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瑞元,长江后浪推前浪始登场

2019-09-28 15:41 来源:未知

世人常以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才第一次见面,本文却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场面……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于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倒是给毛泽东说中了,对于蒋介石,“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在“三二○事件”之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也就“得步进步”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瘦骨嶙峋、双腿瘫痪、年已半百的人物自上海赶来广州。蒋介石待如上宾,安排他住在广州东山蒋寓对门,以便朝夕过从。此人为蒋介石在“三二○事件”后站稳脚跟、“得步进步”,起了幕后谋士以至“导师”的重要作用。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通常人称张静江。他跟蒋介石属大同乡,浙江吴兴人氏,年长蒋介石十岁。  


时间:2012-10-26 21:43:39 来源:不详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立志推翻军阀、统一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后,革命形势更是如火如荼,然先生不幸早逝,国民党内也逐渐分裂,汪精卫、 胡汉民、蒋介石在政治上明争暗斗,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更是用武力反抗蒋氏独裁,到最后国民党右派公然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革命,为了争权夺利,新军 阀之间展开了新一轮的混战。 二哥,我心不变 蒋介石能在国民党内发迹,从上海滩青帮小混混到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得益其结拜兄弟的大力提拔。主要有三位,一是张静江,二是陈其美,三是许崇智。 张静江出身浙江富豪之家,早年在法国经商倒卖大清文物赚了不少钱,后来偶遇孙中山,动辄馈赠数万相助革命,被人称为民国吕不韦;陈其美在辛亥年间指挥革命军取上海、收浙江、平江苏、下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立下赫赫战功,可惜死在了北洋杀手之冷枪下。 如果是说蒋介石最初上位得益于三个因素,那么可以简单概括如下:陈其美领路,张静江投资,许崇智交兵。 许崇智,字汝为,广东番禺人,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在清政府辖下福建新军中任职。辛亥革命中许崇智率部起义,受到孙中山的重视。二次革命 失败,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许崇智被举为军务部长。蒋介石看到许崇智年轻有为,又是孙中山的所倚重的大红人,遂起意结交,经张静江说合,张、许、蒋三 人焚香盟誓,结为兄弟。蒋介石称许崇智为二哥,十分亲热。 后来孙中山授意粤军改编成两个军,陈炯明为总司令兼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许没忘记三弟,安排蒋介石任一师参谋长。参谋长只是首席军事幕僚而无兵权,不过许崇智对蒋介石非常信任,一直很提拔他。 陈炯明背叛革命被赶走,孙中山改组大元帅府时,许崇智升任粤军总司令,许上任后便立刻提升蒋为总参谋长,两人更加亲近。蒋介石每次见到许崇智,必立正敬 礼,口称总司令,并且曾表白我是你的最忠实的下属,海枯石烂、此心不变,堪比情人之间甜言蜜语。蒋对许的家人也备加照顾,每次见到小孩子必会抱起 逗着玩儿。许对蒋则推心置腹,甚至向各将领宣言:服从总司令,就要服从总参谋长,以后凡总司令的命令,无论盖的是许崇智或蒋介石印章,都同样有效。 1924年国共合作形成,孙中山倡议建立黄埔军校,蒋介石在大哥张静江、二哥许崇智的大力推荐下当了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周恩治部正主任。也就是从黄埔军校,蒋介石开始了自己的辉煌发迹之路。 时任军事部长的许崇智身负重任,却沉溺酒色,将一些军务多交蒋介石直接处理,蒋是黄埔军校校长,兼任粤军参谋长,逐渐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这年秋,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冯玉祥打败了直系,二人控制了北方后,推举已经下台的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同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和平解决南北 问题。国民党内很多人反对总理北上,孙中山为了避免再开战事,不顾疾病缠身,仍决心赴北京,临行之前,他委托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之职。盘踞在惠 州的陈炯明乘机纠结了一帮乌合之众反攻广州,胡汉民以代元帅的名义发表《东征宣言》,命军政部长许崇智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带队东征,将陈再次打垮。 不料1925年春,国父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逝世之前并没指定继承人,国民党内一段时间出现权力真空,当时有三个人资历相当高,一是代大元帅胡汉民,但胡素来书生意气,党内支持率不高;第二 位是廖仲恺,廖早年参加革命,为人处事具能服众,不过廖与共产党关系亲密,使一些右派对他不满。第三位便是汪精卫,汪当时在国民党内属于中间派,无论苏联 或者中国共产党对其都有好感,他与军中将领许崇智、黄埔学生军领导蒋介石私交也不错,有军队支持,综合比较之下,汪无疑成了最佳人选。 廖仲恺不在意名利,胡汉民以为自己理所当然地能坐头把交椅,汪精卫却努力拉拢各方面,企图上位。几经磋商,国民党中央决意召开全体会议,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重新选各部,继而完成北伐事业。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召开,改组顺利完成,选举了16位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7月1日, 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再次当选为政府主席,政府下设5个部,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兼任广东省主席,徐谦为 司法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7月6日,军事委员会选举,汪精卫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也就是说,党、政、军三方面,汪精卫都成了一把手。 胡汉民很是气愤,不愿上任:我不懂英语,当什么外交部长?盛怒之下甚至要辞职出国,经多人劝解后才留下。后来胡汉民得知汪精卫上台得到了廖仲恺与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对廖以及中共也极为不满,逐渐靠向右派。 大权在握的汪精卫此刻忙于整编军队,国民革命军正式建立:军事部长许崇智兼任总指挥:黄埔学生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湘军为第二军,谭延闿 任军长;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福字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援鄂军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 廖案是个好机会 廖仲恺协助汪精卫做了国民党头把交椅,胡汉民相当忿然,自此联合右派想倒廖;右派诸人也乐意有个大佬级人物充当领袖,因而胡汉民的寓所成了右派集会据点之一。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四枪皆中要害。 廖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迅速为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全权负责追查此案;随后又成立了以朱培德为委员长,吴铁城、周恩来、陈公博等9人为委员的廖案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

