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萄京娱乐场看似威武,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

2019-08-24 08:04 来源:未知

原标题:曾业英先生又栽大跟头——六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

原标题:曾业英先生又栽大跟头——四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

新葡萄京娱乐场看似威武,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核心提示:曾、邓关于击椎生是谁的论争,为时快三年了,应当有一个结论了,以解除广大读者为时已久的悬念。因此,笔者借本刊连载此系列文章,以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曾、邓之争作最后之决断,给广大读者一个正确的结论,让这场论争有一个圆满结局,同时也让相关文章的作者、审者、编者、转者、摘者心服口服。相信他们对此也不会再有意见了吧。

核心提示 《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认为1907—1908 年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不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锷,“八九不离十”是当时也在日本的唐璆。2017 年 8 月至 9 月,笔者在搜狐网站搜狐号“老邓说史”公众平台发表系列文章《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先生失误》共20期,指出曾业英上文中所有论证和结论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刊发曾业英先生《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文,仍坚称击椎生是唐璆。然而,经笔者认真查考,曾业英此文的所有论证和结论仍然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其根本原因就是曾先生对史料的阅读理解出现严重的问题。对此,本刊自即日起分十期阐述之,敬请曾先生及广大读者关注。

核心提示 :《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认为1907—1908 年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不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锷,“八九不离十”是当时也在日本的唐璆。2017 年 8 月至 9 月,笔者在搜狐网站搜狐号“老邓说史”公众平台发表系列文章《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先生失误》共20期,指出曾业英上文中所有论证和结论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刊发曾业英先生《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文,仍坚称击椎生是唐璆。然而,经笔者认真查考,曾业英此文的所有论证和结论仍然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其根本原因就是曾先生对史料的阅读理解出现严重的问题。对此,本刊自即日起分十期阐述之,敬请曾先生及广大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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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在前五期中,笔者已经分别从时空、情理、逻辑、文字和内容以及李根源当时的处境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铁的史实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一文中,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一文中,根据1916年1月28日起《贵州公报》上连载的一篇题为《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认定此文系蔡锷于“1914年1月30日”为此时“因参加反‘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一书所作之序的结论,完全是人云亦云,张冠李戴,以讹传讹,因而其结论完全不符合史实,根本就不可成立。

在前三期中,笔者已经分别从时空、情理和逻辑上论证,蔡锷绝不可能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一文中所说,是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总序 》的作者。本期,笔者再从《〈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 》的文字和内容上分析,看看它究竟有无可能为蔡锷所作。

俗话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当然深谙其理,于是在其40余年的蔡锷研究中苦心孤诣,精心炮制了一把曾记“尚方宝剑”。正是倚靠这把威力无比的曾记“尚方宝剑”,曾先生在东征西讨的学术征途上顺风顺水,左右逢源,屡建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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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曾先生就是再来100篇“马后炮”也打不响了,曾先生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笔者认真查考相关史料后,可以负责任地宣布:从文字和内容上分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 》绝不可能为蔡锷所作。理由主要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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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发表的《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中,曾业英先生企图证明1913年7月在云南《南针》杂志上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的“此击椎生”不是蔡锷的第三个伎俩就是“抠字眼”,即企图从“此击椎生”和蔡锷的文章中找出一些他们常用的词汇,以证明“此击椎生”不是蔡锷。对此,曾先生是这样表述的:

在其发表于《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的《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中,曾业英先生为了证明 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还抛出一个所谓的“旁证”。这个“旁证”与被曾业英先生无理批为“文不对题”的击椎生《回国有感》诗有关,涉及到蔡锷当时的家境。现不妨将其抄录如下:

近年来,曾业英先生在蔡锷研究上可谓“硕果”累累,2016年在《历史研究》第3期上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2017年在《史学月刊》第9期上发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2018年分别在《河北学刊》第4期上发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 而是唐璆》,又在《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上发表《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详见附件之一至四)应当说,这些文章对于深化蔡锷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无可讳言,由于曾先生的疏忽和草率,这些文章均存在严重的失误。对此,笔者分别在《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曾业英先生又说错了——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均见之于本刊)以及本文中,指出了这些严重的失误,并认为曾先生上述文章的结论全部不能成立。

第一,从语言表达的方式与习惯来看,《〈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 》绝不可能为蔡锷所为。曾先生不是擅长“抠字眼”吗?不是常常通过某人的语言表达方式与习惯来判断文章的归属吗?但笔者毫不客气地指出,曾先生玩“抠字眼”这个魔术的技术实在不高,常常当场穿帮。例如,他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 而是唐璆》一文中认为蔡锷“对于自称,蔡锷极少称‘吾人’”,但笔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在蔡锷的一篇文章中找出他两次用了“吾人”这个词。(参见本刊《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九)》)笔者今天不妨也来玩玩“抠字眼”这个魔术,让曾先生开开眼界,见识一下真功夫吧。那么,我们就以曾先生认定蔡锷所作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 》的第一自然段部分文字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部分的文字如下:

曾业英先生精心炮制的这把曾记“尚方宝剑”就是所谓“蔡锷曾亲自审阅过”的、并批有“‘蔡阅,交刘编修’六字”的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三人编写于1913年、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的《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

“此击椎生”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中的若干表白,与蔡锷当时的精神状态和语言表达习惯差距甚大。如“此击椎生”在文末特地表示自己对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的评述“并非好为讥评,而妄有所主奴于其间也”,希望“王君谅之”,“凡各研究宪法者”也“共谅之”。“所愿当局者旁搜博采,详为审议,以归至当,而定国家根本。斯实吾人之所馨香顶祝,歌功颂德于靡穷者也。”这类表白均与蔡锷当时的身份、地位和语言表达方式与习惯全然不同。……而蔡锷则迄今所见,从不以“当局”称呼政府执政者,而是称其为“内外执政诸公”、“两院诸公”、“诸公”、“两院诸公暨省会诸君子”,等等。也正因如此,当时的国民党人指称蔡锷“对于中央向来持逢迎主义,其宗旨之背谬,久为正人不许”。对于自称,蔡锷极少称“吾人”,多称“我 辈”、“吾 侪”、“鄙 人 ”或 者 “锷 ”,等等。对于自己所表达的意思,则称“锷意”、“鄙见”、“鄙意”等。两人如此不同调,又怎能仅仅依据“此击椎生”反对宪法写入“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便认定“此击椎生”一定是蔡锷,而不是唐璆呢?

击椎生曾两次在自己发表于《云南》杂志的诗作中披露其家庭境况。一为1907年7月20日,他在文不对题的《回国有感》诗中说:“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一为是年8月28日,他在《感时》“其二”诗中又说:“故园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远诗。”……击椎生家中既然有隐现在“深竹里”的小“亭”,还有种满“梅花”的“庭院”,以及在“月明”之夜翘首期盼他“寄远诗”的心上人,说明他的家境不致太差。以此对照蔡锷和唐璆的家境,能够与此相匹配的自然也只能是唐璆,而不是蔡锷。因为不仅邓江祁说过,而且蔡锷研究者也有一个公认的事实,即蔡锷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母亲王氏是“两三岁的时候被父母带着在外逃荒”时被一“王家老人”救下,“所以也就姓王了。一直到她去世,也没有一个名字”。其父蔡正陵,“先是在家接活为人缝纫,后在镇上一家商店当店员,还做过一些小生意”,母亲“王氏则在家煮酒、磨豆腐”,一家人的生活“相当困难”。蔡锷出生于如此贫寒的家庭,怎么可能不但“有亭深竹里”,还有种满“梅花”的“庭院”呢? 反观唐璆的家,完全有此可能,因为他在向梁启超介绍自己经历时曾明确说过,自1902年贺金声率大汉佑民灭洋军起事失败被杀后,他“仇视政府之心日益加切,更散尽祖遗之产,以蓄壮士,交豪杰……实欲身为破坏之先锋”,这说明他的家庭还是比较殷实的。

为什么曾先生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屡屡出现如此严重的失误呢?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必要帮助曾先生找出屡屡严重失误的原因所在,以便曾先生汲取教训,痛改前非,在今后的研究道路上少犯错误,少栽跟头。笔者以为,曾先生屡屡严重失误的主要原因是其研究工作中存在严重的“三打”现象,即打脸、打嘴、打谜。下面分而述之:

《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为宪法之亡作也。有钦定之宪法,有民约之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之作,为民宪之亡,而钦定宪法之见端作也。闻君主之国,有钦定宪法矣,未闻民主之国,有钦定宪法也。以民主之国,而将易民宪钦定焉,是为其国宪法之亡,抑亦宪法之大变,不可以无述焉者也。(详见资料之一)

原来,1913年,蔡锷任云南都督期间,十分重视云南革命史的编纂,特设云南光复史编纂局,委周钟岳、赵式铭、张肇兴、郭燮熙等人编纂《云南光复史稿》,赵式铭、郭燮熙等在编纂《云南光复史稿》的同时,对蔡锷的历史也很重视,于是起草了一篇《蔡松坡先生事略》,但是年10月,蔡锷离滇,此文就与《云南光复纪要》等文一样,并未公开发表过。后来《蔡松坡先生事略》与散佚不全的《云南光复纪要》原稿藏于云南省图书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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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脸。曾业英先生曾严肃指出:“历史研究首重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并在其文章中论述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重要性和方法:“留存至今的史料不一定每件都不客观、不真实,存在不客观、不真实成分的史料,也不一定全部不客观、不真实,关键看你是否坚持‘论从史出’,是否重视史料搜求,是否具备史料辨伪意识,是否能采取有效方法,对史料进行精审考订,细密推敲。” 他还现身说法,大谈其所谓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五种方法,即探源法、证实法、正误法、旁证法、考异法。

