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萄京娱乐场送纵宇一郎东行一九二零年八月

2019-08-24 08:07 来源:未知

原标题:毛泽东与崇明,也有不得不说的故事~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导语

原标题:战后中共的尝试和选择:“和平土改”还是“暴力土改”?(下)

钱志道,化工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陕甘宁边区基本化学工业和我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长期从事火炸药和弹药的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对我国兵器工业及导弹推进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教育上,提倡学以致用,重视基础理论,为教育工作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 钱志道,1910年11月3日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22年,举家迁往江西南昌。就读于江西豫章中学。1931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在校学习期间,因他追求真理,要求进步,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团成员。钱志道在浙江大学求学期间,正是日本侵略军蚕食我国的时代,挑衅肇事端,时有所闻。为了抗日救国他矢志于军火化工的研究。利用所学的知识在浙大求是桥附近做燃烧弹试验,引起了轰动。从此,军火化工的研究在他的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学毕业后,学校鉴于他品学兼优留浙大任助教。抗战爆发前夕,钱志道再也无法安心于助教生活,军事工业救国的念头又重新兴起,于是毅然投笔从戎,先后应聘到南京兵工总署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山西太原理化研究所,研究毒气和防毒面具,以抗击日军用化学毒剂惨无人道地屠杀我国同胞。当时,防毒面具中的活性炭需用椰子壳烧制,而山西不产椰子,他大胆采用核桃壳烧制的活性炭作为代用品,经试验同样能达到防毒的效果。这是他献身于军工产品研究的开始。   1938年3月,日军进逼太原,钱志道失业家居。失业后在开封家中小住期间一度担任防空稽查员,经常与进步人士交往,暗地里阅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在脑海里对共产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留心报纸、关注时局、寻找出路。有一次当他看到《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八路军为防毒募捐的启事后,立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自荐。1938年4月底,他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主席写给他的回信,欢迎他到延安去,并告诉他赴延安的路线。他反复阅读,兴奋万分,随即草草作了安排,于5月18日自开封动身,到延安参加革命。   5月28日经西安到达延安。在延安,他是从防备日军使用毒气开始研究工作的。为此,他还参加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召开的两次防毒会议。后由中央军委介绍他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军工生产与军事科学研究生涯。   抗日战争期间,弹药异常缺乏。钱志道是专攻理论化学的。到延安之后,他亲眼看到边区地瘠民贫、毫无工业基础的困难环境,决心把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用到边区急待发展的基本化学工业上来。从他到延安起到1946年6月,任过中央军委军工局工程师、军工局三厂厂长兼工程主任,军工局一厂化学总工程师等职。   1946年6月,钱志道和其他同志奉命赴东北,建设新解放区的军事工业。他前后担任鸡西办事处总工程师、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军工部党委委员。组织手榴弹、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和引信、雷管的生产,负责主持兴建密山无烟药厂(当时称东北军区军工部直属一厂,又称“东北酿造公司”),任厂长兼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候补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技术司司长、部长助理、部党组成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机械组副组长、航空组副组长、国防组成员、原子能组成员、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兼第一局(导弹局)局长、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仪器组副组长、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和总工程师等职。1963年调中国科学院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1965年1月调中国科技大学任副校长。 为边区军火化工业奠定基础    在延安、杨家沟、茶坊和紫芳沟工作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1939年5月,他任三厂厂长时,工厂的主要任务是复装子弹和制造手榴弹。当时,在既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又没有原材料这样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他团结工人,克服各种困难,孜孜不倦地工作,先小型试制,再扩大生产雷汞、硫化锑、拉火药、子弹底火药,复装子弹和手榴弹。1940年9月,朱德总司令到茶坊视察工作,号召三厂职工多生产枪弹支援前线。为了提高复装子弹和制造手榴弹的能力,他积极采取措施,修造设备,依靠工人,迅速提高了产量,复装子弹由日产三四百发提高到千发以上。之后,他又受命筹建紫芳沟化学厂即军工局一厂分厂,用钱志道的话是“一切从零开始”。尽管他没有见过火炸药工厂,但强烈的事业心和边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促使他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并在军工局局长李强的领导和军工局一厂机械总工程师沈鸿的密切合作下,群策群力,共同奋战。他终于把生产工艺和工艺流程设计出来了。它既适合边区的物质条件,又适应发展边区军事工业的要求。建设军火化工厂需要材料和关键器材,陕甘宁边区又受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每前进一步都困难重重。1940年11月,他和战友冒着极大的危险,赴国民党控制下的西安采购,使工厂得到部分补充。在他的组织下,与职工们一道投入施工,仅用了一年多时间,便在贫困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从基本化工产品到火药和炸药的制造工厂。而且在技术水平上,特别是他主持设计和安装的硫酸(铅室法)、硝化甘油(硝化喷射分离器法)、硝化棉(汤姆逊法)等工艺装置等在当时的国内是先进的。紫芳沟化学厂建成后,开始生产了硝化甘油、硝化棉以及黑炸药、木粉吸收硝化甘油的高级炸药、单基发射药和双基发射药,并创造性的在手榴弹中装入强棉(含氮量13%左右)。使枪弹、手榴弹、掷弹筒弹和迫击炮弹的威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战斗中起到了震慑敌人的作用。此外,在他和华寿俊的领导下。化学厂还为边区造出了钞票纸,解决了边区印制边币(即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流通券)问题。制出了氯酸钾,“不仅解决了军火上的大问题,同时使火柴制造也得到了重要原料。”钱志道对工厂实施科学管理,为化学厂制定了“安全注意事项”,并以身作则,身体立行,凡是要大家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他很关注职工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亲自教学,培养干部。由于他成绩卓著,1944年5月在陕甘宁边区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上,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月,《解放日报》以《模范工程师钱志道同志创立边区基本化学工业》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称赞他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模范,在他的坚毅努力与刻苦经营之下,奠定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1944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边区群英大会上,他又再度当选为特等劳动英雄,被誉为“模范工程师”。 发展导弹、火箭和航天事业功绩卓著   解放战争期间,于1946年6月,钱志道和其他的同志奉命赴东北,建设新区的军事工业,担任鸡西办事处总工程师,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军工部党委委员,组织手榴弹、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和引信、雷管的生产,负责主持兴建密山无烟药厂任厂长兼政委,在那广袤千里、荒无人烟的北大荒,他团结技术人员,运用他在紫芳沟设计化学厂的经验,建设起一座规模较大的无烟药厂。军工部技术处成立后,他兼任处长,组织火箭与推进剂的研究,用湿法制成火箭推进剂,并制成单喷口活动尾翼式4英寸火箭(A3式榴弹),他还亲自到工厂参加实验,在推进剂的研制方面吸收了当时称为国际上先进技术的干压制药法技术经验,获得定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火箭研究的初步基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亲自组织领导各厂新产品的设计、试制和生产工作,其品种有:步兵信号弹、60信导弹、手榴弹、迫击炮弹、引信以及90火箭推进剂与各种弹用发射药等。可以说,每一个产品上都有他花费的心血。   从1951年到1958年期间,钱志道四次作为国防工业(包括兵器工业)的代表,分别随周恩来、李富春、徐向前、薄一波、张爱萍赴苏谈判。特别是1952年8月的那一次,他随周恩来、李富春率领的我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参加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协定的商谈。