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歌唱家中走出来的国民政党军事委员会侦

2019-09-11 06:58 来源:未知

原标题:汪伪政权成立时的四大金刚 他们宣传中充满笑容的南京

汪伪国民政府,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内部以 为首的反共亲日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在日军卵翼下建立的傀儡政权,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1940年在日本支那派遣军的扶持下成立于南京, 担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李士群为主要成员;1945年抗战结束后瓦解。当时因战争而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不承认汪兆铭的「国民政府」及「行政院长」之职,因而被国民政府称之为「汪伪政府」,或南京「伪国民政府」,日本则称之为「南京国民政府」。 汪 1940年3月20日,在日本扶持下,汪 在南京组建傀儡政权,取代了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的伪政府。汪 任伪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5月31日,汪精卫以「中华民国政府」首脑的名义,参加了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同年底,汪精卫健康急剧恶化,不得已于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后来遗体运回国,葬于南京梅花山。1946年1月21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派工兵将汪坟炸毁,并将其尸体火化,坟址被夷为平地。后来在原址上修了一个供游人休息的小亭子,不知内情的游人在这里小憩,万万不会想到此地曾是大汉奸汪精卫的葬身之处。1994年在 原址建了一个汪精卫跪像,1997年拆除。 陈公博 陈公博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1943年,汪伪政权任命陈公博为访日「特使」。陈公博一到日本东京,就向日本主子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但求能与贵国携手迈进,并肩作战,无论任何牺牲所不能辞。」日本天皇奖给陈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级旭日大勋章」。为此,陈公博离开东京时称:此次「奉令访日,承天皇陛下宠遇」暨内阁总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无限光荣"。 汪精卫病死后,1944年12月,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不过陈的这个「一把手」当了还不到一年,就随着日寇的灭亡而倒台。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南京,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2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三人被押往苏州狮子桥监狱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法官认为对陈公博应「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在一处不为他人知晓的公墓中。 周佛海 周佛海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是该政权的第三号人物。1944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伪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与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人密谋,讨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以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等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预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企图为自己寻找后路。抗战胜利后,周佛海曾一度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后改任「总司令」,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他感恩不尽地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跟前。」 1945年9月30日,国民政府下令逮捕周佛海,不久,将周佛海押送重庆,1946年9月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在监狱中,周受到了特别的优待,但是,他最终也没能活着走出监狱。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死在监狱中。 陈璧君 汪精卫与陈璧君陈璧君原本是南洋华侨富商之女,后巧遇汪精卫,在铁窗内结成「患难姻缘」。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她夫唱妇随,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一夫人」。 陈璧君生性爱出风头,派头不小,脾气也大。汪精卫的「政事」,没有她的出面干预,常常办不成。汪精卫白天在会上决定的事情,圈内人都知道这不能作数。晚上回到家中,汪夫人一反对,第二天开会再议,汪保准把昨天的决议推翻。而且陈璧君生性泼辣,人称「雷山老母」。 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被国民政府诱捕入狱。在法庭上,她竟然恬不知耻地大呼小叫,百般为自己开脱,把自己的叛变投敌说成是曲线救国,并在庭审中利用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大骂蒋。虽然她在法庭上痛骂蒋介石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喝彩,但却不能因此减轻她自己叛国投敌的罪行,后来还是被判处终身监禁。陈璧君于1959年6月17日病死在狱中。 梅思平 抗日战争爆发后,梅思平曾上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召开的谈话会,听到马君武等民主人士的「焦土抗战」呼声,颇不以为然。回到南京便参加了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讥笑抗日是唱高调,还多次想办法托人向蒋介石「进言和平」。1938年11月,梅思平与高宗武等一道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进行秘密会谈,经过几天讨价还价,达成了所谓《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主要内容有:汪精卫一伙表示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意缔结日华防共协定。