请问曾先生,你先后编了《蔡松坡集》和《蔡锷集》,在这两部集子中,蔡锷用过“钦定之宪法”“民约之宪法”“民宪”或“钦定宪法”的词语吗?上述文字符合蔡锷语言表达方式与习惯吗?是蔡锷所为吗?笔者要告诉曾先生的是,这些统统都不是蔡锷的语言表达方式与习惯。不信,曾先生找找看!

尽管《蔡松坡先生事略》只是一篇未尝出世的文章,但曾先生如获至宝,于1984年,将之附于其所编之《蔡松坡集》之后。从此以后,此文便成为曾记“尚方宝剑”。曾记“尚方宝剑”,也是曾先生杀手锏,每到关键时刻,曾先生总是不忘请出这把曾记“尚方宝剑”。试举数例:

来源:《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来源:曾业英《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曾先生说得多好啊!如果我们每一位历史研究者都像曾先生所说的那样去对待历史研究,进行历史研究,我们的历史研究水平必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我们中不少人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说得好,做不到,曾先生也概莫能外。曾先生莫说拿五种方法去进行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哪怕是拿一种去辨伪或考证,也绝不会在其《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 而是唐璆》和《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等文章中铸成无法挽回的大错啊!

第二,从文中反映的思想感情和政治态度来看,《〈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 》也绝不可能为蔡锷所为。《〈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 》中说:“洎国会废,则一切以命令代法律,而约法荡然无复余地又无论已。且其心之疾首蹙额于约法两年以来,处心积虑,必去之而后已者,彼固自言之而不讳也。推其疾恶之心,终必以一当为快,是故废国会有所不顾,改造约法有所不避也。夫至于废国会,改造约法,则民宪于是亡;至于以大总统裁可约法,则钦定之宪法于是始矣。虽然共和者,国民以数十万之生命所争而得之者也,将共和之国可以无宪法,将有宪法焉而可以出于一人之钦定,则国民于 此可以无事。不然,叛宪法者谓之叛,夺国民制定之权而代之谓之僭,使民意代表之机关,国家根本之大法一切皆坏谓之乱,以袁氏之为叛耶、僭耶、乱耶,国民其犹得执其名而问之耶,抑将听其所为而遂已也。”

1987年,在《近代史研究》第6期上发表的《蔡锷的同盟会会籍问题》一文中,为了证明蔡锷没有参加同盟会,曾先生就请出了这把曾记“尚方宝剑”:

笔者读完曾先生上述文字后,又笑了:曾哥哥,你又读错了!笔者以为,曾先生仅因为所谓“蔡锷则迄今所见,从不以‘当局’称呼政府执政者”,就断定“此击椎生”不是蔡锷,纯属少见多怪,事实上,蔡锷在公众场合也并不是不能说“当局”二字。例如,1916年1月5日蔡锷致梁启超函中有云:“黔省当局,初颇踊跃,继以该省准备一切颇需时日,各省意存观望,甚至倡言立异。”

不错,正如曾先生所说,“不仅邓江祁说过,而且蔡锷研究者也有一个公认的事实,即蔡锷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一家人的生活‘相当困难’”。但是,笔者要告诉曾先生的是,曾哥哥,你又读错了,那些都是蔡锷小时候的老皇历啦!

例如,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曾先生既不考也不辨,竟然将平实的经历当成唐璆的经历。(详见本刊《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四:张冠李戴》)

对此,曾先生论述道:“这说明他从这时起已看清袁世凯的‘所谓共和云者,特有其名耳’,因而对袁世凯处心积虑‘以君宪代民宪’的行径表示极大不满,并毅然放弃了之前对临时约法的一些偏见,转而肯定其为‘国家根本法,效力与宪法等’了。也说明他此前虽对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某些主张表示过异议,但其维护‘共和’之心之志,其实并无不同。再如,蔡锷此时能为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一书作序,也说明随着袁世凯专制独裁面目的日益显现和强化,他已不再认为李根源是‘煽惑’民众的‘暴烈分子’,而开始与其重修旧好了。”曾先生进而又一椎定音:“事实证明,李根源所说的 《〈中华民国宪法史案〉后序》,实际由《〈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 》改名而来,也并不是李根源自己撰写的,而是蔡锷的轶文,而且是一篇对了解蔡锷奉调离滇入京后的真实思想和政治态度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轶文。”(详见资料之二)