在武器制式化阶段,他主持国防工业技术管理工作,在发展基础技术和组织攻关中,作出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我国武器的制式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956年,他代表国防工业参加《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订工作,推动了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他所组织的国防工业配合发展我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在短期内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和他极力贯彻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他为我国的兵器、航空、电子、造船和导弹等国防工业的建设和教育事业埋头苦干、默默的工作了52个春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深湛的造诣在科技界、国防工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因而被聘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顾问、中国兵工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名誉理事和顾问、中国军事工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顾问、兵工史征集委员会顾问和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史顾问。   钱志道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他一向认为国防科学研究工作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建国初期的东北军区军工部技术处,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与兵器工业配套的各类研究所,它们的发展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以第三研究所(现称机械工业部第二○四研究所)为例,钱志道为其初期的发展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为了把第三研究所搬迁到西安,从选点到专业发展,他多次不辞辛劳,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讨论研究第三研究所的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钱志道不愧为我国热心创造军火化工生产的领导人。 献身教育事业培育人才   钱志道在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一贯重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党对学校的领导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老教师。科技大学在玉泉路期间,住所离学校较远,每逢下班回家,他都请年迈体弱的老教师搭乘他的车;他关心师资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为他们创造脱颖而出的环境,即便是对他身边的秘书也是如此。他对秘书说:“我这里没有多少事,可抽时间到系里兼一门课,不要把学业荒废了。”;他主管教学科研工作,治学态度严谨,作风踏实民主,竞竞业业,恪尽职守,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验室,了解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他注重从实际出发,主张建立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所需的专业和学科,认为愈是条件艰苦的地方愈是能够出成果出人才,支持和鼓励学生到那里经受锻炼,为国家分忧,他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提倡自己动手、勤俭办校,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使学校形成了良好的风尚;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技大学被迫迁到安徽省合肥市后,受到严重破坏,为了把学校办好,使郭沫若校长倡导的“勤奋学习、理实交触,红专并进”的学风得以保持和发扬,他在校党委和刘达的支持下,力排干扰、克服困难,整顿教学秩序,恢复实验室建设,提出并实施重视理论,加强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实验技能的训练等一系列措施,为中国科技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面对十年动乱期间造成的人才断层的危机,他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采取果断措施,对一部分已走上工作岗位的科技大学毕业生,重新召回学校,进行强化学习和进一步培养,这一举不仅挽救了科技大学,而且为国家输送了人才。如今,这一部份人已经成长为中国科技大学的骨干力量;钱志道退居二线后还经常关心着两件事:一是我国的国防工业建设;一是学校的教育工作。延安时代他的学生们如今都身居高位了,其中不少人在国防工业部门,每逢去拜访他时,他都念叨说:“国防要现代化,光靠引进是不行的,一定要自立更生!”他的学生们在工作中也都时时刻刻牢记他的教诲;对于教育工作,他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为了办好中国科技大学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创建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受到了师生员工的崇敬和爱戴。 一身正气光明磊落   由于极不正常的思想影响,钱志道从60年代初,开始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迫离开欲为之献身的国防工业部门,造成了他终生的遗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在精神上、身体上均受到严重地摧残。他被抄家时,当一些年青人从箱中翻出毛泽东给他的亲笔题词时,都惊呆了,想不到科大的“走资派”竟然是当年的老英雄!劝他拿出来,可少受皮肉之苦,他只一笑置之。在他看来,用毛主席的题词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是不愿为的,始终坚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坚贞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1977年,他光荣地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   钱志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七级的国家干部,他具有坚强党性,虽然蒙受了莫大冤屈,就连朝夕相伴的妻子也从未透漏一言,对于亲友的谋职求情,他都断然拒绝;对于一些不正之风,敢于直言,敢于抵制;对于送礼,他更是深恶痛绝,或是当面回绝,或是以高于礼品的价格寄给本人。一次,侨居国外的一位老同学要来看他。他预先写信说:“你来看我,千万不要带礼品来,否则你要送礼,我要回礼,颇为不宜,这样都省,岂不两便。”对于用车,按照规定他是应当配备专车的,但他认为,自己没有多少事,配备专车是个浪费,只有因公事才偶然用一次,私事根本不用;在生活方面,他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平时掉在桌上的一个饭粒也要捡起来吃掉,深知农民种田不易。他数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不松懈动摇,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钱志道一生很少在自己的著述上署名,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其他同志。他的言行本身就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他一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在地位、荣誉、待遇享受面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坚持真理,作风正派,光明磊落,性情刚毅,善于团结大家一道工作。他平易近人,关心他人,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其他已离退休老同志的身体健康。他一贯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历史上有过很多光荣的功绩和感人的模范事迹,直到病逝后有些才为人所知,表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他是新中国科技专家的一个典范。   简历 1910年11月3日 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   1931—1935年 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   1937—1938年 先后在南京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太原理化研究所,研究毒气和防毒面具。   1939—1945年 先后任中央军委军工局三厂厂长兼工程主任,军工局一厂化学总工程师,两度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获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热心创造”。   1945—1946年 主持领导并参与编写生产技术总结《火炸药与手榴弹》。   1946—1949年 任东北军工部鸡西办事处(简称第三办事处)总工程师,东北军区军工部直属一厂厂长兼政委。   1949—1952年 任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兼技术处处长,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   1953—1954 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技术司司长。   1955—1960 年先后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化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机械组副组长,航空组副组长,国防组成员。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兼第一局(导弹局)局长。   1963—1965年 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兵工学会第一届理事。   1965—1977年 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   1977—1981年 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1981—1989年 任中国科学院顾问,中国兵工学会第二届名誉理事,中国军事工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顾问,中国兵工史征集委员会顾问,中国兵工学会顾问。   1989年9月28日 逝世于北京。 2005-12-02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1976年9月9日,秋风寒悲,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恸哭,举世哀悼!江河凝滞,天地呜咽!转眼40年过去了,他虽然仙逝远行,但他的英容笑貌,他留下的政治遗产,从未走远,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毛泽东一生虽没有到过崇明。然而,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崇明,一生多次在自己的诗文、论著、题词和宏观思考中提及崇明这个美丽的海岛。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十六岁的毛泽东在离开家乡前写下这样的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的漫游生涯。