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一伙人逃出重庆去河内。之后,梅思平因其「先锋」作用,被视为与汪精卫等人一样的「首义分子」,成为汪伪「最高委员会」成员。1939年,梅思平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其地位仅次于周佛海,而且是周佛海的大红人和以周为首的「实力派」的重要干将。1940年11月,梅思平参与了同日本政府签订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思平在南京被捕,关押在南京宁海路25号临时看守所内,后被送进老虎桥监狱。1946年5月,南京高等法院第一庭公开审判梅思平。法庭内外,人山人海,人们都要亲眼目睹汉奸的可耻下场。梅思平在法庭上百般狡辩,拒不认罪。5月9日,高等法院下达判决书:梅思平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他是汪伪政权中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个人。9月14日,梅思平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褚民谊 浙江省吴兴县人,曾赴日本留学,在法国获得医学博士。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并由汪陈做媒,同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成了汪精卫的连襟。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立即召见褚民谊,让他谈对「和平」运动的看法。他参加了汪精卫一伙的「和平」运动,积极与日本勾结,进行卖国活动。1939年8月底,在汪精卫召开的伪国民党「六大」上,褚民谊任大会主席团副主席,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在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褚民谊任秘书长,成为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当时,人们对汪陈夫妇手下的汉奸,以「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并称。日本投降后,褚民谊与陈璧君等先被软禁在广州,后又被押送至南京宁海路25号看守所。1946年被关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同年3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审判褚民谊,以汉奸罪判处其死刑。同年8月23日,褚民谊在苏州狮子口监狱被执行枪决。 任援道 早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汪精卫一样,曾经也是革命青年。1939年6月19日,任援道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的上海会谈,会后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组建伪政府。8月25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240人参加,组织起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援道被指定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后随日本顾问原田永吉到青岛,参加「汪、王青岛会谈」,结束后组成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任援道出任委员,并担任「警卫组长」。1940年1月29日,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不久,汪伪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任援道从「维新政府」要员一变成为汪伪政府中的巨奸。3月31日,任援道被任命为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4月4日,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不久,任援道组建绥靖军军官学校,自任校长,培植亲信。任援道在汪伪政权中先后任伪职有13项之多,几乎兼全了汪伪政权各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汪伪国民党中委、汪伪中央政治委员、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主要实职有: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代院长,伪海军部部长,伪江苏省省长,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伪上海市市长。抗战后期,他看到国际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便暗中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抗战胜利前夕,他率军归顺重庆政府。日本投降后,任援道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便以200根金条贿赂有关方面,举家逃到香港。1949年,人民解放军饮马深圳河,任援道感到香港也难以立足,又远飞加拿大定居。1980年死于异国他乡。 李士群 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曾任「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省长,1942年被日本宪兵下毒害死。 梁鸿志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梁鸿志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在上海沦陷区组织维持会。1938年,梁鸿志在日本人的直接操纵下,在南京成立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苏、浙、皖三省的敌占区和宁、沪两个特别市,梁鸿志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长。为了向日本主子献媚和自身的挥霍,公开实施「烟、赌、娼」三大毒化政策,丧心病狂地毒害同胞,搾取钱财。汪伪政权成立后,梁任伪监察院院长,1944年11月,改任伪立法院院长。日本投降后,梁鸿志四处躲藏,1945年10月2日在苏州被逮,随即押至上海。1946年6月21日,法庭以汉奸叛国罪判处梁鸿志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 王揖唐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抗战爆发后,王揖唐投敌,频繁与日本侵略者接洽。伪临时政权在北平成立,王揖唐作为「创始人」之一,捞了个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的职位。1938年9月,伪华北临时政权和伪南京维新政权在北平成立「联合委员会」,王揖唐任委员。王揖唐还利用汪精卫的势力和影响,当上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成了华北汉奸的头号人物。1948年9月10日,王揖唐以汉奸罪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处以死刑。