现已查明,这次编纂云南光复史时,除正式编成《光复起源篇》等9篇10册外,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三人还编成《蔡松坡先生事略》一篇。综观《事略》全文,内容显然系传主提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稿原件现尚存云南省图书馆,封面上批有“蔡阅,交刘编修”六字。此六字证明了一个事实,即蔡锷曾亲自审阅过《事略》全文。从蔡锷亲自授意,提供素材,并审阅过的这篇《事略》的内容看,蔡氏对自己的“革命”生涯与政治身份是十分重视的。他历数自己曾与刘道仁等创设励志会,与戢翼翚等创设《国民报》,与杨毓麟等联合留13湖南学人创设湖南编译社和《游学译编》,曾倡议创立留学会馆,并在成城学校创置校友会,又与范源濂等“秘密结社,歃血誓盟,以倾倒清廷,建设新国家为宗旨”。凡较有影响的革命团体与宣传刊物,不管关系深浅,他都一一作了交代,唯独只字不提他曾在桂林参加过已因革命成功而声名显扬的同盟会。如果他果真加入了同盟会,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至于曾先生所说:“对于自称,蔡锷极少称‘吾人’,多称‘我辈’‘吾侪’‘鄙人’或者‘锷’,等等”,实属过于草率和武断。不争的历史事实是,曾先生哥哥又读错了。蔡锷不仅“多称‘我辈’‘吾侪’‘鄙人’或者‘锷’”,还常称“吾人”。例如:1915年,在《军事计划》中,蔡锷说:“吾人读普国名相斯得因之言,而怦然心动也。”“故谓欧人之制器,非吾人所可敌者,非也。” 1916年4月5日,蔡锷致黎、徐、段三人电中说:“于袁氏一方面,以为如此办法足以表其决心,吾人亦非不佩其为有识力之行动。”甚至在同一篇文章里,蔡锷也是“吾辈”“吾侪”“吾人”交替并用。例如,在其《曾胡治兵语录》中,蔡锷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若吾辈军人将校,则以跻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原矣。”“欲图挽回补救,其权操之自上,非吾侪所得与闻。惟吾人职居将校,在一小部分内,于用人一端,亦非绝无几希之权力。”以上文字,请曾先生哥哥在你自己编的《蔡锷集》中好好读一读吧!

曾先生应当知道,蔡锷在击椎生写《回国有感》《感时》的1907年之时,早已是主管“西粤”省新军编练工作的副省级干部啦!而且还早已娶上当地大地主刘辉阁的侄女刘侠贞为妻啦!让我们来听听蔡锷的妻侄刘再生是怎么说的吧:

又如,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曾先生又既不考也不辨,竟然断言梁启超1926年11月4日在北京清华学校“蔡锷十年周忌纪念会”上的演说“首次”提及蔡锷1900年留学日本期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之事。(详见本刊曾业英先生又说错了——简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

照曾先生上述文字,蔡锷在1914年1月就看清袁世凯“处心积虑‘以君宪代民宪’的行径”,这就是“蔡锷奉调离滇入京后的真实思想和政治态度”?不争的历史事实表明,曾先生又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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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比较唐璆、蔡锷、击椎生的语言表达习惯和遣词用字,不仅不能像曾先生那样能够证明击椎生是唐璆,恰恰相反,只能证明击椎生绝对不是唐璆,而绝对是蔡锷!

原先,蔡正陵也曾教过几年私塾,到山门后改作小贩。我家地当通山门镇和石下江大路,故称作路边刘家院子。正陵时常来刘家院子卖货。我祖父是个秀才,见正陵为人忠实,作生意公道,当他来时,常与叙谈,语言投分,心情契合,渐渐成为好友。松坡也随父亲同来,我祖父见他年纪很小,器宇非凡,抱他坐膝上,问长问短,松坡对答明白,很有意思,我祖父极为喜爱。我家设有私塾,请有一位品学很好的张介寿老师,专教我刘家子弟。我祖父见松坡年到7岁尚未就学,主动向正陵提出,松坡来我家读书,学费、书籍、食宿,概归我家供应。读过一年之后,松坡聪明活泼,博得我祖父祖母和全家人喜爱,遂成为刘家快婿。

再如,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 而是唐璆》一文中,曾先生还是既不考也不辨,竟然断定第二辰丸事件的最终解决时间为“1908年2月中旬”。(详见本刊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八))

众所周知,主张国家至上的蔡锷在任云南都督期间,是一个坚定的拥袁派,在他看来,大总统及中央政府就是民国的象征,必须坚决维护。所以,对于“宋案”,他主张法律解决;对于大借款,他表示支持;对于“二次革命”,他坚决反对。1913年10月,蔡锷奉调入京,用其恩师梁启超的话来说,“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入京之后,蔡锷得到袁世凯的重用,先后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员和代理会长、参政院参政、将军府昭威将军、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重要职务。对于这些重要职务,蔡锷都是认真地去履行职责,直到1915年初,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袁世凯要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条约时,蔡锷才开始逐步看清袁世凯的真实面目。以下事实可以证明曾先生的以上观点是错误的:

来源:《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比如,唐璆称自己时,不用“吾”习惯于用“”,例如:1907年他在《救云南以救中国》中说:“贵省敝省之客气话头,实不愿出诸口。”又如, 1909年6月,唐璆在《述云南情状敬告华侨》一文中更是自始至终用“予”自称:“自春二月,由四川至云南……今就所见者言之。……亲至炼运京铜局调查,……尝谓,外人之于云南,修路其原因也,开矿其结果也。……故因此路,有无限感慨。……所不忍言,谅亦我海外同胞所皆伤心者。……主张修滇邕铁路。…故至云南,爱云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爱云南,谅众海外同胞,亦无不爱云南者。……愿顶礼而崇拜之,介绍而奉迎之。知云南之官吏,必能与以特别之权利。” 1910年在《滇蜀铁路改道滇邕议》中说:“急宜改道兴工,无可疑者,非谓滇蜀之路不宜修也,实因时因地,滇邕之路可当先耳。”再如,在《国是余论》中说:“尝持对外主战为国是之义。……曰:诚哉是言。……尝谓:欧亚交通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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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这篇本身就是考辨的文章中,曾先生更加是既不考也不辨,竟对小编之言信以为真,结果是落入严重失误的万丈深渊,教训十分沉重而深刻。

1914年初,在政治会议一次茶话会上,蔡锷指出:“对于第一案(即袁世凯向政治会议提出的《救国大计谘询案》),国会当然停止职权,另行组织。至《约法》何以必须修改,因立宪国不可无宪法,而制定宪法,非旦夕所可成功,自不可无依据之法,而求其可以依据者,即为《约法》。然《约法》实有许多窒碍难行之处,故不能不修改,以为过渡时之办法。惟修改《约法》总须另设一种机关,以政治会议乃咨询机关而非立法机关。将来似应仿照本会,组织由各省派人组成,主持其事。”这表明,不论是在政治会议召开的大会上的正式发言,还是在其他非正式场合,蔡锷当时还是拥护袁世凯的,虽然在处理国会和约法问题上,其观点与袁世凯有些不一致之处,但其总体政治主张还是中央集权,扩大总统权力,维护国家主权,不可能如《〈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 》所说出“袁氏之为叛耶、僭耶、乱耶”那样的话来。

1995年,在其《蔡锷与〈清议报〉》一文中,曾先生在证明孟博和奋翮生是蔡锷的笔名时,也频频请出了这把曾记“尚方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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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生:《蔡松坡的童年》

对于发现的新史料进行考辨,是历史研究最起码的程序,千万不能马虎,更不能省略。笔者曾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1918 年第2 卷第2期上发现《蔡松坡先生遗札:丙午年在广西致友人杨君书》,因为信中没有署名,必须首先进行严格的辨真伪工作,经通过对信的内容及其涉及的人物关系的认真考证,最后才确定此信确为蔡锷所为(详见本刊《蔡锷丙午年致杨君书考论》)。又如对于蔡锷的击椎生笔名,笔者更是特别慎重,虽然蔡锷先前和死后,都有人明确明确指出击椎生就是蔡锷的别号或自号,但笔者仍不敢造次,先后撰写了《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以及《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等论文进行考辨,最后确定击椎生确系蔡锷的笔名。(均详见本刊)

1915年5月,蔡锷在致好友曾广轼之信中说:“主峰曾语兄: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说明蔡锷此时并没有与袁决裂之心,只要袁世凯能拒绝“二十一条”,仍然会一如既往“誓以血诚报之”。

当时,蔡锷任云南省都督,特设云南光复史编纂局,委周钟岳、赵式铭、张肇兴、郭燮熙等 人编纂《云南光复史稿》,《事略》属其中一篇。综观《事略》全文,内容显系传主所提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稿原件现在尚存云南省图书馆,封面上批有:“蔡阅,交刘编修”六字,此六字足以证明,蔡锷亲自审阅过《事略》全文。这一事实说明,孟博、奋翮生两个名字已经蔡锷本人认定,当然也就无可怀疑了。

唐璆:《述云南情状敬告华侨》

请教曾哥哥,一个副省级干部,又是当地一个刘家大地主的乘龙快婿,此时“有种满‘梅花’的‘庭院’”奇怪吗?倒是为发动起义而到处奔波的唐璆,此时早已“散尽祖遗之产”,不可能再“有种满‘梅花’的‘庭院’”了。