一 毛泽东挥泪别妻赴粤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广州番禺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下愤懑不已的话:“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也就在三月十七日这一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其底细。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张静江有过传奇式经历:他在二十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一九○五年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A,即资助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一个字,即“C”。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三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在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张静江跟蒋介石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一九二○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便靠张静江资助,认了四股。在张静江指点下,蒋介石投机发了财。后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劝他还是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为好。在陈炯明炮轰永丰舰,蒋介石侍卫孙中山时,曾把两个儿子托给张静江……张静江得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三二○事件”,特地从上海赶来,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的幕后智囊。如张国焘所回忆:“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一一○页,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四日傍晚,已经从苏联返回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通知中共代表张国焘和谭平山,说是当晚要去会晤蒋介石,商谈要事。晚八时,张国焘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蒋寓,蒋介石又陪他们到对面张静江寓中。蒋介石向张国焘、谭平山透露了将于翌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二次全会的一些内容,并特别关照他们:中共在翌日不要闹事——这预示着翌日的会议将对中共有“大动作”。翌日——五月十五日,广州街头军警加强了巡逻。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了。毛泽东作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这一回改由蒋介石主持,意味着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的领袖。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次会议是“历史性”的。会上,经蒋介石提议,由张静江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谭延闿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这么一来,蒋介石战胜了他在国民党内最重要的对手——汪精卫。虽说他自己并没有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由张静江担任此职,也就等于由他担任。  

何亮亮:1926年3月20日,是震惊广州,震惊中外的一天。正紧密合作的国共两党,遭遇了“3·20事件”又称“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20日的黎明,一队队士兵奉“校长”蒋介石之命,穿过广州街道,分头执行任务,李之龙从被床上拖起,当场被捕,海军局被占领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遭到了包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受到了监禁。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被软禁,汪精卫[注: 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的住宅被军队以“保护”的名义包围了。 广州全市实行戒严,接到蒋介石的密令之后,何应钦把驻守的潮汕的第一军中共党员全部扣押了。蒋借口中山舰驶往黄埔,声称“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扩大了事态。 事态发生后,毛泽东马上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当时在传达室等候的秘书沈雁冰,听到会议室内响起了高声的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当时主张,蒋介石是在搞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 中央执监委到达肇庆之后,就会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中共所用。 不过毛泽东不是中共的决策人,他只能阐明自己的意见,起初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但是季山嘉表示反对。陈延年也就跟着犹豫起来了。 “3·20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的一次政变的预演,他是一箭三雕。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中共。第二,汪精卫自称“受惊”,提出了“暂时休假”,3月25日突然就“失踪”了,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逼苏联首席顾问季山嘉回国。蒋介石初试锋芒,便一举成功,但他仍然声称,我绝不承认3月18日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 蒋介石又声言“对人不对俄”,仍保留其“联共”、“联俄”的左派形象。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 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着文称,蒋介石是中共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也就如毛泽东所说的“得步进步”了。

1923年岁末的广州。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敏锐,判断是那样准确,而他发出的“预警”讯号又是那么重要!翌日——三月十八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送来的重要公函。  