抗日时期的上海,提起沪西的极司菲尔路76号,可谓是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地方,有着杀人魔窟之称的汪伪特工总部76号就设置在这里。它在抗战时期追随日本侵略者,残害抗日志士,犯下了累累罪行,留下了肮脏的一页。而这个特务机关的头子,就是原“中统”出身的李士群。

图片 1汪精卫 1940年在日本支那派遣军的扶持下成立于南京,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李士群为主要成员;1945年抗战结束后瓦解。当时汪精卫的幕僚结局如何? 汪精卫的幕僚下场如何? 陈公博 陈公博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1943年,汪伪政权任命陈公博为访日“特使”。陈公博一到日本东京,就向日本主子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但求能与贵国携手迈进,并肩作战,无论任何牺牲所不能辞。”日本天皇奖给陈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级旭日大勋章”。为此,陈公博离开东京时称:此次“奉令访日,承天皇陛下宠遇”暨内阁总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无限光荣"。 汪精卫病死后,1944年12月,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不过陈的这个“一把手”当了还不到一年,就随着日寇的灭亡而倒台。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南京,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2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三人被押往苏州狮子桥监狱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法官认为对陈公博应“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在一处不为他人知晓的公墓中。 周佛海 周佛海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是该政权的第三号人物。1944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伪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与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人密谋,讨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以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等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预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企图为自己寻找后路。抗战胜利后,周佛海曾一度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后改任“总司令”,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他感恩不尽地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跟前。” 1945年9月30日,国民政府下令逮捕周佛海,不久,将周佛海押送重庆,1946年9月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在监狱中,周受到了特别的优待,但是,他最终也没能活着走出监狱。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死在监狱中。 陈璧君 汪精卫与陈璧君陈璧君原本是南洋华侨富商之女,后巧遇汪精卫,在铁窗内结成“患难姻缘”。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她夫唱妇随,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一夫人”。 陈璧君生性爱出风头,派头不小,脾气也大。汪精卫的“政事”,没有她的出面干预,常常办不成。汪精卫白天在会上决定的事情,圈内人都知道这不能作数。晚上回到家中,汪夫人一反对,第二天开会再议,汪保准把昨天的决议推翻。而且陈璧君生性泼辣,人称“雷山老母”。 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被国民政府诱捕入狱。在法庭上,她竟然恬不知耻地大呼小叫,百般为自己开脱,把自己的叛变投敌说成是曲线救国,并在庭审中利用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大骂蒋。虽然她在法庭上痛骂蒋介石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喝彩,但却不能因此减轻她自己叛国投敌的罪行,后来还是被判处终身监禁。陈璧君于1959年6月17日病死在狱中。 梅思平 抗日战争爆发后,梅思平曾上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召开的谈话会,听到马君武等民主人士的“焦土抗战”呼声,颇不以为然。回到南京便参加了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讥笑抗日是唱高调,还多次想办法托人向蒋介石“进言和平”。1938年11月,梅思平与高宗武等一道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进行秘密会谈,经过几天讨价还价,达成了所谓《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主要内容有:汪精卫一伙表示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意缔结日华防共协定。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一伙人逃出重庆去河内。之后,梅思平因其“先锋”作用,被视为与汪精卫等人一样的“首义分子”,成为汪伪“最高委员会”成员。1939年,梅思平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其地位仅次于周佛海,而且是周佛海的大红人和以周为首的“实力派”的重要干将。1940年11月,梅思平参与了同日本政府签订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思平在南京被捕,关押在南京宁海路25号临时看守所内,后被送进老虎桥监狱。1946年5月,南京高等法院第一庭公开审判梅思平。法庭内外,人山人海,人们都要亲眼目睹汉奸的可耻下场。梅思平在法庭上百般狡辩,拒不认罪。5月9日,高等法院下达判决书:梅思平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他是汪伪政权中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个人。9月14日,梅思平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褚民谊 浙江省吴兴县人,曾赴日本留学,在法国获得医学博士。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并由汪陈做媒,同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成了汪精卫的连襟。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立即召见褚民谊,让他谈对“和平”运动的看法。他参加了汪精卫一伙的“和平”运动,积极与日本勾结,进行卖国活动。1939年8月底,在汪精卫召开的伪国民党“六大”上,褚民谊任大会主席团副主席,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在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褚民谊任秘书长,成为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当时,人们对汪陈夫妇手下的汉奸,以“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并称。日本投降后,褚民谊与陈璧君等先被软禁在广州,后又被押送至南京宁海路25号看守所。1946年被关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同年3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审判褚民谊,以汉奸罪判处其死刑。同年8月23日,褚民谊在苏州狮子口监狱被执行枪决。 任援道 早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汪精卫一样,曾经也是革命青年。1939年6月19日,任援道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的上海会谈,会后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组建伪政府。8月25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240人参加,组织起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援道被指定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后随日本顾问原田永吉到青岛,参加“汪、王青岛会谈”,结束后组成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任援道出任委员,并担任“警卫组长”。1940年1月29日,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不久,汪伪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任援道从“维新政府”要员一变成为汪伪政府中的巨奸。3月31日,任援道被任命为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4月4日,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不久,任援道组建绥靖军军官学校,自任校长,培植亲信。任援道在汪伪政权中先后任伪职有13项之多,几乎兼全了汪伪政权各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汪伪国民党中委、汪伪中央政治委员、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主要实职有: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代院长,伪海军部部长,伪江苏省省长,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伪上海市市长。抗战后期,他看到国际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便暗中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抗战胜利前夕,他率军归顺重庆政府。日本投降后,任援道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便以200根金条贿赂有关方面,举家逃到香港。1949年,人民解放军饮马深圳河,任援道感到香港也难以立足,又远飞加拿大定居。1980年死于异国他乡。 李士群 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曾任“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省长,1942年被日本宪兵下毒害死。 梁鸿志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梁鸿志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在上海沦陷区组织维持会。1938年,梁鸿志在日本人的直接操纵下,在南京成立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苏、浙、皖三省的敌占区和宁、沪两个特别市,梁鸿志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长。为了向日本主子献媚和自身的挥霍,公开实施“烟、赌、娼”三大毒化政策,丧心病狂地毒害同胞,榨取钱财。汪伪政权成立后,梁任伪监察院院长,1944年11月,改任伪立法院院长。日本投降后,梁鸿志四处躲藏,1945年10月2日在苏州被逮,随即押至上海。1946年6月21日,法庭以汉奸叛国罪判处梁鸿志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 王揖唐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抗战爆发后,王揖唐投敌,频繁与日本侵略者接洽。伪临时政权在北平成立,王揖唐作为“创始人”之一,捞了个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的职位。1938年9月,伪华北临时政权和伪南京维新政权在北平成立“联合委员会”,王揖唐任委员。王揖唐还利用汪精卫的势力和影响,当上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成了华北汉奸的头号人物。1948年9月10日,王揖唐以汉奸罪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处以死刑。