所以,曾先生对于史料的考辨工作,只说不做,高谈阔论之后就束之高阁,是其屡屡出现严重失误的首要、关键性原因。

1915年11月下旬,蔡锷离京经日本南下之时,仍对袁世凯抱有希望,在其委托唐在礼劝袁世凯“悬岩勒马”的信中表示:“弟渥受主峰知遇,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望主峰乾纲独断,速予解决,不胜下顾,悬岩勒马,其在斯时。区区愚忱,天日可鉴。”

在证明劫火仙是蔡锷的笔名时,曾先生同样最后也请出这把曾记“尚方宝剑”作为“重器”殿后壮威:

但无论是击椎生,还是蔡锷,自称时则习惯用“吾”。例如:击椎生1907年在《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说:“恐路未成而巳属他人物矣。……惟有抚膺切齿,大声急呼,以告我政府。” “嗟乎!言至此心悲,言至此心痛。”而蔡锷1898年说:“呜呼!心党尚矣,不得而见矣。” 1899年说:“千万人之所是,独从而非之,千万人之所非,独从而是之,千万人之所闭,独从而开之” 1911年说:“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将取攻势之战略战术,何可得耶?” 1916年说:“若药瞑眩,疾遂瘳,则他日又将以报蜀者,补今日负蜀之过,亦安在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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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嘴。在《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曾先生为了让蔡锷当时的思想符合《总序》作者的思想,便断言蔡锷在1914年1月就看清袁世凯“处心积虑‘以君宪代民宪’的行径”。但我们发现,曾先生在2008年所编的《蔡锷集》前言中却完全是另一种说法:“直至1915年8月筹安会出笼止,蔡锷对袁世凯可说是始终没有二心。”“当袁世凯接受日本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件以后,又指使杨度等人组织所谓‘筹安会’,公开鼓吹‘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亟宜恢复帝制,从而引起社会极大不安时,他便毅然走上了与恩师梁启超等人积极谋划,在万不得已之时与袁决裂的道路。”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前天说白,昨天说红,今天又说白,不知到底是红还是白,真是嘴巴两块皮,翻来覆去都是理。这不能不说是曾先生研究工作极不严谨、跟风炒作的表现。

1915年12月24日宣布云南反袁起义前夕,蔡锷在致袁世凯之电中表示:“锷等辱承恩礼,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为最后之忠告。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所陈各节,迅予照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禁锷本人也已认定劫火仙是他的笔名。劫火仙不但是《清议报》专栏《瀛海纵谈》的作者,还是匿名法国人著、支那调查会编《支那现时论》一书的译者。而《蔡橙坡先生事略》一文说过:蔡锷“所编辑之《国际公法志》、《支那现势论》诸书,一时风行海内。”如前所述,《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是经蔡锷亲自审阅过的自传性作品,而《国际公法志》一书又明白标明系“邵阳蔡锷编译”,这就无异于告诉我们:蔡锷自己也承认“劫火仙”是他的笔名。

又比如,唐璆不爱用“吾人”“吾辈”等词,而常用“我国民”,例如:1907年他在《救云南以救中国》中说:“我国民其真爱国乎?今日救国当自云南始。……云南今日之危局如此,倘我国民不群起而负责任。……云南之存亡不在法人,实在我国民之救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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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谜。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和《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 而是唐璆》两文中,曾先生一方面一口咬定“击椎生当时不在国内而在日本是肯定无疑的”,另一方面为证明击椎生家在湖南却又多次拿击椎生于1907年7月20日发表在《云南》杂志第7号上的《回国有感》一诗来“说事”,对此,笔者在《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一文中指出,曾先生这是自相矛盾,其结论当然不能成立。在笔者的严重提示下,曾先生无处可躲,便在其马后炮之作《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 而是唐璆》中,干脆将击椎生《回国有感》诗批为“文不对题”了事,既不解释,也不论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弄得读者是一头雾水,不知其所云。