  走笔至此,顺便交代一下汪精卫的行踪:在“中山舰事件”爆发后,三月二十五日,汪精卫便“失踪”了。外界盛传汪精卫经香港去苏联了。其实,汪精卫仍秘密隐居于广州。他岂甘大权这般轻易落在蒋介石手中?他在寻找时机。无奈,汪精卫手中无军队,斗不过蒋介石。静观了一个多月,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战胜蒋介石,遂于五月十一日悄然离穗赴港,然后由香港前往法国。还要顺便提一笔:蒋介石借助于廖仲恺事件,逼走了另一位资历、声望在他之上的胡汉民。胡汉民去到苏联,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听说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听说汪精卫“失踪”,胡汉民兴奋起来,在四月二十九日回到广州,盘算着接替汪精卫的空缺。不料,蒋介石不买他的账,冷落了他,弄得他好尴尬。无可奈何,胡汉民无法在广州立足,只得坐船前往香港。  

一位身材颀长、穿一身灰布长袍、足蹬一双黑布鞋的湖南青年,出现在街头。头发长而密,眉毛却稀疏,一双眼睛大而明亮,下巴左侧长着一颗醒目的痣。他手提行囊,腋下挟着一把油纸伞,那模样颇似在“文革”中印行了9亿张之多的刘春华笔下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二十九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十五岁时便加入了国民党。十九岁入烟台海军军官学校。一九二一年底,二十四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一九二五年十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一九二六年二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国,由李之龙担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真是无巧不成书,胡汉民也是在五月十一日离开广州。他上了船,竟然遇见那位“失踪”已久的汪精卫!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他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均高于蒋介石,被人们视为孙中山的接班人。眼下,却被蒋介石逐出,坐上同一条驶往香港的轮船,真是不胜感慨!汪、胡的出走,为蒋介石上升为国民党领袖扫清了道路。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通过由蒋介石、张静江研究多日而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这一《整理党务案》是针对中共的,难怪他事先关照中共代表“不要闹事”。《整理党务案》规定: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这里的“他党”,实际上指的是中共。“整理党务”,实际上是从国民党中清除中共党员,虽说蒋介石一再声明,“并不是限制共产党”。会议开了一周,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蒋介石获得了大胜利。  

子曰:“三十而立”。毛泽东刚刚过了他30华诞。

  要函全文如下:  

  中共内部对于《整理党务案》争论激烈,毛泽东主张“坚持顶住”,但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按陈独秀意见,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作报告时,大会由蒋介石主持。会议结束之后,根据《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必须辞职。于是,在五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有这样三项议程:“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荐贤能继任案”;“林祖涵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请另选继任,以重党务进行案”;“谭平山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请另选继任,以重党务进行案”。在二十八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以上三案均“照准”。会上,“张静江同志提议请任蒋介石同志为组织部长,顾孟余同志为代理宣传部长”。从此,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离开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六月一日的第三十次会议。那次常委会,到会者既有蒋介石,也有毛泽东。这一次,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二十年代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毛泽东和蒋介石阔别十九年后,才在重庆谈判时握手,回叙二十年代同在广州的那段最初岁月……  

他从长沙来。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住着他的妻子杨开慧、长子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岸青。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他,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这一回难得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对任劳任怨、独力挑起家庭重担的爱妻,算是莫大的精神慰藉。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三月十八日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接到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份给宝璧舰舰长。  

无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依大陆习惯,称国民党“一大”,而台湾则习惯于称国民党“一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即,作为湖南代表,他不能不前往那里。

  中山舰,原为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蒋介石与孙中山共度患难亦在此舰。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为中山舰。中山、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起锚驶向黄埔。十九日清晨六时,宝璧舰在天色朦胧之中抵达黄埔。一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当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毛泽东颇重感情,离别妻子之际,挥笔写下一首情深意长的《贺新郎》,托出一颗赤诚之心: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三月十八日下午四时,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话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一艘,也被误听为派舰二艘。欧阳钟知道,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欧阳钟的公函送至海军局,李之龙不在局里。作战科科长邹毅接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令”,不敢怠慢,当即照办了……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正在此时,李之龙又接到通知,说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时攻占冬宫的五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后来,他担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苏工会主席列普谢、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等十余人组成的联共(布)中央使团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初来华,先抵北京,再去上海,三月十三日来到广州。他们得知中山舰是国民党海军主力舰,又有着保护孙中山的光荣历史,便希望上舰参观。——这需要把中山舰从黄埔调回广州市区。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才知两舰昨夜去了黄埔。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于十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返回广州。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开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十九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代理海军局局长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过从甚密。他接李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会不会欲谋害他于黄埔?  