导读:徐来,1909年出生于上海,原名小妹,又名洁凤,小时候由于家贫,几无隔夜之粮,13岁就进入闸北一家英商蛋厂打工。后来家境好转,她入学读书。在学校里,徐来的成绩一般,却喜欢上了歌舞。她18岁那年已出落得亭亭玉立,俏丽动人,考入黎锦晖主办的中华歌舞专科学校。 毕业后,徐来加入明月歌舞团,奔走于平津宁汉等大城市,还曾随团到南洋一带演出,虽然她的歌舞表演并不出众,但她的美貌与机灵仍吸引了许多观众。1933年,徐来在明星影业公司主演了影片《残春》,一炮走红获得成功。徐来于抗战前嫁给国民政府军委会中将参议唐生明。1940年,她和女助手张素贞随同被秘密派往南京打入汪伪政权卧底并收集情报的丈夫常住在南京和上海。1940年春夏之交,相貌堂堂的唐生明携衣着入时、姿色出众的妻子徐来和女助手张素贞出现在下关火车站,在出口处,夫妇俩受到汪伪权要叶蓬、高冠吾、苏成德等人的欢迎。日军宪兵司令大冢清居然也出现在欢迎人群中,他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称对唐将军能脱离重庆政府,来南京参与「和平救国」,支持「东亚共荣」之举极表欢迎。这位日军大佐对徐来也恭维了一番,徐来应酬著,内心里则充满厌恶。 唐生明是唐生智将军之弟,湖南东安人,黄埔四期学生,为人精干,早年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的师长,实授少将军衔。1928年经周佛海引荐,唐生明当上蒋介石的侍从室参谋。抗战初,他曾任长沙警备副司令和常德警备司令。他善于交际,通谋略、有胆识、人脉广,在官场很吃得开,和军统局长戴笠也称兄道弟。蒋介石授意戴笠将唐生明秘密召往重庆,面授机宜,令唐生明潜往南京卧底,见机行事,利用汪伪高层的矛盾,做分化工作,并收集情报。唐生明接受了任务,他的一个有利条件便是有个颇有名气的影星妻子可为他提供掩护。 唐生明是唐生智将军之弟,湖南东安人,黄埔四期学生,为人精干,早年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的师长,实授少将军衔。1928年经周佛海引荐,唐生明当上蒋介石的侍从室参谋。抗战初,他曾任长沙警备副司令和常德警备司令。他善于交际,通谋略、有胆识、人脉广,在官场很吃得开,和 局长戴笠也称兄道弟。蒋介石授意戴笠将唐生明秘密召往重庆,面授机宜,令唐生明潜往南京卧底,见机行事,利用汪伪高层的矛盾,做分化工作,并收集情报。唐生明接受了任务,他的一个有利条件便是有个颇有名气的影星妻子可为他提供掩护。 唐生明兄长唐生智的南京百子亭22号公馆早已被一日军少将霸占,于是汪精卫亲自出面协调,将唐生明夫妇安置于城西牯岭路上一所花园洋房内,并任命唐生明为汪伪军委会委员、中将高参,以示恩宠。唐生明讲究享受,出手阔绰,爱好打麻将、跳舞,又有好酒量,是个玩家。他家常高朋满座,而徐来亦爱玩乐,牌技极好,每次打牌她输少赢多,她善于交际,很快与汪精卫老婆陈璧君、陈公博情妇莫国康、周佛海老婆杨淑慧等混熟了。通过牌局、饭局,徐来搞到汪伪核心层不少重要情报,告诉丈夫,令唐生明很兴奋,须知他搞到的情报尚不如他妻子多。 1941年底,上海汪伪76号总部头子李士群精心策划了中华旅馆绑架案。那天晚上,负责领导江苏沦陷区抗日斗争的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教育厅长马元放与嘉定县长张北生及葛裕奇、江秉中等六名干部突遭汪伪 包围,全部被捕。