即便是到了1915年12月25日宣布云南反袁起义之后的27日,蔡锷仍在复统率办事处之电中表示:“主峰待锷,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若乘此时放下屠刀,则国人轸念前功,岂复忍为已甚?胡尔泰暮年生涯,犹享国人之颐养。主峰以垂暮之年,可已则已,又何必为儿孙冒天下之大不韪!君子爱人以德,拳拳数言,所以报也。”这说明此时蔡锷仍然对袁世凯抱一线希望,只要他能“放下屠刀”,“岂复忍为已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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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击椎生,还是蔡锷,则常用“吾人”“吾辈”“吾民”。击椎生1907年在《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中说:“吾辈秉笔以评时事,须先具无党无偏之心,而后可为探本寻源之论。”在《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中说:“吾人唱此论者,非空言以塞责,为时势之所追而成。然而天下最险驶难之事业,正为吾人之负担。”还说:“外人之凌吾民,恃有强权。即吾民之凌吾民,亦恃有强权。何恃乎?恃有教民之护身符而已。吾民之从教,谁使之而谁纵之,压吾民吾民之官吏,有以使之纵之者也。”1913年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中说:“斯实吾人之所馨香顶祝,歌功颂德于靡穷者也。……吾人亦甚表同情。”而蔡锷则说:“我军举义,志在恢复国权,保卫吾民。……吾辈此举,原以图新葡萄京娱乐场,吾民之自由,使吾民恐慌若此,同志之心,其能安乎!吾辈在伍为兵,退伍为民,设身以处,能勿仇怨军人乎!以保民之义举,而使吾民恐慌仇怨,欲不严惩也得乎!”1912年5月25日在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通电中说:“惟锷窃谓,只求收入之方,而不谋节流之法,则随集随散,来日方长,恐竭吾民之脂膏,仍不足以填无底之溪壑。”在护国战争中,蔡锷说:“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 “袁逆之帝制成,吾民之希望绝矣。” “吾人若绝对的主张倒袁,则惟对外宣言非推翻袁氏不能罢兵可矣。……吾人能再鏖三个月,则无事不了矣。”由上可证,“此击椎生”不可能是唐璆,恰恰就是蔡锷!

蔡锷的全家福

以上“三打”无疑是曾先生产生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但还不是根本原因。从曾先生近年发表的文章看,其产生严重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其史学研究已经完全偏离了科学、正确的轨道,严重违背历史研究“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完全是主观先行,主观预设,什么史料辨伪,什么史事考证,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只要符合主观预设,不管是真是假,也不管是牛是马,拿到即用,甚至不惜断章取义,歪曲和篡改史料,挑战学术研究的道德底线,以身试德,结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此,笔者出于对曾先生的关心和爱护,不得不大声疾呼:曾先生,前方危险!请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痛改前非,重新开始!

以上所有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证明,蔡锷直到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时才开始对袁世凯怀疑,根本不可能在1914年就对袁世凯“表示极大不满”。

来源:曾业英著《古调新弹:民国史事及其他》

通过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唐璆与击椎生两人在遣词用字上如此不同调,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而蔡锷与击椎生两人在遣词用字上如此同调,又怎么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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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真诚地希望曾先生严谨治学,坚决反对学术不端,为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发展,提供无愧于时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同时也真诚希望《历史研究》《史学月刊》《河北学刊》《社会科学辑刊》等核心期刊加强管理,严格审查,精益求精,推出更多的真品、精品,坚决杜绝赝品、废品,为把中国建设成文化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全文完)

关于蔡锷在京期间的思想转变,你曾业英先生不是早有定论吗?远的不说,2008年你不是在《蔡锷集》的前言中强调:“直至1915年8月筹安会出笼止,蔡锷对袁世凯可说是始终没有二心”。“当袁世凯接受日本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件以后,又指使杨度等人组织所谓‘筹安会’,公开鼓吹‘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亟宜恢复帝制,从而引起社会极大不安时,他便毅然走上了与恩师梁启超等人积极谋划,在万不得已之时与袁决裂的道路。”(详见资料之三)

由上可见,对于这柄曾记“尚方宝剑”,曾先生用得是十分顺手,剑锋一指,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曾哥哥,你说呢?

预告:下周一起,本刊将闪亮推出击椎生笔名问题论争的收官之作——连载《大写的结论:曾业英先生错了!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敬请曾先生和广大读者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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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生对蔡锷当时思想情况,前后的说法竟大相径庭,自我否定。小编的一个失误,竟让曾先生信以为真,进而立即“反水叛变”,改变自己长期形成观点,是否太见异思迁了?!这充分说明曾先生的思想太不成熟,研究太不严谨,立场太不坚定,昨天还说白,今天就变成黑了。宁可信任小编,而不信任李根源;宁可信小编而自我否定,也不愿信李根源而坚持真理,这不能不说曾先生的历史研究工作极不严谨,值得曾先生深刻反省。

到了2008年,曾先生在其所编《蔡锷集》中又附录此文,并加注曰:“原稿本封面上批有以下六字:‘蔡阅,交刘编修。’”自此,曾记“尚方宝剑”正式炮制成功,并随着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蔡锷集》而流传四方,影响甚广。

好了,今天先聊到这里,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何高见,欢迎在下方留言赐教。

附件之一

所以,从《〈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字和内容分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语言表达方式及所有内容,均与蔡锷语言表达方式与习惯及蔡锷当时的思想和行为完全不相符合 ,所以,曾先生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为蔡锷的结论与史实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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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指出的是,曾先生也不想想,如果《〈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真是蔡锷为李根源所作,100多年前,李根源早就会将之公诸于世,并向世人“绘声绘色”地讲述他“蔡老前辈”在1914年初就为其《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作序,与袁世凯作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了,还会在100多年之后,轮到你曾先生捡个大漏,再来“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一个“十分可爱”的故事吗?(曾先生更大的失误待续)