毛泽东的才、情,跃然纸上,毛泽东不愧为诗中高手,后来博得诗人美誉并不过分。这首《贺新郎》情意绵绵,已显出他的诗词功底非同凡响。

  据蒋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龙电话之前,曾三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均问及他今日去不去黄埔。蒋介石又把苏联派来的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跟他的种种矛盾联系在一起,怀疑中共、苏联顾问团联合汪精卫共同陷害他。他在三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准备回汕头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这里提及的“回汕头休养”,是指到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躲避。也就是说,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后,他“怒发冲冠”,先是准备到汕头避一下风头。“行至半途”,下定决心,重返广州东山,终于在凌晨四时“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也就在三月十九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太雷,向联共(布)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报告:“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二九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新来乍到的布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周恩来发出的讯号……三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出席第十三次中央常委会。  

毛泽东经衡阳,过韶关,一路风光,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广州。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亦即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毛泽东也“预感到要出事了”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年第三期。当中山舰、宝璧舰驶向黄埔时,毛泽东问过李之龙,李之龙答复他:“这是校长的命令。”十九日夜,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又要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他答复毛泽东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广州,风声甚紧。毛泽东对秘书沈雁冰说道:“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此番,毛泽东是作为国民党代表,由湘入粤,出席国民党“一大”……

二 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

就在毛泽东前往广州之际,一封又一封电报从广州发往浙江奉化的一个小镇——溪口,催促正在故乡为母亲王采玉做60冥寿的蒋介石,早早动身前来广州。

溪口,山明水秀的所在。

蒋介石幼时,跟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便喜欢自封大将军,登台指挥,颇有点“草头将军”的派头。

蒋介石得以出人头地,成为真正的“大将军”,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着3次关键性的机遇,而且这3次机遇是连环机遇,即前一次为后一次留下了伏线:

第1次是1906年,19岁的他正在奉化龙津中学学习,得以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他结识了正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于1908年加人同盟会。他与陈其美、黄郛3人结为异姓兄弟。陈其美归国后,出任沪军都督、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手下出任第5团团长。

第2次是在1922年,借助于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两年后,陈其美在沪被刺身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8年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虽说蒋介石曾一度因没有实权而向孙中山辞职,回到上海醉心于做证券交易,但1921年底他还是应孙中山之召赴桂林,参与筹备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函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孙中山座舰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蒋介石侍立孙中山左右,与他共患难,同生死,并于8月10日护送孙中山离粤返沪。蒋介石又及时利用这一机遇,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于是,蒋介石声誉鹊起,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

第3次便是此时此刻,孙中山给正在溪口的他发来了电报,命他速赴广州,筹建黄埔军校。这第3次机遇,正是永丰舰上那难忘的日日夜夜,使孙中山产生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感。

蒋介石怎么会离开风起云涌的广州,跑到风平浪静的家乡溪口小镇呢?

那是孙中山虽委以大本营参谋长重任,蒋介石仍以为没有实权。他曾一度“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

孙中山在广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苏联的关系日臻密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正在香港的蒋介石获知这一信息,对于访苏倒是有着莫大的兴趣。他于1923年7月13日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去函,表示: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

“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既然蒋介石如此热望访苏,孙中山也就满足了他的愿望。

在苏联,蒋介石处处跟共产党人们以“达伐里希”相称呼。

12月15日上午9时,蒋介石乘船返抵上海,匆匆会晤国民党在沪的要人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陈果夫、张人杰,却于当天下午3时又上了另一艘驶往宁的轮船。翌日晨,船抵宁波,蒋介石当即雇轿,急急回溪口老家。下午3时半,他一到溪口,又马不停蹄上白岩山了……

蒋介石如此心急火燎,为的是这一天——12月16日,乃是他母亲王采玉60冥寿。

王采玉是在1921年春病重的。蒋介石亲自侍候母亲,为她煎药、喂药、以报答寄寡母抚养之恩。那时,孙中山要率师出征广西,发急电要他赶赴广州,蒋介石得不于5月10日离家赴穗,5月20日抵达广州,只逗留了5天,挂念母病,又返溪口。这时,王采玉已病危,于6月14日清晨7时去世,终年57岁。

蒋介石葬母于白岩山鱼鳞岙。他颇信风水。据云那墓地是风水先生反复踏勘择定的:山形如同一尊弥勒佛,而墓地选在肚脐眼上!

