个具有不同含义的藏章。如他搜求到宋本“临安三志”后,即刻一“临安志百卷人家”,另有代表名号“兔床”的“兔”字白文和“床”字朱文章;有标识其藏书价值的“千元十驾人家藏本”章、“拜经楼吴氏藏书”章、“兔床鉴定”和“兔床经眼”章;有标明藏书所在地的“小桐溪上人家”章。还有为表达个人情操和志趣的“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诒厥之名言,是可为拜经楼藏书之雅则”等,都为后人鉴定、研究图书,留下了有关收藏和流传的资料。

据1930年5月日记,对扬州吴氏测海楼的藏书,陈乃乾在主持中国书店时期,曾托朋友李元之有所垂询,但没有得到答复。“去年王锡生冒无锡图书馆名往购,拟价未成。 今年一月为浩廷购定,计价三万四千元。 锡生怀恨,因以该书多宋元旧刻将出售于日本等词,朦请教育局扣留,浩廷乃请董授经撰状呈民政、教育两厅,并挽余来此代为疏通。”

吴骞有大量着述传世,所着有《拜经楼诗集》、《续编》和《再续编》、《万花渔唱》、《拜经楼诗话》、《愚谷文存》、《拜经楼书目》和《兔床山人藏书目录》等。

陈鳣(1753~1817年)字仲鱼,号简庄,是与吴骞并称为海宁藏书文化双星之一。他虽晚生于吴骞20年,但二人卒年相近,因而成为一生密切交往的忘年挚友。他和吴骞一样地嗜书如命,以毕生的精力、资费,广搜图书十余万卷,其中多有宋、元、明各朝刊本和珍稀刊本。由于他对经学有颇深造诣,故与经学大师钱大昕和段玉裁等,颇有交往,进行学术上的研讨商榷,当时的学术界领袖人物阮元也极加推崇,说他“于经史百家,靡不综览”,是“浙西诸生中经学最深者也”,因此他收藏的经部善本,尤令人瞩目。晚年建“向山阁”、“六十四砚斋”、“士乡堂”和“孝廉居”等,为入藏图书与文物之所。他还特制一小船,题名“津逮舫”,作为与友人吴骞、黄丕烈等访求图书,商榷文字之具。

新葡萄京娱乐场:陈乃乾日记,东湖丛记。陈乃乾日记手迹

陈鳣基于对经部的专攻,所以对经部藏书所作校雠题跋,颇为时人所重。这些成果都集中在他所着的《经籍跋文》中。《经籍跋文》是很受学者重视的一部经学专着,吴骞在为此书所写的序中说:

王锡生,《梦忆录》作“黄锡生”,日记载其“冒无锡图书馆之名”往购测海楼藏书之事,《梦忆录》的记载却是“介绍于北京直隶书局主人宋星五”,两说差异甚大,未详孰是。之后,北京富晋书社主人王浩廷成功收购,王(黄)锡生欲分利而不得,遂诬以留洋之名。众所周知,早在1907年,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外流到日本,文化界痛心疾首,因此,王(黄)锡生的这一控告非常具有杀伤力。王浩廷无奈之下,请了与之颇有交情的董康处理法律事务,董的主业为律师,并与中日文化界交往密切,又是著名的藏书家。而其还邀请了陈乃乾代为疏通,也是看上了陈于各个环节之中深广的人脉关系。

“简庄精敏果锐,强于记诵,而能专意于经学,又克广揽穷搜。今观所撰诸经跋文,钩沉索隐,凡古本为后人窜乱芟并者,莫不审究其原来次第。而字之更改淆混者,一一校正,令人得见本来面目。”

5月7日,陈乃乾与王浩廷赴镇江,测海楼后人吴孝侯自扬州来会,先后晤教育厅秘书姚鹓雏,民政厅厅长胡朴安、秘书胡惠生、林一厂等人。10日,据胡惠生见告,王浩廷的呈文已送江都县县长查覆,可见三日之前的晤谈对此事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当日,陈乃乾知胡朴安回沪,亦返,“晚与朴安略谈”;11日下午,陈乃乾与及时到沪的吴孝侯再访胡朴安“略谈”;18日,陈乃乾于晚十时访蔡元培,“请其作札,致教厅陈(孟钊)厅长”。从人事常情观之,陈乃乾与时任民政厅厅长的胡朴安交情深厚,自不待言;同时,他还动用了与蔡元培的关系,希望凭借蔡在教育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帮忙背书,间接影响事态,可以说也是行得一步好棋!之后,诚如《梦忆录》所述,“乃由两厅令江都县长放行”。陈乃乾劳心劳力、四处奔走,广托人脉、努力斡旋,终于取得了成效。