其后涉案被捕人员除马元放和张北生(据称是因拒捕时受伤,保外就医)外,都在汪伪的《中华日报》上登出自首声明。戴笠电令军统驻沪工作站尽快弄清真相。徐来在杨淑慧私宅内与女主人及莫国康、陈舜贞等人打麻将时,听杨淑慧透露,卧底人正是张北生。他早在案发前1个月便在广东路一妓院里嫖宿时,被汪伪 秘密逮捕,熬不住拷打而自首招供,还表示他愿为抓住马元放等人出力,李士群这才一举成功。徐来回家后便将此情报告诉了丈夫。唐生明立即设法转告军统及中统上海站的负责人,切断与张北生的任何联系,并准备伺机干掉这个伪装巧妙的叛徒。后因日伪当局将已暴露了的张北生调往南通任督察专员而作罢。 1942年秋天,唐生明在南京汪伪军委会参加一个高层重要会议,汪精卫亲自主持。会上,汪说到驻华日军总司含俊六大将已通知他,近日内必须调遣两个师的军队配合日军对苏中抗日军队和新四军进行突击扫荡,届时以驻镇江的月浦混成旅团为主力,还将出动驻南京、上海的海军航空兵60架飞机助战。汪精卫与任援道、叶蓬、孙良诚等将领共商作战方略面授机宜,并告诫大家必须严守机密。唐生明考虑再三,便请徐来冒险回上海一趟。此时,徐来已感到身处险境,危机四伏,压力很大。但她终以抗日事业为重,同意回上海传递情报。由于情报准确及时,苏中抗日力量减少不少损失。徐来在南京居住时期,常在丈夫陪伴下去中山陵园、莫愁湖、五洲公园,即今天的玄武湖公园等风景胜地游玩或品尝夫子庙的秦淮风味小吃。日伪严酷统治下的南京,街上常有黑色囚车、警车呼啸而过,日伪军警宪兵处处可见,全城笼罩着沉闷压抑的气氛。 其实,南京的汪伪政治警卫总署署长马啸天对唐生明夫妇一直心存怀疑,不时暗中监视并派驻电讯局特务监听过唐徐夫妇的电话,但一无所获。1943年初,徐来因探望遇害抗日志士的家属而引起马啸天、苏成德两个特务头子的严重怀疑,差点惹出大祸。早在1941年,南京发生过黄逸光、邵明贤等抗日志士谋刺汪精卫事件,接着又发生了军统行动队杀手强一虎暗杀日伪官员的事件。马啸天将两案侦破,涉案人员被捕后大都被先后处决。黄逸光遗孀王者香被关监约三个月后才获释放,因患病在身,不能工作,断了生计,境况凄惨,亲友熟人都担心惹祸上身,不敢伸出援手。徐来闻知此事,几经考虑,她决心去看望王者香并予以资助。 徐来亲自开车,赶到了王者香住所。在这儿,她还意外地见到已遇害的抗日志士尚振声的年轻遗孀杨静涵。听说她丈夫遇害时,她正怀孕待产,也坐过牢,后交保被释放。如今,她的孩子已快两岁了,由于营养不良,小家伙很瘦小、病恹恹的。她安慰王、杨两人节哀保重,送上奶粉、香肠、饼干等食物。一直在附近暗中监视的汪伪 已认出这位雍荣华贵的丽人便是徐来,又知道她丈夫便是新任清乡委员会委员、军委参谋团中将团长唐生明,不敢贸然扣留下盘查,当天即向上司汇报。三天后,马啸天在夫子庙国际饭店设宴款待刚从苏州回来的唐生明和徐来。唐生明、徐来在南京已是知名人物,汪精卫已几次召见唐生明,礼遇甚高。且唐生明又与在南京的日本军政大员面前很吃得开的周佛海关系密切而微妙。马啸天曾自行向南京特务机关关长柴山兼四郎中将作了汇报,讲了自己的怀疑柴山沉吟半晌,未作明确表态,他夸奖马的忠诚与干练,但要求他必须谨慎行事,在没拿到确凿证据前,且不可对唐生明夫妇采取行动,马啸天这才不得不耐下性子小心行事。 酒过三巡,他委婉地提出,请唐太太以后不可与上了政警总署内控名单上的一些人接触,以免让他马啸天为难。唐生明听出话外有音,当即表示感谢,夸马够朋友,并责备了徐来几句。徐来也着实吓了一跳:看来马啸天果然相当厉害,决不亚于上海的李士群,怪不得这一两年里在南京从事地下抗日斗争的中统、军统人员几乎被一网打尽,陷于瘫痪状态。事后,唐生明再三告诫徐来,一定要小心谨慎。