蒋介石请孙中山书“蒋母之墓”4字,请胡汉民作墓志,请汪精卫作铭,隆重安葬母亲。

12月30日,孙中山发来电报:“回粤报告携代表团赴俄考察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蒋介石见了电报,仍在慈庵居住,为母焚香、植树。

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又接二连三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催促他速速启程。蒋介石依然笃悠悠带着次子蒋纬国在鱼鳞岙散步。 蒋介石如此怠慢孙中山,内中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广州召开。按照规定,每省的代表名额6人,其中3人由总理孙中山指定,另3人由该省党员选举。浙江出席的代表6人,由孙中山指定的是沈定一、戴传贤和杭辛斋,党员们另选3人为戴任、胡公冕和宣中华,

居然没有蒋中正!倘若说是因为蒋介石到苏联去了,被“疏忽”了,但作为访苏团员的沈定一却被孙中山指定为代表!何况,沈定一还是中共党员呢!毛泽东是作为湖南代表前往广州的。毛泽东不是孙中山指定的,但是由湖南的国民党员们推选的。

蒋介石本想在家乡过了春节再去广州——甲子年正月初一,为1924年2月5日,但电报频频催来,碍于孙中山的面子,蒋介石不能不从溪口动身了……

此时都已显露锋芒、又都尚未位居显要,中国政坛的两颗未来的巨星—一毛泽东和蒋介石,终于头一回汇合了!

三 毛泽东春风得意 进入国民党高层

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校园里那座跟高高的塔楼连在一起的大礼堂,被选作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这所学校后来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合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1926年起称中山大学。

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的第4天—一1924年1月20日,国中党“一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孙中山选择1月20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9时,当孙中山穿着有7颗钮扣、4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

“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今天是民国13年1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

开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第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

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刚刚发表了长篇演讲,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

140号廖仲恺站了起来:“提议主席团人数5人,由总理指派。”

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的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

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于是,中共领袖“李君守常”——李大钊,坐上了大会主席台。

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19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

“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39号毛泽东"便就大会第7项议程“组织国民党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

毛泽东与蒋瑞元,长江后浪推前浪始登场。“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

此后,这位“39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竞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40人,其中有10名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名列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10名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中央执委,既表明了国民党“一全“大会确是国共合作的大会,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

国民党较之中共,历史久而人数多,在召开“一全”大会时,国民党员已达8218人,但是,国民党大而松懈,连孙中山也不得不说:“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不周………党的内部,渐形涣散。”

中共成立不过两年多,党员不过500人,却显得小而精悍,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即便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亦规定“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会”,以便“主张一致”。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够“红火”的。

1963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既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入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1924年1月30日下午3时50分,广东高等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结束。

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28日,孙中山指示,以位于广州东郊、珠江黄埔长洲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新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由于位于黄埔,从此亦称黄埔军校。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2月21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准,他就打道回乡,到老家溪口去了。

也就是这时候,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去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香山路三曾里的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个多月,一个挂着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

四 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

毛泽东和蒋介石一别一年半。

当毛泽东和蒋介石重逢之际,蒋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新贵了。

毛泽东呢?他显得疲惫、苍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赵恒惕,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湖南的霸王。

毛泽东跟蒋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个个儿。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无定。原本在“国”“共”两边都颇为得意的毛泽东,在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意……

在上海,毛泽东常常进出于法租界环龙路44号,那里是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他出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作为秘书,每逢召集执行委员会议,总是由毛泽东担任记录。

在中共方面,毛泽东也是秘书。

这秘书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毛泽东这秘书都遭到了麻烦。

国民党里,毛泽东的资历甚浅,在那些元老们眼里,毛泽东不过是“毛头小伙”而已!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遭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怆的排挤。

叶楚怆常被人们误以为姓叶,其实他姓单名叶,字行,别字小凤,江苏吴县人氏,早年就读于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虽说叶楚怆只比毛泽东年长5岁,但他早在1908年便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在沪创办《太平洋日报》。1916年,出任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一全”大会之后,他作为中央执委,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他处处为难秘书毛泽东,不仅仅因为这位“毛头小伙”资历浅,更重要的因为毛泽东乃中共党员、“跨党分子”。叶楚怆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自然,毛泽东在叶楚怆手下,那小、媳妇般的日子可想而知。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毛泽东向他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的恽代英、罗章龙 等共同署名):

“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4个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

写此信时,毛泽东正挈妇将雏,在上海过着艰难的日子——妻子杨开慧在这年6月,携岸英、岸青两子来沪,与他同住。

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央秘书,起初还不错,许多署名“钟英”(“中央”的谐音,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的文件,由毛泽东起草,或者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

不过,渐渐地,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秘书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又颇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屋漏偏遇连绵雨。心境不佳的毛泽东,得了失眠症,一夜里睡不着,白天工作没精神,人显得异常疲困乏力。据云,毛泽东后来变得昼夜颠倒,昼眠夜作,其源始于此病。