来源:曾业英编:《蔡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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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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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为了否定蔡锷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这一早已客观存在的史实,曾业英先生在其发表于《史学月刊》第9期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也请出这柄曾记“尚方宝剑”,甚至还将《蔡松坡先生事略》中所说当成蔡锷本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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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之一

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三人编撰的《蔡松坡先生事略》"是蔡锷提供素材,并亲自审阅过的”,因此,文中所述也可认为是蔡锷本人的意思。他在此文中全面回忆了自己在这次起义中的心路历程,说梁启超、唐才常“借勤王为名,结合同志谋举革命”之时,他“就梁于日”。但梁启超“以其年幼”,认为“宜储学为异日用”,他“遂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科学”。后来,“汉口事发师友多遇害”,“旋联军入京海内鼎沸”,他“外瞩祖国之危亡,内伤僚友之惨祸,忧虑成疾,形容枯槁,医药鲜效。然以体质素强,治事为学,尚如恒也”。

附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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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之二

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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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在与邓江祁激辩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之时,曾先生又故伎重演,请出了这柄曾记“尚方宝剑”,企图借其无边的功力,一举而定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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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之三

邓江祁屡屡强调,“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自惠我春、郭燮熙在挽蔡锷联中提出蔡锷“少年别号击椎生”后,“从未见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而1916 年记者南舟也在 8 月 11 日云南《义声报》中发表的《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一文中又开宗明义地说过“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可见,“无论是在蔡锷生前还是死后,都有其部下或友人明确指出‘击椎生’就是蔡锷的别号,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已早有明确的答案,既非什么秘密,也非什么历史的悬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倒不这样认为。且不说无人提出“异议”,是否就意味着一定是历史的真实,不能再依据相关史料提出“异议”了,即就邓江祁所说也非事实。因为如上所说,早在1913 年夏,由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事略》一文,未以任何方式记述他还有8 万多字的诗文曾署名“击椎生”,则可视为实际被蔡锷本人否定了。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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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来源:《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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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生的曾记“尚方宝剑”精心炮制而成之后,由于其屡试不爽,“功力”巨大,导致后来众多研究者和读者拜倒在这柄曾记“尚方宝剑”之下,并频频因此而陷入蔡锷研究的误区,在史学界和读书界造成了一系列难以挽回的重大失误。笔者就是曾记“尚方宝剑”的受害者之一。

对于这柄曾记“尚方宝剑”,笔者以前限于条件,未曾考证,轻信了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曾先生所谓“《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是经蔡锷亲自审阅过的”的结论。但尽管如此,笔者阅读全文后还是保持了应有谨慎,对曾先生所吹嘘的该文经蔡锷亲自审定之事产生过质疑。在1912年第3期《邵阳学院学报》上发表的《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一文中笔者就曾指出过此文存在很多错误:

该文虽经蔡锷本人审阅(按:此系被曾先生忽悠的明证),却仍存在许多明显的错误。例如,蔡锷从1900年到1911年之间的经历不对,《军国民篇》的发表时间,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入湘、入桂等重要时间节点都迟了一年,还缺1908年的情况。而且,文中也未提到蔡锷的劫火仙的笔名。这说明,《蔡松坡先生事略》未必就全面、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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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邵阳学院学报》1912年第3期

2018年8月,笔者又在《曾业英先生又读错了——二论〈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中指出:

郭燮熙等人所编《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的原稿封面上虽有“蔡阅”的批语,却其中仍存在一系列明显的重大错误和重要遗漏。例如,蔡锷从1900年到1911年之间10多年经历的时间节点全部不对,《支那现势论》的发表时间,入成城学校和从成城学校毕业、与黄兴等人创办《游学译编》、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和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以及回国、入湘、入桂等重要时间节点全部弄错了,还缺蔡锷1908年在南宁的情况。并说蔡锷“乙未十三岁应试入泮,随师樊山肄业长沙”,不仅事属乌有,而且连蔡锷老师樊锥的名字都写错了。因此,一向办事认真的蔡锷是否真正审查过此文值得高度怀疑,不能简单、完全相信,更不能以此作为依据来判定蔡锷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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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蔡松坡先生事略》

由此可见,曾记“尚方宝剑”本身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蔡锷负责、对广大读者负责,对曾业英先生负责,笔者不得不以人格、生命、名誉担保,在此郑重向全世界人民宣布:

钢的事实证明,曾业英先生精心炮制,用以东征西讨、屡建奇功的曾记“尚方宝剑”,原来是假的!

所以,如果曾先生还是一个有学术良知的历史研究者,难道不应该赶紧认错吗?难道要让更多研究者和读者频频陷入曾记“尚方宝剑”这一误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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