全文共8335字 | 阅读需20分钟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了解崇明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如果说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漫游”多少带有好奇,多少有些“有意为之”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漫游”便是不得不为之的生活内容了。换一种说法,革命家几乎没有不是四处奔走的漫游家。

上文提要

1918年春,25岁的青年毛泽东在长沙送别新民学会罗章龙赴日本留学时,做了一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诗,诗中写道“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诗文中提到崇明。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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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说到,在突如其来的农民运动面前,中共中央1946年决心推动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基于对1927年革命失败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一种应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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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漫游家,心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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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来回忆自己青年时代在长沙湖南图书馆自学的情景时说:“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1912年,19岁的毛泽东到长沙读书,就非常喜欢研究地理,并把地图作为学习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在1915年给同学肖子升的信中写道:“研究(地理)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于填最初。”指出了研究地理学的方法之一:运用地图。毛泽东阅读报纸时,身边总是带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随时查对地名,研究问题、分析形势。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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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写《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送别罗章龙时,“崇明”两字信手拈来,可以想象,青年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的过程中,就已经关注到了长江出海口的崇明岛,并把“崇明”融入自己的诗句。毛泽东用“崇明对马衣带水”并不仅仅是做诗时平仄、用典的需要,更主要的是对崇明和对马岛的了解。崇明岛是中国的第三大岛,位于长江口的出海口;对马岛是日本的第三大岛,位于日本马关西部水域的海岛。崇明岛到对马岛的距离不足一千公里。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借助亲戚和同族长老,说服了一心要把他送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以继业发家的父亲,同意他到离家50里的湘乡东山小学堂继续读书。这位即将摆脱父辈因循的传统生活的青年,临行前改写了一首诗留给了父亲,留给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土地赎买政策的提出与背景

当时,中国大批有志青年到日本去留学,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也资助、安排罗章龙到日本留学,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对马岛位于日本马关西部水域的海岛,马关就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在日本签署“马关条约”的地方。当年,毛泽东在剖析“马关条约”、研究中日关系的时候,对照中、日地图,也一定是关注到了马关西部水域的对马岛。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的漫游生涯。

既然主要还是一种针对各地农民要求土地运动的应变措施,中共中央决策与实施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整个国内外政治大环境的制约,其支持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斗争的幅度,也就自然要受到相当的约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态度明显地比刘少奇等人要激烈一些。比如,他在5月4日的讨论中,就基于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观点,明确表示:“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去反对”。强调除了对大地主、恶霸、汉奸以外,中小地主,包括旧富农,“实际上也是要侵犯一些的”。[23]

一个世纪后,2012年7月12日,日本对马市代表团来崇明县访问,并与崇明县签订建立友好关系意向书。双方约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经济、贸易、旅游、科技、教育、环保及其他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多领域合作与交流。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韶山冲那座“凹”字形的茅草农舍给了他生命,可不能赋予他生命的辉煌!掩映在湘潭县城西北90里处那长约10里、宽约7里的狭长谷地裹不住他的想象和冲动,不足以成为他生命创造所需要的足够空间,甚至也不是他生命安息时回归自然的理想处所。走出乡关,事实上就是要摆脱空间和心理上的那种被局限、被压抑的感觉,也反映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想象的情怀及其洒脱性格。这首诗与他从事并专注革命事业后,于1923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贺新郎》初稿中,“挥手从兹去”、“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所展示的境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随后修订公布的“五四指示”内容,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意见只是部分地被写进了指示当中。而对于刘少奇所坚持的关于要尽可能保证不变更富农的土地,对一切中小地主,特别是属于军属、抗属、烈属的地主家属,在土地份额上及面子上,应给予相当的照顾等项规定,毛泽东随后也表示了认可。

青年毛泽东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将为历史留下一段佳话。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1912年秋天,青年毛泽东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度过了半年自学生活。在图书馆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世界原来那么大!他每天经过这里,都要停步细看一阵。这个来自韶山冲的青年,原以为湘潭县就很大,湖南省更是大得不得了,中国便是地道的“天下”了,谁知,从地图上看,中国只是一小块,湘潭县更是连影子都没有。