蒋介石对于故乡热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待别是在他失意之际,总是退隐于故乡,在那里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毛泽东也一样,有着浓浓的乡思、乡情。在他失意之时,他携妻带子,以“养病”为理由,回故乡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书一职,由罗章龙代理。

毛泽东是在1924年12月底离沪的。就在他离开后10多天——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避开了大会,也正是他心境郁然的写照。中共“四大”在上海开了10几天,由陈独秀主持,出席者20人。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9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5人,毛泽东名落孙山之外,连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也未当上,须知,在中共“三大”,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排名仅次于陈独秀!毛泽东避开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预感到他的意见与“家长”陈独秀相 左,必定会在“四大”落选。中共“四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手中的权更大了……

五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倦恹恹地从广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1924年2月29日便接到孙中山发来的电报: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兄全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指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孙中山的电报,使蒋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内中“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一 句表明,他在孙中山心目中颇为看重。于是,他在3月2日复孙中山,陈明自己“拂然而行”的缘由:

“受人妨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蒋介石的话表明,他在国民党内也非“春风得意”,而是“受人妒忌排挤”,所以连国民党“—全”代表都未曾选上。再说,在他当时看来,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并非要职,更何况传说以“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要屈居程潜之下,作为名副校长,这更使他“拂然而行”。

继孙中山的电报之后,廖仲恺又发了3通电报给蒋介石,催他南下。

蒋介石又磨磨蹭蹭了一阵,在4月14日才打点行装启程。21日到达广州拜见孙中山。

4月26日,蒋介石终于到任,在黄埔军校作训词《牺牲为革命党唯,要旨》。翌日,又作训词《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

5月2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一天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军权的开始——虽说当时的他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从此,人称“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称他“蒋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更为亲昵。

身为一校之长,时时处处为学生表率。蒋介石每日清早一听到起床号就翻身下床,军服毕挺,风纪扣严严实实,三天两头向学生发表训话,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蒋介石养成了军人生活习惯。

六 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1925年10月初,毛泽东已是三下广州了:头一回是去开中共“三大”,第二回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这一回则是急急匆匆逃亡广州。

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画像两侧,则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像一口洪钟坠地,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发出震惊华夏的巨响。临终前夕,自知不起,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着名的《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 卫戌司令。

一个月后,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恺乃孙中山的倚柱,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 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

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付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

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内中有的是胡汉 民旧部下,也有的僚属许崇智。

于是,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

于是,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称雄广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声抢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3个。“渔翁”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

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下来。

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毛泽东是一位着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手中的笔杆子变得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100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以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

毛泽东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2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

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他的妻子杨开慧携岸英、岸青两子也来广州,同住于 东山庙前西街38号。

就在毛泽东忙于起草宣言、主编刊物之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27岁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那时,周恩来刚刚回国——离别祖国4年,1924年9月初自法国来到广州,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旋即脱下西装,穿上军装,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跟校长蒋介石共事。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是暗地里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

蒋介石率3万之众东征,依然国共合作,请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归羊城,蒋介石名声大振!

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一是根据《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二是西山会议派们那么一闹,另立中央,广州不能不开“二全”大会,对他们进行“弹劾”。

毛泽东积极参与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的五委员之一。毛泽东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央党部大礼堂内,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奋斗”两个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时半,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撒着纪念品。9时,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坐位为15号。到会代表的156人,中共党员约占有100来人。

蒋介石今非昔比。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看不下 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1月8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这么记载着: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部审查委员会决议案。主席:赞成者举手。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行,付表决。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这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同台亮相——12年后,3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府3方首脑,形成鼎足3分中国之势。

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2张选票中,有3张废票,即有效票为249张。内中汪精卫、谭延锴、胡汉民、蒋中正均得248票的最高票。

毛泽东则以173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七 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干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1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广州番禹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

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写下愤懑不已的话:

“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

也就在3月17日这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底细。

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转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的敏锐,判断是那样的准确,而他发出的“预警讯号又是那么的重要!

