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文堂书目,中的战乱图景

2019-11-30 07:31 来源:未知

瞿佑生活在元末明初,一生坎坷。元统治者的残酷,社会的动乱他都亲身经历,而对明太祖朱元璋企图杜绝文人批评时政而兴起的文禁他更有直接的感受。如他在《剪灯新话》写成之后“藏之书笥”,迟迟不敢发表,刊刻时还用“诲淫”“语怪”之类的话加以掩饰,这些都为他的创作奠定了生活和思想的基础。而在明初严峻刑法而前,文人为避免与统治者直接牴牾而招来杀身之祸,便追慕唐人,借写闺情艳遇、鬼怪神仙的传奇小说来曲折表达自己的思想。《剪灯新话》就是在此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稗家粹编》 胡文焕 编 向志柱 点校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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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文堂书目》是明嘉靖年间晁瑮和其子晁东吴(1532—1554)的藏书目录,子杂类著录了许多小说书目,弥足珍贵,一直是古代小说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胡文焕编辑、万历二十二年(1594)序刻本《稗家粹编》的出现,为我们对《宝文堂书目》进一步研究和重新思考提供了新材料。

摘要: 在战乱期间,个人的荣悴通塞与国家的兴衰治乱都显得变 幻莫测,而瞿佑观察的结果,则是得出了宿命论的结论,《剪灯新 话》的创作实际上正是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 ...

《剪灯新话》是部传奇小说集。主要叙述灵怪、艳情之类的故事。由于作者抱有明确的“劝善惩恶”(《剪灯新话》自序)目的,所以绝大多数故事充斥着因果报应的说教,带有较浓厚的迷信色彩。其中少数篇章表现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愿望,从侧面反映了元末战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幸遭遇。如《翠翠传》里的金定和刘翠翠,本是自主择婚、过着美满生活的恩爱夫妻,但战乱却拆散了他们,使得刘翠翠成了李将军的宠妾,金定为了访妻,备经险阻,夜行露宿,到了李将军处,还只能以兄妹相认,最后是双双殉情而死。故事较为凄婉动人。还有少数作品虽以因果报应说教贯穿篇章,但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如《修文舍人传》通过阴间和阳世的对比,说明人间官府“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猎取”的腐败,也表现对冥司用人能“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的向往,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现实的讽刺。又如《绿衣人传》通过女鬼的控诉,指责了权相贾似道残忍暴虐的罪行,也反映了封建社会里达官贵人的姬妾们的悲惨命运。书中不少故事的情节较为曲折,文笔也还明净清新,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但作者为了显示自己才学,所记答问,有时诗词动盈篇幅,反而破坏了传奇小说的结构,显得支蔓芜杂。

《〈稗家粹编〉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向志柱 着 商务印书馆

原标题:《稗家粹编》整理与研究的新发现——兼谈古代小说的校雠学

一、《宝文堂书目》与《六十家小说》的著录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由于元末明初战乱的刺激而 诞生,它们都是长篇通俗小说,描写的内容也主要都是军国大事 或英雄传奇故事,对于一般百姓的生活则是较少涉及。而且,罗 赏中与施耐庵虽也有意地在作品中注人自己对眼前战乱的观 察、感受与思考,但由于题材的限制,这部分内容都须得裹上历 史的外衣,而且须与原有的历史故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即作家们 只能以间接、曲折的方式来反映现实,这便是元末明初时通俗小 说创作的总的状况。当时文言小说的创作也同样受到了战乱的 刺激,但对题材的选择却似是有意在与通俗小说分工,其内容常 是“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作家所关注的也往往是平常百 姓的颠沛流离与悲欢离合,明初瞿佑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 就相当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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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家粹编》是一种罕见的古体小说选本,属于明代胡文焕所编的《胡氏粹编五种》之一。向志柱先生于2006年“发现”了这部孤本,进行仔细研究,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并对此书作了精心整理,交中华书局出版,从此孤本不孤,有了一个更为精善的版本。向志柱先生“十年磨一剑”,又在广泛他校的基础上,对《稗家粹编》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作了深入探讨,整合成《〈稗家粹编〉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又有许多新的发现。