5月5日,毛泽东修改并正式批准了“五四指示”,且再次重申:宣传上“不要谈土地革命等”。[24]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告诫各地称:“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我们在各地的报纸上除公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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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这幅地图给青年毛泽东的启示不言而喻。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多的人生活其问,有多少事情需要去熟悉、去研究呀!熟悉和了解的途径,无非有两个,即读有字之书和读无字之书。读无字之书包括社会调查和游历。

而为了从理论的高度说明中共中央对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观点,中共中央还于5月8日形成了一个《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作为对“五四指示”的补充说明文件。内中说明:第一,“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必须有坚定明确的态度。”第二,“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帮助,占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之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他大我小的形势。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不觉疲倦。”第三,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须使全党干部认识其重要性。”据此,“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暂时的动摇”,“不要去批评农民的平均主义”,但要反对“不联合中农……不照顾应当照顾的各色人等”,要反对破坏党的工商业政策。[26]

毛泽东关心崇明农民运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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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6年,毛泽东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出任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5月3日,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身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重视农民运动、注重调查研究,听说到了崇明上沙地区1921年、1922年佃农抗租暴动的信息,得悉学员陆铁强、俞甫才来自崇明,即约谈陆、俞二人,了解具体情况,对崇明岛上“上沙”、“沙田”、“熟田”的地方实情,以及地主剥削农民的手法等,掌握得一清二楚。毛泽东依据向崇明陆铁强、俞甫才以及江苏、浙江其他学员调查所得的材料,写成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署名“润之”,刊登在1926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179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

  〔七古〕七言古诗。每句七个字,句数不限,偶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不像七律那样讲究平仄对仗。

青年时代,“不安分”的毛泽东总是爱往外跑,关于他游历的活动,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由上述指示中不难了解,“五四指示”尽管政策温和,限制甚多,但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决心却很大。其在给冀热辽分局的电报中就宣称:“减租还应进行,但只靠减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应利用清算减租,清算负担,清算抢掠霸占,清算黑地挂地,清算劳役及其他剥削等各种方式,使地主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中。”到了5月19日,鉴于东北争夺战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已明显地具有了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来争取农民支持的政治意图,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清算运动不仅可以用来清算敌伪及汉奸土地,而且可以用清算方式解决地主阶级的土地。”[27]这意味着,中共中央认为在东北可以突破“五四指示”的规定,不分汉奸与否,向一切地主阶级取得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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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宇一郎东行〕纵宇一郎,罗章龙在一九一五年同毛泽东初次通信时,就已用过的化名。一九一八年四月,罗去日本临行前,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了这首诗送行。罗到上海恰好碰上五月七日(一九一五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日子,限期要袁答复承认日本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日本政府警察侮辱、殴打中国的爱国留学生,迫使他们回国。罗因此没有去日本。罗章龙(一八九六——一九九五),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被开除出党。后历任河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据罗章龙回忆,在长沙他和毛泽东到过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个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大禹治水,柿凤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润之对此很有兴趣。”“对于湖南历史上的先进人物的遗迹,我们常去访问。”

然而,形势比人强。5月下旬,由于四平战役失利,在与国民党的军事较量中,中共军队主力被迫退过松花江,放弃了前此占领的大片地区。为牵制国民党在关外的进攻,毛泽东在5月底开始在山东地区实施报复作战,将战火引到关内来。6月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作出了“全国内战不可避免”的判断。[28]但真的到了“大战在即”的时刻,中共中央对要不要利用激烈的土地改革方式来动员农民的问题,却反而变得犹豫起来了。

毛泽东在文章中明确“此地地主剥削佃农非常厉害”。文章分析:崇明沙田“这种田完全是新涨的沙田,农民逐渐替他们经营成熟,成熟后,地主管田底所有权,农民管田面的权。每年耕种所用人工、肥料、农具、种子等均归农民自备。秋收后每千步田要纳租谷五百斤甚至五百斤以上。地主到农民家里的时候,农民要请他吃好酒饭,不然便难免加租”。“农民如稍反抗,马上送县究办。农民若今年欠了五元租,明年就要你还十元二十元,又不得不还,于是农民之破产者年年有之”。文章还提到“此地农民曾在民国十一年起了一个暴动,并没有什么赤党过激党煽动他们,他们自己成群的起来打毁警察局,割去地主陶某的耳朵,并大闹县署要求减租”。文章分析了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因团结不固,首领被捕,以致失败”。毛泽东科学地判断“地主且以《佃业维持会议决》以欺农民(佃业维持会系十一年地主组织以欺农民的),于是农民恨地主愈深,暴动又将发生了”。

  〔天马凤凰〕指岳麓山东南、湘江之西的两座毗邻的小山。

1917年,毛泽东游览南岳,登上了祝融峰。下山归途中便禁不住写情给罗章龙,描述自己对景观名胜的观感。

首先,在和战问题上,毛泽东相信中共尚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故一方面坚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另一方面却又不希望马上开战,故再三强调:“我党基本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他要求周恩来等要“竭力争取和平”。称只要蒋答应停战,就要全力争取,并且要设法“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说“长期战争于我不利。”即使蒋介石非打不可,也“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真打起来,也要争取议和。并表示说:“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29]

这是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革命家的眼光,关注崇明以及江浙地区的农民运动。

  〔屈贾〕战国时楚国屈原,汉代贾谊,皆极有才华。

1917年7月中旬,毛泽东邀友人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署假的同学萧蔚然一道,分文不带游学农村,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沉江五县城乡,步行近千里,写下了许多笔记和心得。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他们回长沙后,还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衣服和草鞋,照相留念。