陈鳣的题跋除记述学术,校正内容外,还记述了藏书的刊刻年月、版式行款、入藏流传、得书缘由和藏章等项。他的藏章基本上都为表明其藏书皆经亲加审定的含义。有“海宁陈鳣观”、“仲鱼过目”、“仲鱼手校”、“陈鳣考藏”、“鳣读”、“简庄艺文”等章。另有一方肖像章,希望后人读其书如见其人。肖像下方刻有家训式内容,文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垂训子孙爱护藏书,可惜事与愿违,其后人并未秉承先人遗训,而于陈鳣死后不久,藏书即遭散失,前后存留不过数十年。

但令人颇为感慨的是,据王伯祥《庋榢偶识》“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七卷(上下二册)”条披露,书贾牟利,不择手段。王浩廷编了个七卷本目录,其中多有羼入富晋书社之底货,当测海楼藏书卖,标价虚高至有数十百倍者。而陈乃乾另编有《测海楼旧本书目》,“盖示富晋新得之货薄而已”。对于此事,陈乃乾《日记》无载,但在1931年一二月间,其编定《测海楼书目》即以告竣,厘为四卷,效率之高,令人感佩。在网上检索得2012年3月7日《扬州晚报》刊《也说测海楼书目》一文,文末云:“不知陈所记书目(虽然仅限于“旧本”)尚在人间否?”其实,富晋书社七卷本和陈乃乾的四卷本,2005年商务印书馆《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十四、十五册已作影印,后之学者自可寻绎比对。

陈鳣所着有《经籍跋文》、《简庄缀文》、《简庄文钞》与《续编》以及《简庄诗抄》等多种。

四、目验宋刻《金石录》

在吴、陈二人外,海宁还有不少着名藏书家,如前此的查慎行和同时的周春、周广业等,都是列名于《国朝着述诸家姓名略》中的着名学术人物。他们大都有丰富的藏书,有固定的藏书楼,有专攻的学术方向,他们之间都能互相交流图书、商榷学术,并以自己的学术专攻收藏图书、完善图书,有较多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藏章等,这就构成他们学者型藏书家的特定地位,而显现了海宁藏书文化的一大特色。

1951年5月,完整无缺的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金石录》三十卷现世,郑振铎、张元济等人均极感兴奋。张元济《跋》云:“夫岂非希世之珍乎。”可见国宝重现天日所带给书界的震动。对此本《金石录》,前贤今人颇有版本考证之研究,拙文不赘;陈乃乾《日记》1951年5月5日记“写《宋本〈金石录〉考证》一首”,此文今似已难觅;虞坤林编《陈乃乾文集》之《共读楼札丛》有关《金石录》一条,行文不及《日记》5月22日所记之详。显然,《日记》所载,为陈氏目验原件的原始记录,其内容虽偶有缺误,但十分重要,颇有不为张元济之《跋》和后来之研究者所注意的关键之处。现将《日记》内容迻录如下:

三、书香传承的藏书家

《金石录》即南京甘氏所藏本,十行二十一字,曾经水渍,损伤甚剧,中缝刻工姓氏及叶数已模糊难辨。叶数似每十卷为起讫,首叶栏右题“唐氏有匪堂秘藏许就读不借”,当是明人墨迹。副叶题“大德丙午二月十三日藏于藏易斋”,分两行,下用“俞”字白文方印。又一行题“嘉 观”,似亦元人手笔。藏印有胡卢印“陶俞”,不知为谁。眉间有木记楷字四行曰:“卖衣买书志亦迂,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之何其愚。”棉纸极佳,每幅中间有楷字晏如朱记。宋版书纸上有印记者,余仅见《王荆文公集》及此书耳。

书香传承是历来藏书家所共有的现象,而海宁藏书家的这种现象更较突出。虞坤林先生的《海宁藏书家之传承及其姻亲关系初探》一文(《海宁藏书文化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对此做出较为详尽的综合论述。他列举了黄湾马氏、袁花查氏、盐官陈氏、新仓吴氏、洛塘周氏、路仲陆氏、硖石蒋氏、硖石徐氏等八家,条列其家族传承关系。这些家族和姻亲之间的关系,若按不同组合方式,可略分为几种类型。

按:陈乃乾所目验的南京甘氏津逮楼旧藏宋刻三十卷本《金石录》,今有《古逸丛书三编》与《中华再造善本》两种影印本。所谓“藏易斋”者,应作“读易斋”,陈氏误记。序首眉间有木记楷字四行,每行缺首字,且汗漫不可读,陈氏的记录可谓细心;可惜大约其并未看到卷第二十一端首亦有此四行文字,其中“护不异隋侯珠”者,缺字为“爱”,如此,则牌记文字无缺。又全本多处有“伯虎”印,可知此本为明人唐寅旧藏,这一信息为陈氏所缺记。