1943年4月,日本兴亚院出于宣传需要,授意大汉奸苏成德、马啸天操控的东亚同盟中国总会,在上海、南京物色一些中国知名演员拍摄颂扬「帝国之花」、海军中佐南造云子谍报生涯的影片。物色女主角是重中之重。大汉奸胡兰成和张善琨出面筹组摄制组。怎奈留在上海的周璇等影星演员又不愿且不适合演日军风流女间谍。胡兰成想到徐来,便自告奋勇,去与他住所相邻的唐生明家,做两口子工作。没想到被徐来一口拒绝。她表示自己已息影近7年,身体又欠佳,不能从命。 但是,胡兰成不死心,苦苦纠缠,让唐生明夫妇不胜其烦。唐生明请了半个月假,护送妻子去上海,住在一位好友家中,隐居不出,以避开纠缠。胡兰成恨得直咬牙却又无可奈何。由于物色不到适合饰演 间谍南造云子的人, 后拍片计画不了了之。这次事件平息后,徐来避居上海,深居简出,以保人身安全,从交际场合哨然消失。唐生明则留在南京,继续卧底,搞情报和策反工作。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伪江苏省保安司令,常住苏州,来往于苏、宁、沪三地之间,与妻子聚少离多。徐来很喜欢六朝古都南京的山光水色,秀美风景,但她又迫于无奈,便悄然离开南京,重返故乡上海。 徐来 感欣慰的是上世纪30年代初她主演过宣传抗战的《到西北去》等影片,她也为自己在沦陷的南京协助丈夫搞抗日工作而自豪。抗战胜利后,唐生明任中将设计员。他抗战有功却有职无权,等于赋闲,不久,即到上海与爱妻团聚。1949年,徐来全家迁居香港,唐生明去长沙参加通电起义。1950年秋,他出任解放军第21兵团副司令员,参与指挥南下解放两广之战役,兄长唐生智也投入人民怀抱。1956年,唐生明去北京任国务院参事,徐来也返回北京定居。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徐来和丈夫唐生明一同被捕,在狱中徐来不幸被折磨致死。一代绝世美女的最后竟含冤告终,时年64岁,悲哀至极,凄惨至极!唐生明于1987年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与一生至爱永久相伴于九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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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自己私人官邸里的梅思平,他担任汪精卫伪政权组织部长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曾留学苏联。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因从事地下活动被捕,后经流氓季云卿保释出来,并从此与上海流氓帮会拉上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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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上半年,李在日本特务引诱下,拜见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后在清水董三直接指指挥下,开始为日本驻沪使馆从事情报活动。