其次,在土改问题上,一方面,从战争需要和新区巩固的重要性出发,毛泽东再三指示东北局等说:“今年务必将土地问题全部或大部解决完毕。土地问题解决,兵也有了,匪也容易剿了,大城市也巩固了”,此点“至关重要”。[30]但另一方面,因为毛泽东这时的基本思想还是想和,而非想战,故他深知维护统一战线和联合中间势力的极端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对随着“五四指示”下发的《土地政策发言要点》中的一些鼓励各地不要怕农民的平均主义,不要怕吓跑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之类的说法,[31]感到不尽妥当。鉴于许多地方这时已经发生了过火斗争的情况和中间派人士开始发出明显的怨言,经反复斟酌后,毛泽东于6月27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提出:“中央正考虑由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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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聚集。古人称山川灵秀之气所聚集,便产生人才。

在一师读书期间,类似的游历还有多次。1917年12月下旬,他到浏阳文家市铁炉冲一带,在学友陈绍休家住了几天,又到济阳西乡王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走访,和农民一道挑水、种菜,还劝大家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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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崇明籍革命人两次题词

  〔艟艨(chōngméng充萌)〕通作“艨艟”,战舰。此指轮船。

1918年初夏,他与蔡和森一道到洞庭湖地区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绕洞庭湖转了半圈,还将沿途的见闻、感想,用通俗生动、幽默风趣的文字,写成一篇篇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

尽管,中共中央内部这时多数人怀疑,战争将起,各地有无可能拿出许多钱来贷给农民,而那些贫苦农民是否有能力向政府借贷来购买地主多余的土地,是否有能力偿还公债利息等,但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后,中共中央还是很快就起草了和平土改的具体实施方案,于7月19日正式下发征求各中央局的意见。

延安时期,毛泽东已经成为党的领袖。为了坚持抗战,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党中央在1942年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延安解放区军民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1944年5月,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大会,毛泽东为崇明籍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题词:“埋头苦干”;1945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上,毛泽东又为陈振夏题词:“生产战线上的英雄”。毛泽东为一个人两次题词,这是唯一一例。

  〔宇宙看稊米〕把世事看作平常。稊(tí题),草名,结实如小米。稊米,形容小。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永远地结束了他在校学习的生活,踏上了一位职业社会活动家的漫漫途程。

其电报称:“为了公开宣布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使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各解放区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法令相互配合,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推进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为了公开宣布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以缓和地主逃亡,分化地主内部,并减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中间人士的动摇怀疑,以巩固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使土地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中央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即准备根据孙中山的照价收买的办法,“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交付地主地价,分十年还本。公债基金,或者由得到土地的农民担负一部分,农民每年向政府交付一定数量的地价,分为十年至二十年交清。另一部分由政府在自己的收入中调剂。或者根本不要农民出地价,由政府在整个财政税收中调剂。除公债办法外,在抗日战争期间,地主负欠农民的债务,农民亦可当作交付地价折算。”“在土地改革后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及财权、人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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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纷纭从君理〕据罗章龙说,作者原诗如此。一九七九年罗在《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一文中第一次提供本诗时,觉得有负故人厚望,改作“世事纷纭何足理”。后来他曾表示恢复原诗句。

1918年8月15日,他同新民学会罗学瓒、罗章龙、陈绍休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长沙坐火车去北京。途中因涨水淹了十几里的铁路,他们被阻在河南郾城。第二天,毛泽东便建议到三国时的魏都许昌去看看。于是他同罗章龙、陈绍休三人坐临时车子赶到许昌停留了一二天。旧城已经很荒凉,他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古魏都的情况,还步行到郊外的旧城遗址,在那里凭吊一番,并作诗以纪行。

中共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种极为温和的土改方案,无疑是与军事形势紧张,因而重新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态度变化有关的。中共中央这时专门给在重庆的周恩来等去电,要求他们向民盟等中间派人士解释说明:“各地农民在抗战八年中,曾三次起来要求土地,我党均用了极大的说服解释工作,推延下去。自日本投降后,各解放区广大农民起来清算汉奸恶霸,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我党无法和不应阻止这种群众的正当要求。”“农民起来之后,在个别地区或有过火之处,仅仅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这是难免的。但根据最近苏北的统计,淮海区在减租、反奸清算之后,全区现有地主一万一千零五十二户,共有土地一百三十四万二千九百五十亩,如平均计算,每户地主尚有一百二十一亩,如以每户八人计算,地主每人平均有十五亩,等于中农每人土地的五倍。太行区最近反奸清算后的统计,地主每人平均有地十三亩七分,中农每人只三亩一分地,贫农每人只二亩一分地,地主每人平均所有的土地,等于中农四倍半,等于贫农六倍半。其他各区地主保留的土地,等于中农的两倍至五倍。这些材料证明解放区农民忍受了很大的损失,来照顾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希望民盟人士对解放区的农民土地改革运动,加以全面的具体的调查研究。”至于中共中央的政策,则准备“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新葡萄京娱乐场,34]

陈振夏是崇明港东乡人,青年时期投奔延安,担任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和工人们艰苦奋斗、开采石油,原油年产量由1935年由红军接收时的44吨增长到1943年的1279吨,相当于1935年前14年的总和。延长石油厂的汽油、煤油、柴油等石油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后方,保证了军车的行驶、机器的转动、枪机炮膛的润滑,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延安的《解放日报》为此对陈振夏和延长石油厂做了专题报道。

  〔名世于今五百年〕名世,著名于世。《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1918年冬天,为了看看大海景象,毛泽东又邀萧三、罗章龙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他们来到大沽口,极目所见,却是一片空廓寂寥的雪原和宁静的化石般固定在海面上高低不平的冰块,海被冰雪覆盖,向遥远的天边伸去,大地一片沉寂。毛泽东说,他要找蓬莱仙岛。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随后也再三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和各界人民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凡亲自从事耕种土地之中农及富农的土地,不问其多少,应免于征购。”[35]尤其是,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我们必须自觉的向富农让步,坚持中央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的原则。”在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应保障一切地主必需的生活条件,并“应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36]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阶级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如此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准备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争取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37]