一是祖辈隔代相传,藏书世家的合流:海宁最早藏书家宋人马端,为马氏第四世,聚书万卷,而享誉江南。传至十四世马纶,娶同邑朱氏女,无后,过继内侄朱应复为嗣,改名马芳。朱氏为海宁望族,家富藏书,其后裔有朱至、朱昌燕等,为海宁藏书名家。马芳下传至十九世马麟翔,是一位“博收古今书籍”的藏书家,其三子思赞、翼赞、廷赞,均富有藏书,而以思赞为最。思赞娶另一大藏书家查慎行之妹,如是形成为马、朱、查三族以过继、联姻为桥梁,形成三大藏书世家在某种意义上的家族型藏书。

然而陈乃乾细心地发现“楷字晏如朱记”。“晏如”者,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产品广告品牌名,此乃当时的造纸作坊所为,可见宋代造纸作坊已有品牌意识。陈乃乾《日记》中的这一记录,极易为人所忽视,似乎尚未被前贤时修所道及,应该成为后来者继续深入研究此本《金石录》,乃至宋代造纸业与刻书业的重要参考。

二是祖孙传承:吴骞是海宁藏书近十万卷的学者型藏书家,其子寿旸承父业,辑吴骞所写善本题跋为一书,寿旸子之淳,受遗籍,“校读不倦”,不坠祖业。海宁藏书大家先后荡失,独吴氏三代世守,百年不散,实为难得,为海宁家族藏书增一光辉。另有康熙时名宦许汝霖,其子事迹不详,遂直传其所藏于孙许淳,淳为雍正进士,母病乞归,“笃嗜典籍,披拾遗文,所藏宋元未刻之集,多至百十种”,辟“学稼轩”为藏书处。曾汇辑汉唐至清诗文各五十卷,分别以《文海》、《诗海》为名。所着有《学稼轩诗文集》十卷、《学稼轩书目》三册。

五、鳞爪及其他

三是父子相传:这是藏书家普遍存在的一种传承类型。如明崇祯进士吴太冲,本有私藏,又得到朝廷赐书,其藏书规模,几可与当时着名藏书家山阴祁氏和常熟钱氏相匹。其子吴农祥,继承藏书,筑“宝名楼”贮之。后“半毁于火,掇拾灰烬,百不存一”。又康熙进士许惟楷,筑“一可堂”广蓄典籍,子许勉焕又加扩充,称海宁着名藏书家。

由于种种原因,陈乃乾的《日记》确有长时段、大面积的缺失的遗憾,于其生平诸多学行以及若干细节,今天恐怕很难考证,我们只能就《日记》中的蛛丝马迹略作涉猎,窥探一二。

四是兄弟并称:兄弟各有藏书,并均有藏书家之称者,海宁查氏可为代表。查氏三兄弟,长查嗣琏,家有“得树楼”,藏书甚富;次查嗣溧,筑“查浦书屋”藏书:季查嗣庭,有“双遂堂”藏书。后查嗣庭以文字狱戮尸,亲族子弟,均受株连,慎行以年老放归,嗣栗则遣戍关西,藏书必然散失无存。又乾隆时周莲、周春兄弟,并富藏书,而均以博学名,周春声名尤着,为张之洞列入《国朝着述诸家姓名略》经学家类。

其一:1922年11月12日,陈乃乾与杨寿褀赴苏州。次日:“下午访佩铮,获观玄妙观石画拓本及石芝西堪同人赤牍数百通,相与纵谈金石甚欢。”王謇,字佩诤(日记作金旁),号瓠庐,近现代著名藏书家、历史学家。王、陈青年时期曾先后从学于东吴大学黄摩西,份属同门。二人就王氏藏物,畅谈学术甚欢,由《日记》观之,想必年少近十岁的陈乃乾不遑多让。石芝西堪,即晚清著名词家郑文焯,郑有遗稿《石芝西堪札记》曾在日伪时期的《青鹤》杂志上连载。据陈氏披露,王佩诤藏有大批量的郑文焯同人尺牍,对此,今人所整理的陈乃乾和王佩诤诸多著作中皆无记载,未详是否尚存人间,足资研究者深入考访。