翌日——3月18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送来的重要公函。

29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15岁9时便加入了国民党。19岁入烟台海军军官学校。1921年,24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1925年10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1926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国,由他提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此刻,李之龙接到要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2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2艘开赴黄埔为褥。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三月十八日

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即黄埔军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

接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份给宝璧舰舰长。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中山舰。

中山、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启锚驶向黄埔。

19日清晨6时,宝璧舰在一片朦胧中抵达黄埔。1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

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立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

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3月18日下午4时,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语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1艘,也被误听为派舰2艘。欧阳钟知道,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公函送至海军局,李之龙不在局里,作战科科长邹毅接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令”,不敢怠慢,当即照办了……

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

正在此时,李之龙又通知,说是联共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

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时攻占冬宫的5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后来,他担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苏工会主席列普谢、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等10余人组成的联共中央使团于1926年2月初来华,先抵北京,再去上海,3月13日来到广州。他们得知中山舰是国民党海军主力舰,又有着保护孙中山的光荣历史,便希望上舰参观——这需要把中 山舰从黄埔调回广州市区。

李之龙打电话请求蒋介石,蒋介石才知两舰昨夜去了黄埔。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

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

1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代理的海军局局长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过从甚密。他接李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会不会欲谋害他于黄埔?

据蒋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龙电话之前,曾3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均问及他今日去不去黄埔? 蒋介石又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跟他的种种矛盾联系在一起,怀疑中共、苏联顾问团联合汪精卫共同陷害他。

他在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准备回汕头休养,而乃对方设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5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4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

这里提及的“回汕头休养”,是指到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躲避。

也就是说,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后,他“怒发冲冠”,先是准备到汕头避一下风头。“行至半途”,下定决心,重返广州东山,终于在凌晨“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

也就在3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太雷,向联共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报告:

“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

新来乍到的布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周恩来发出的讯号……

毛泽东也“预感到要出事了”。当中山舰、宝璧舰驶向黄埔时,毛泽东问过李之龙,李之龙答复他:“这是校长的命令。”

19日夜,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又要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 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刚从上海回到广州。他答复毛泽东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

广州,风声甚紧。毛泽东对秘书沈雁冰说道:“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八 毛泽东头一回痛斥蒋介石

在汉字中,“旦”字的造形构思颇佳:一轮红日冲出地平线,那正是“旦”。

1926年3月20日的广州,当太阳尚未出现在东方,那些“枕戈待旦”的军队已经奉蒋介石之命,全副武装,开始行动了。 蒋介石“终夜议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与他同在广州东山、相隔不远的毛泽东,在楼下跟沈雁冰不时打听着街上的动静,而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则在楼上陪着孩子睡熟了。

夜色如黛,一队队兵士奉“校长”之命,影影绰绰穿过街道,分头执行任务。

广德楼李寓被兵士包围,新婚不久的李之龙被从床上拖起,当场被逮捕。

海军局被占领。省港罢工委员会遭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

苏联顾问团住宅受到监禁。周恩来被软禁。

汪精卫住宅被军队以“保护”名义包围。广州全市实行戒严。

接到蒋介石密令,何应钦把驻守潮汕的第一军中中共党员全部扣押…… 这是震惊广州、震惊中外的一天,史称“3·20事件”,或称“中山舰事件”、“广州事变”。

导致这一事件,是由于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在电话不明的情况下,擅自作主,声称是“奉校长命令”。欧阳钟之叔欧阳格,当时任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事件发生时,前任中山舰缴械和抓捕李之龙的,便是欧阳格。李之龙则只是依照命令办理而已。蒋介石本来就对中共、苏联顾问团及汪精卫积怨甚深,借口中山舰驶往黄埔,声称“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就把事态扩大了。

事态发生之际,毛泽东至为关注——虽说他当时在中共并非主要领导人员。他马上要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一位工友告诉毛泽东,他在文远楼附近见到陈延年的秘书。据秘书说,陈延年到苏联顾问团宿舍去了。于是,毛泽东要去苏联顾问团那里。

“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作为秘书,沈雁冰关切地对毛泽东说。

他俩同行,离开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小楼。

在苏联顾问团住处附近,毛泽东和沈雁冰见到许多士兵。有两个士兵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我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抬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衔”。然后,他指了指那位瘦削、穿长袍的大作家道,“他是我的秘书。”

士兵一听来者是“大官”,也就放行了。

他们进了大门,毛泽东把沈雁冰留在传达室,自己走进里边的会议室。

沈雁冰如此回忆毛泽东当时的激愤情景:

我在传达室先听到讲话的声音,像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我们回到家中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我有点惊异,问:那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

这是毛泽东平生头一回跟蒋介石对抗、交手。不过,他只能向陈延年、季山嘉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共照自己的意见去办。他毕竟尚不是中共的决策人。起初,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但季山嘉表示反对。“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就犹豫起来”。虽说毛泽东再三跟他们辩论,声调越来越高,嗓门越来越大,也无济于事。“3·20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的一次政变。他动用手中的枪杆子,一箭三雕,获得大胜: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中共;第二,汪精卫自称“受惊”,“心脏不宁,眼眩头晕,不能视事”,提出“暂时休假”,3月25日他突然“失踪”,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威逼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离粤回国,苏方表示同意。