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大会上作《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的演讲,讲话中表扬陈振夏说:“像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毛泽东还说“全体工程师、厂长、工人们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要向这方面努力”。

  〔诸公碌碌皆馀子〕诸公,指当时的当权人物。碌碌,平庸。《后汉书·祢衡传》:“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馀子,其余的人。

1919年4月,毛泽东绕道上海回到湖南。同年2月为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二上北京。翌年4月再赴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不失时机地游览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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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明对马衣带水〕长江口的崇明岛和日本的对马岛,相隔只一衣带宽的水。据《南史·陈后主纪》记载,隋文帝说隋和陈只隔“一衣带水”,把长江比做一条衣带。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对北上南下途中的一些游览细节记忆犹新,谈起来还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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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夏

  〔东瀛(yíng营)〕东海,后也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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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试行

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上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肯定了陈振夏等英模“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起了“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毛泽东说,“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我返自崖君去矣〕《庄子·山木》:“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反通返。

1921年建党以后,毛泽东更是成了浪迹天涯的“江海客”了。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漫游”多少带有好奇,多少有些“有意为之”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漫游”便是不得不为之的生活内容了。换一种说法,革命家几乎没有不是四处奔走的漫游家。更何况,中国革命的流向,本来就是散落于城市、相聚于满山遍野的乡村,然后又蔓延、汇合,朝城市滚滚而来。这中间,最令人难忘的,恐怕就是那漫漫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了。

需要了解的是,提出土地征购的设想,也是与中共中央对其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统战情况的了解和认识密不可分的。因为边区有一半地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分配了土地,已鲜有所谓地主和旧富农了,另一半地区抗战期间通过减租减息,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也已受到极大削弱。再加上边区未被日军占领过,不存在反奸清算的条件,相反农村富裕阶层中相当多开明士绅和被统战人士,以及抗属、烈属和干属等,简单地指望通过减租清算运动来平均土地,肯定会造成较大的社会波动。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此种影响难免会对中共自身的形象造成较大的伤害。

在毛泽东题词的鼓励下,陈振夏194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一生的行程,就是这样一首长征的歌。长征,是毛泽东一生最为难忘的岁月。他在祖国的土地上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实现了自己。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革命家毛泽东,酷好游历,钟爱山川,不只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一年龄阶段的特有现象,而几乎成了他一生的生活方式,是其个性气质的自然需要。他是从井冈山一步步走进紫禁城的,征战的岁月为满足他的游历嗜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他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共和国以后,他每年相当一部分时间都要外出巡视、游历,即使在晚年也是这样。他每年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面。许多重大决策,包括制定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和发动“文革”这样的大事,都是在外面策定的。

但问题在于,各个敌后根据地的情况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相差甚远。不仅各个根据地都是抗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没有经过土地革命,而且在抗战过程中也多经历过与日军反复拉锯的过程,因此反奸清算早已成为各根据地用来向地主斗争的最主要也是最简便易行的政治方式了。对此,中共中央虽然也并非不了解,因而它非常在意各中央局的意见。它为此特别询问各中央局:如果我们目前宣布这样的法令,对当前正在发展的群众运动有否阻碍?地主多留地和用公债征购及农民出一部分地价等办法,农民是否赞成,有无损伤农民的基本利益?现在由政府宣布土地法令是否已到时机?如果你们那里土地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那就要采取批准农民既得果实,由政府调剂补救地主的必需生活资料和土地的办法,这样的法令是否适当?如果在大部没有解决,群众运动刚开始的地区,宣布这样法令又是否适当?等等。[38]但是,多数中央局和中央分局都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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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常的谈话中,他毫不掩饰自己这方面的浓厚兴趣,有时让人感觉他是有意向人们展示他这方面的意志情怀。越是无缘前往的地方,或险峻难游之处,他越是表达出非去游历一番的愿望。

9月21日,由于各中央局的意见分歧甚大,中共中央决定暂缓发表征购土地的提议文件。其指示电就此解释说:“中央关于征购土地提议,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发表,以免影响群众的反奸清算运动;有些地区要求提早发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老区内解决抗日地主、抗属地主的土地。我们将各地意见研究之后,认为目前暂不公布为有利,等过了阳历年各地将土地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再看情况决定发布问题。”但是,指示同时还是明确要求:即使反奸清算,也应该遵照如下原则行事,即:“(甲)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的必需生活,给他们留下不少于中农或多于中农每人所有的半倍到一倍的土地;(乙)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坚决实行‘五四指示’的原则;(丙)中农必须使之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利益,决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如中农的土地被侵犯者,必须退还和赔偿。”[39]这一指示说明,中共中央这时固然因为担心影响正在反奸清算运动中的部分地区的群众情绪,决定暂缓发表征购土地的文件,但并不是认为这一新的政策有什么问题。不仅如此,它还生怕各地的运动不注意照顾地主,更不允许动富农的土地和侵犯中农利益。

毛泽东在国家建设宏观思考中关注崇明

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他为巡游黄河发下的誓愿了。事情是由毛泽东读明朝徐霞客写的《徐霞客游记》引起的。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里,他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氓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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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献纪录片《走近毛泽东》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4月,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在全会召开之际时,曾经说道:“我可以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有地质学家、文学家、生物学家,只准骑马,不能坐车,一直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再沿长江而上,从金沙江一直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在毛泽东看来,“到处跑”,才能写得出东西,写得出有创见的东西。

有关征购地主土地的文件虽然没有在各地公开发布,但仍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进行了试点。这一年9月底,边区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试行土地公债的决议。11月,即在蒋介石不顾中共反对,断然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关系面临全面破裂之时,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第二次政府委员会发布决议称:“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以贯彻减租,并采用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的办法,以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在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亦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土地整理登记,将公地适当分配给无地和地少的农民,调解农民相互间的纠纷,确定地权。”[40]