会见记者团的周佛海,担任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财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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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底,汪精卫的“艳电”发表后,李由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后他拉原上司丁默邨入伙,自己甘居副席。1939年2月初,在日本大本营的,支持和日军指挥下,李、丁的特工队伍已初具规模并正式建立了组织机构。至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它已发展为一个完备的庞大的特务机构了。

在办公室处理事务的褚民谊,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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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本记者发表所谓“和平见解”的林柏生,担任宣传部长,不遗余力的进行卖国宣传和奴化教育。

李士群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并成了日军的凶狠鹰犬。李士群为压制上海抗日舆论,迫害抗日志士,制造了许多血案。他们把矛头对准新闻界,送恐吓信,下通缉令,暗杀报人员。还与“中统”、“军统”展开了特工战,竞相使用恐怖手段。1941年初,在李的一手指挥下“七十六号”对将介石政府留沪银行职员进行了集体绑架、屠杀。血案累累,骇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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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歌唱家中走出来的国民政党军事委员会侦察总括局最赏心悦指标女孩子间谍是何人,他们宣传中浸泡笑容的瓦伦西亚。1941年夏,李士群以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的升展,使“七十六号”的势力扩展至淅江、苏北安徽等地,自己更夺得了汪伪统治中心的江苏省主席之宝座,“七十六号”的特工势力也名正言顺地渗透到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城,成为汪伪集中一股最凶恶的势力。

汪精卫在上海的私人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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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盛极必衰,李世群在汪伪集团内部咄咄逼人,树敌过多,与日本主子他争夺战略物资一一粮食与棉花,激恼了日本方面好几个部门,在主子眼中,有尾大不掉之感。所有这些,与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强化南京伪政权,都产生了抵触。

褚民谊在南京东亚俱乐部内会见“记者团”,说明“还都”的相关事宜。

于是,李士群一伙成为被烹走狗,也就势所必然。1943年9月6日晚,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冈村,借口调解李与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的矛盾,约二人到百老汇大楼谈话。由于冈村、熊剑东二人一副真诚相见的姿态,一唱一和,使李解除了戒备,并吃下了半块牛肉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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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伪安排下欢庆“还都”的游行队伍。日伪在对外宣传中都将日军进攻南京时发起的南京保卫战称为“误入歧途”走上的抗日道路。将战争的责任推向了中国,妄言自从日军入城后,才给南京带来了新气象,使得南京成为了新东亚的中心。

谁知那牛肉饼已被下了毒。李后来回家后虽有察觉,但已晚了。三十六小时后,毒性发作。第三天下午五时,李士群终于毙命,时年三十八岁。李死后,皮肤变成黑色,身体缩得象只死狗那样。李士群之死,伪政府内的一些汉奸头目明知另有名堂,却都无人敢追究。汪精卫所能做的,仅是替李士群治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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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日中亲善周”里在南京太平路上举行游行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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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汪伪统治下的南京大张旗鼓的进行纪元节庆祝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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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南京五台山上的南京神社建成时,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作为名誉总裁发表讲话。日伪将南京神社与“大忠魂碑”视为守护“兴亚圣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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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神社建成时的热闹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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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统治下的南京中华大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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