蒋介石初试锋芒,一举成功。不过,他毕竟羽毛未丰,况且中共势力颇强,加上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也不小,,他不得不作些收敛。他声称:“3月18日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

蒋介石又声言,“对人不对俄”。他要求撤换季山嘉,但要求原苏联顾问加伦返任。这么一来,蒋介石保住了“联共”、“联俄”的左派形像,却又在实际上取得了大胜利。

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着文,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使蒋介石颇为得意……

九 蒋介石果真“得步进步”

倒是给毛泽东说中了,对于蒋介石,“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

在“3·20事件”之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也就“得步进步”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瘦骨嶙峋、双腿瘫痪、年已半百的人物自上海赶来广州,蒋介石待如上宾,安排他住在广州东山蒋寓对门,以便朝夕过从。此人为蒋介石在“3·20事件”后站稳脚跟、“得步进步”’起了幕后谋士以至“导师”的重要作用。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通常人称张静江。

张静江有过传奇式经历:他在20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A,即资助1万元,B为2万元,C3万元,D4万元,E5万,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仅一个字,即“C”。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 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出任中国革命党财政部长……

张静江跟蒋介石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1920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便靠张静江资助,认了四股。在张静江指点下,蒋介石投机发财。后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劝他还是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为好。在陈炯明炮轰永丰舰,蒋介石侍卫孙中山时,曾把两个儿子托给张静江……

张静江得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3·20事件”,特地从上海赶来,为蒋出谋划策,成为蒋的幕后智囊。如张国焘所回忆:“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

1926年5月14日傍晚,已经从苏联返回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通知中共代表张国焘和谭平山,说是当晚要去会晤蒋介石,商谈要事。

晚8时,张国焘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蒋寓,蒋介石又陪他们来到对面张静江寓中。蒋介石向张国焘、谭平山透露了将于翌日召开的国民党第2届中执会第2次全会的一些内容并特别关照他们,中共在翌日不要闹事——这预示着翌日的会议将对中共有“大动作”。

翌日——5月15日,广州街头军警加强了巡逻,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2届2中全会召开了。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孙中山去世后,国民 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这一回改由蒋介石主持,意味着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的领袖。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次会议是“历史性”的。会上,经蒋介石提议,由张静江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谭延凯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这么一来,蒋介石战胜了他在国民党内最重要的对手——汪精卫。虽说他自己并没有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由张静江担任此职,就等于由他担任。

走笔至此,顺便交代一下汪精卫的行踪:在中山舰事件爆发后,3月25日,汪精卫便“失踪”了。外界盛传汪精卫经香港去苏联了。其实,汪精卫仍秘密隐居于广州。他岂甘大权这般轻松落在蒋介石手中?他窥测着时机。无奈汪精卫手中无军队,斗不过蒋介石。静观了一个多月,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战胜蒋介石,遂于5月11日悄然离穗赴港。

还要顺便提一笔:蒋介石借助于廖仲恺事件,逼走了另一位资历、声望在他之上的胡汉民。胡汉民来到苏联,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听说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听说汪精卫“失踪”,胡汉民兴奋起来,在4月29日回到广州,盘算着接替汪精卫的空缺。不料,蒋介石不买他的账,冷落了他,弄得他好尴尬。无可奈何,胡汉民只得坐船前往香港。

真是无巧不成书,胡汉民也是在5月11日离开广州。他上了船,竟然遇见那位“失踪”已久的汪精卫!在孙中山去世后,他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均高于蒋介石,被人们视为孙中山的接班人。眼下,却被蒋介石逐出,坐上同一条驶往香港的轮船,真是不胜感慨!汪、胡的出走,为蒋介石上升为国民党领袖扫清了道路。

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通过由蒋介石、张静江研究多日而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这一《整理党务案》是针对中共的,难怪他事先关照中共代表不要闹 事。

《整理党务案》规定:“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对于加入本党的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

这里的“他党”,实际上指的是中共。“整理党务”,实际上是从国民党中清除中共党员,虽说蒋介石一再声明“并不是限制共产党”。

会议开了一周,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蒋获得了大胜利。

中共内部对于《整理党务案》争论激烈,毛泽东主张“坚决顶住”,但张国焘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按陈独秀意见,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

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作报告时,大会由蒋介石主持。

会议结束之后,根据《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必须辞职。于是,在5月25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有这样3项议程:

“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荐贤能继任案”;

“林祖涵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请另选继任,以重党务进行案”。

在28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以上3案均“照准”。会上,张静江同志提议请任蒋介石同志为组织部长,顾孟余同志为代理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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