毛泽东的“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这番话,绝不是一般概念中学徐霞客骑马游历的含义。实际上,毛泽东是要组织地质学家、文学家、生物学家等专业工作者,认认真真的到各地做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要求随行人员“只准骑马,不能坐车”,切切实实的到第一线,做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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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边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在距延安不远的绥德县贺家川村进行试点,由政府向地主用征购的方式买地,然后再卖予贫苦农户。仅9天时间,村里61户无地少地农民就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用8000磅的粮食买到了200多英亩的土地。[41]随后进行试点的,还有庆阳、关中两个分区的一些村子。[42]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按照毛泽东的一贯领导风格,他意识到需要到下面去走一走,进行一次全面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以自己特有的浪漫语言风格,提出了“想学明朝的徐霞客”,“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再从金沙江一直到崇明岛”。毛泽东再一次把崇明纳入自己的宏观思考范围内。

这样,1959年4月,在中共中央公开的一次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立下了这样一个志愿: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搞这个事,国家的形势也可以搞,可以开会,走在途中,要开会了就开会,或郑州、或武昌等等。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桢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中心点,主要力量在长江。有《徐霞客游记》可以看。

紧接着,12月初,边区政府公布了《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明文规定:“一、在抗日战争中、自卫战争中,对边区著有功绩之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之一倍;二、中小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百分之五十;三、大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等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四、恶霸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等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百分之八十。凡地主自力耕种之少量土地,不得征购。” [43]

尽管做了许多准备,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未能成行,没有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愿望已经被载入史册。

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他的这个心愿。为了这次游历,他甚至想到把中央的一些会议挪到他行程途中来开。

对此,党内一些领导人犹感不足。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谢觉哉就主张:“解决土地问题是消灭封建,繁荣农村,不是对地主取报复。因此,二、三、四项的分别规定没有必要。‘对边区’、‘少量’字也不必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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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6岁生日。这天下午,他在卧室兼书房里和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谈天,禁不住冒出这样一句话: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

12月24日,新华社专门向全国发出电讯,介绍了贺家川村通过政府征购和平赎买地主土地,再由政府银行资助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土地的成功经验。

(原文载2015年7月22日《党史信息报》第1204期;图片来自网络)

他是一个说了就要做的人。为了这个志向,为了“兑现”这张支票,中央警卫局特意在北京西山一带,秘密组建了一支护卫他考察的骑兵大队,挑选了一批战士,调来一些上好的马匹,训练起来。

被一般中共党史著作认定要对此后土改政策激进化负责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这时也于12月10日受命带人前往陇东调查土地公债的推行情况。他调查的结果,一样是正面的。回到延安后,他就在中央党校做了一个报告,公开宣称:“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45]

主编:陈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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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陕甘宁政府进一步派出工作团,在各个分区推广了土地征购工作。仅在初步完成征购的5个乡,就使农民承购到土地2.6万亩。以米脂县桃镇区8乡为例,此次征购前地主人平均占有土地12.1垧,征购后减少为4.4垧;富农征购前人平均占有土地6.4垧,征购后仅占4.3垧。同样的情况,葭县倍甘区一、五两乡经此次征购后,地主、富农的土地分别减少了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贫农的土地已接近于全乡人均占有土地的平均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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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他让汪东兴把已准备多年的骑兵大队部分人马和他那匹坐骑小白马,从北京调了来。在卫士的搀扶下,71岁的毛泽东骑了上去,还照了张像呢。这张像至今还保存着。随后他又让准备随他考察的工作人员练习骑马,并定下了出发日期。

到1947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进一步修订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土地条例》,取消了有关“土地之承购应以现耕为基础”的条款,强调“征购土地之分配,应按人口分配给无地及少地之贫苦农民,使每人所有之土地数量与质量,达到大体的平均。”[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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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恰好发生了“北部湾事件”,越南形势骤然紧张,抗美援越势在必行。毛泽东不得不取消了这次计划。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这一和平赎买政策,中共中央不仅支持,而且为其成功而一度颇感鼓舞。在已经宣布暂缓发表征购土地办法三个月后,刘少奇在1947年1月10日又再度致电给各中央局领导人,说明:“土地改革已获伟大成绩,在运动深入的广大地区,地主已屈服,数千万农民已得到土地。但尚有约三分之一地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在已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中,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一些毛病”,“为了在这些地区继续深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请你们考虑并收集意见后,答复我……是否由各解放区政府各自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一切地主多余的土地,无代价地分给农民,以便采用一般合法方式,最后取消地主这一个阶级?”[48]

可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心愿。他对工作人员说:以后我还是要去的。以至到1972年他大病一场,刚好一点,还风趣地对吴旭君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那里去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游历黄河,你先回去吧。

根据陕甘宁边区试点调查的结果,刘并且在2月8日更进一步指出:“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过去大家担心农民负担不起,政府财政有问题,实践证明:“在土地改革时期,地价大跌,故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市价很低,公债本息偿还时期又规定很长,故我们政府与群众完全负担得起,很为群众所欢迎。我们最初认为(贫苦农民)无力负担偿还公债本息的想法,是不合实际的。”故“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只要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49]

可是,他毕竟是已近80岁的人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形势,抑或他关注的焦点,都不再允许他有去跋涉山水的可能了。哪怕是骑着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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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怪,在1964年毛泽东取消黄河之行不久,专门为他训练的座骑,便不吃不喝无疾而死了。那是一匹可爱的白马。或许它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存在价值。