五是族群藏书:同一家族有多家藏书而皆有藏书家之名者,海宁蒋氏足以当之。蒋氏家族有藏书者达十余人,能称为藏书家者,有蒋楷、蒋光煦、蒋光育堉和蒋学坚等。蒋氏于 清初定居海宁后,乾嘉时有监生蒋楷(1774~1827年),好积聚金石书画及宋元版本古籍,贮“来青阁”中,收藏之富,可与同时之吴骞、陈鳣所藏比美,后家道中落,死后,所藏大半归从侄光煦“别下斋”,部分传于其孙学坚。学坚为编《平仲园书目》存世。蒋光煦为蒋氏家族后起之大藏书家,除得其从叔蒋楷大半藏书外,又加意搜求,其藏书楼“别下斋”积古籍十余万卷,名刻善本居半,曾出其所藏刻《别下斋从书》二十八种九十卷,《涉闻梓旧》二十五种一百卷,为学者所重。另着有《东湖杂记》,“皆记其所见异书秘籍,而金石文字亦附见焉。”其书与钱泰吉《曝书杂记》并重于时。惜所藏图书、版片于太平军过境时,悉被焚毁,光煦痛惜呕血,不久身亡。蒋光育(1825~1895年)为光煦从弟,其祖若父及其本人,三世积书,共得数十万卷,分贮于“衍芬草堂”及“思不群斋”。“思不群斋”为专藏明刊本抄本及诸善本处。“衍芬草堂”遗存厅堂,已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现已整修,并对外开放。另在海盐澉浦蒋氏庐墓旁有“西涧草堂”,贮蒋氏先世遗书。兵乱时也曾移“衍芬草堂”藏书于此。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太平军活动于两浙,光育自携所藏,避难于湖北,直至社会初定,始携书返乡,损失不大。抗战时,其后人寄存所藏于上海一银行,后为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分别入藏,使蒋光育三世积存能基本得以保存。其孙蒋钦顼曾编《盐官蒋氏衍芬草堂藏书目录》三册,于“文革”中散失,另有朱嘉玉所编《西涧草堂书目》,现藏海宁图书馆。近闻“西涧草堂”已由所在海盐政府拨资整修,亦云幸矣!

海宁的族群藏书现象,无疑地构成为海宁藏书文化的另一特色。

陈乃乾题跋手迹

总之,海宁藏书家以数量多,藏者学术水平高,家族藏书面广,而为海宁藏书文化增辉。各方有关学者频加关注,而海宁地方人士尤重视其事,而对藏书文化有关问题多所研究。撰着论述,以阐扬乡德。如此,藏书文化亦将无负于海宁四大文化之列矣!

其二:1926年10月,《国学月刊》第一期发表了日人神田喜一郎著,孙俶仁译《顾千里年谱》。陈氏《后识》云:“余辑顾氏旧书题识,得百数十首。又欲纂录其行事,与题识合为一编,见闻弇陋,未敢遽付手民。”张元济1927年9月中旬致陈乃乾书:“奉手教,谨诵悉。辑印《涧薲题识》,极思勉勖,惟其中稍有障碍,非面谈不能罄。”《日记》1922年11月19日记:“由立炎处转到沅叔函及手录涧薲题跋六首。”1924年1月5日记:“钞得顾千翁《天文大象赋跋》一首。”可见陈氏早年有收集顾千里古书题识之举和撰作年谱之念,李庆《顾千里研究》一书中有所提及。可惜到今天,具体过程已无由得悉,而其所辑印之题跋和纂录之年谱,恐怕也渺不可得了。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有: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傅璇宗主编《中国藏书通史》、范凤书着《中国私家藏书史》、郑伟章着《文献家通考》和顾志兴着《浙江藏书家藏书楼》等)

其三:约在1957年春,陈乃乾离京南下,辗转江浙沪多地。公干之余,拜访了多位好友,《日记》中有两则,颇可注意。1957年3月2日记:“早车抵南京……下午至图书馆,与陈彦通、沈元燮(注:原稿如此)长谈。”4日记:“上午至文化局取介绍信。至图书馆与柳定生、陈彦通、汪訚、沈燮元诸人谈。”柳定生,即柳诒徵之女,时任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彦通,即陈方恪,散原老人四子,陈寅恪之弟,解放后被安排在南京图书馆工作。汪訚,字霭庭,藏书史研究学者,解放前即从事图书馆工作,解放后长期供职南京图书馆,著作颇丰。沈燮元,南京图书馆退休馆员,当今硕果仅存的泰斗级版本目录学家。据与燮老相识的友人见告,燮老如今身体依然康健;其不但常在南图静坐读书,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日记》所记诸人,绝大多数已归道山。倘若沈燮老读到陈氏《日记》和拙文,将昔日陈乃乾与南图众人的“长谈”之情景回忆一番,撰文刊布,亦可为今人增添一段珍贵的书林掌故了。

作者:吴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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