受此影响,冀东行政公署等也相继发行了土地债券,帮助农民据此取得土地。[50]华东局规定:“地主超过一定数额的土地由政府征购等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51]包括被一般中共党史著作认作暴力土改始作之地的晋绥边区,这时不仅没有着重去考虑如何通过土改从农民手中取得资源,以支援战争的问题,反而在2月中旬也通过一项决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共同“节衣缩食”,一方面减少税收,一方面拿出90亿元边币贷给农民,“让群众喘一口气,使群众能够发展生产,发展土特产”,“让群众翻身”。[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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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不难看出,通常为许多研究者所怀疑的中共和平赎买地主土地的作法,并非是一种用于掩盖其暴力土地政策的虚幌一枪的对外宣传手段,相反,它确曾是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后其土地改革政策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从一般所说国共内战爆发的1946年6月以后,直到1947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没有因为内战的爆发而将土地改革运动推向极端,反而是从“五四指示”的方针上进一步后退,采取过更加和平的土改办法,即发行公债征购地主土地,然后分给农民或贷款由贫苦农民购买的方法。

文 / 陈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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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和平土改可能性的一点讨论

《文献与研究》主编

按照通常的说法,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做法,是因为国民党军队1947年3月初大举进攻边区,并于15日占领了延安而被迫中断的。这种说法显然为中共实行和平土改的可能性留下了某种悬念。人们有理由猜想:如果国民党不打断中共中央的这种和平土改的尝试,一个月之后是否还会发生众所周知的异常激烈的暴力土改的风潮呢?

每个游子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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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都藏着一个“故乡”。

历史固然很难假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依据种种珠丝马迹,对中共土改政策发展的可能脉胳,依据逻辑进行某些合理的推断。

“故乡”是出发点,

在这里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中共中央自身对和平征购土地的办法其实就一直担心“是不是会妨碍发动群众?”[53]多数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也同样更感兴趣用群众清算的办法来搞土地,而对中共中央和平赎买土地政策不十分热心。这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搞得比较激烈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的答复最具代表性。它表示:“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土地办法,在我区似不迫切需要,因我区土地问题是采取直接的、平均分配的办法解决,谁都认为分配土地是应该的,是大势所趋,清算就是分配土地(农民认为这是土地还家),这在地主及农民中间均已认为合法合理。但颁布这样的法令亦无妨害,对解决干部家属及民主人士等的土地问题有好处,且可给群众多一层合法工具亦有好处。”[54]由此不难了解,多数中央局因为所处地区条件与陕甘宁边区不同等缘故,明显地对中共中央的这一主张持消极怀疑态度。但它亦必须要考虑到干属和民主人士的特殊情况,因而也还是同意,个别情况下有此办法,便于灵活掌握。而既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考虑,再加上中共中央这时的三令五申,因此如果和平赎买政策能够延续,像晋冀鲁豫边区的土改斗争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政策牵制,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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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以及“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去反对”,对中小地主,包括旧富农,“实际上也是要侵犯一些的”之类的说法,我们也应当清楚地了解,真正意义上“和平土改”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1947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和平赎买政策的推行,毛泽东再度提出:土地问题不仅要尽早解决,而且一定“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来得到土地。”[55]这就更清楚地反映出,即使和平赎买土地的办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继续,也注定了是要以与地主决裂的方式来进行,而不可能是“温良恭俭让”的。换言之,公债征购土地的和平赎买办法,并非就会是“和平”的。正如西北局在指示下一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所说明的那样:公债征购形式很好,但这种“征购只能在群众斗争深入的基础上去实行,形式是公债征购,内容则是退租算账;算账算来的是大部分,征购卖出的只是残余;看来是由上而下的法律办法,实质却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56]这也就是2月17日康生在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上所讲的,土改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条腿走路。表面看起来,征购还可以进行,但这种征购却是建立在诉苦清算,组织农民批斗地主,“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要把地主的气焰打下去”的基础上的。[57]


[23] 《刘少奇传》上册,第556页。

[24] 《刘少奇年谱》下,第42页。

[25] 《中央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546年5月13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0页。

[26]《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1946年5月8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2-3页。

[27] 《中央就如何深入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1946年5月17日;《中央情报部关于关内各解放区开展清算运动的经验给中共东北局电》,1946年5月19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2,13页。

[28] 《中央关于中原军须求经济自救与准备突围给郑位三等的指示》,194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81页。

[29] 《毛泽东年谱》(下),第84,89,91,93,97页。

[30] 《毛泽东年谱》(下),第84-85页。

[31] 前引《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

[32]新葡萄京娱乐场送纵宇一郎东行一九二零年八月,笔者骄傲为江海客。《毛泽东年谱》(下),第99页。

[33] 《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给各中央局的电报》,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54页。

[34] 《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56-257页。

[35] 《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给各中央局的电报》,1946年7月19日;《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5-18。19-20页。

[36] 《中央关于对富农及中小地主的土地政策给华中局的指示》,1946年8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64-265页。

[37] 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1187-1188页;《中央关于在山东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9月21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35-36页。

[38] 前引《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给各中央局的电报》,1946年7月19日。

[39] 《中央在关于山东地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9月21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35-36页。

[40] 罗平汉前引书,第55页。

[41] 转见李炜光前引文。

[42] 金冲及前引书,第383-384页。

[43] 《谢觉哉日记》(下),第1035-1036页。

[44] 《谢觉哉日记》(下),第1035-1036页。

[45] 《康生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1947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572/1/170/3。

[46] 董志凯前引书,第71-73页。

[47] 罗平汉前引书,第57页。

[48] 转见《刘少奇传》上册,第560页;《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43-44页。

[49] 《中央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1947年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08-410页。

[50] 《冀东行政公署关于发行土地债券的指示》,1947年1月20日,《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135-136页;《西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32页。

[51]罗平汉前引书,第32页。

[52] 贺龙在晋绥边区生产供给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贺龙文选》(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90-491页。

[53] 前引《康生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

[54] 《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53-55页。

[55]罗平汉前引书,第80页。

[56] 《中共西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32页。

[57]王乐鸣、柳泽宁:《康生与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错误》。

来源:人民网

原题为《关于战后中共和平土改的尝试与可能问题》,原载《南京大学学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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