▲海内孤本《稗家粹编》,是晚明著名出版家胡文焕选编,于万历甲午序刻的小说选集。图为《稗家粹编》,向志柱点校,中华书局 2010年出版。

据笔者查检,《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1344种书目中,有同书不同刻本者18种40本,没有版刻说明、完全是重复者有58种121本。四库馆臣认为《书目》“编次无法,类目丛杂,复见错出者,不一而足,殊妨简阅。”[1]744笔者认为,[i]这种重复主要与《宝文堂书目》实是父子二人的藏书目录有关,很可能是父子二人各有一种;另外,著录时很可能是以藏书的实有数量为准,这就造成了书目的前后重复。

瞿佑字宗吉,浙江钱塘人,明王朝立国那年,他只是个二十 三岁的青年,也就是说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在元末天 下大乱到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渡过的。这一经历是瞿佑从 事小说创作的重要基础,他又较为早熟,十四岁时即已文名四 溢,当时的大文学家扬维桢就曾向瞿佑的叔祖瞿士衡称赞“此君家千里驹也”^。翟佑在年轻时就对小说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曾 “编辑古今怪奇之事,辑成一本四十卷的《剪灯录》,其后才有 《剪灯新话》的问世气《剪灯新话》收有文言短篇小说二十一 篇,它成书于洪武十一年,所谓“新话”,显然是相对于前 所辑之《剪灯录》而言。不过在这里也应指出,明代时就已有人 否认瞿佑是《剪灯新话》的作者,较典型的是王锜的说法:

《剪灯新话》成就并不算太高,但它和《剪灯余话》、《觅灯因话》等明代传奇小说,上承唐宋传奇的余绪,下开《聊斋志异》的先河,因此在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剪灯新话》的故事情节,有助于谈资,为明代拟话本和戏曲提供了许多素材。《金凤钗记》、《翠翠传》、《三山福地志》被凌蒙初改写成话本,编入《二刻拍案惊奇》中;《寄梅记》被周德清改写成话本,编入《西湖二集》中;金凤钗记》还被沈璟改编成戏曲《坠钗记》;周朝俊的戏曲《红梅记》采用了《绿衣人传》一些情节。

广校他书,触类旁通

《稗家粹编》是一种罕见的古体小说选本,属于明代胡文焕所编的《胡氏粹编五种》之一。向志柱先生于2006年“发现”了这部孤本,进行仔细研究,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并对此书作了精心整理,交中华书局出版,从此孤本不孤,有了一个更为精善的版本。向志柱先生“十年磨一剑”,又在广泛他校的基础上,对《稗家粹编》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作了深入探讨,整合成《〈稗家粹编〉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又有许多新的发现。

《宝文堂书目》著录了《合同文字记》、《范张鸡黍死生交》、《羊角哀鬼战荆轲》、《霅川萧琛贬覇王》、《杨温拦路虎传》、《刎颈鸳鸯会》、《齐晏子二桃杀三学士》、《冯唐直谏汉文帝》等《六十家小说》(即《清平山堂话本》)中的篇名,已是学界共识。日本学者中里见敬具体指出:“晁氏的藏书也包括《六十家小说》,但由于著录方针缺乏一贯性,因而《随航集》一集只著录了其集名,而其它五集中的小说著录了每一篇的篇名。制订成一册的《雨窗集上》中的五篇,由于某种原因丢失,没有被著录下来。”并且依据《宝文堂书目》,对《六十家小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复原[2]。笔者想进一步探讨的是:

《剪灯新话》故非可传之书,亦非翟宗吉所作。廉夫杨 先生,阻雪于钱塘西湖之富氏,不两宵而成。富乃文忠之后 也。后宗吉偶得其稿,窜入三篇,遂终窃其名。此周伯器之 言,得之审者。

《剪灯新话》在洪武十一年就已编订成帙,以抄本流行。永乐十五年,瞿佑以七十五岁高龄在流放地保安重新校订《剪灯新话》。据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记载,《剪灯新话》共四卷二十一段(即21篇),与今天我们所见的《剪灯新话》卷数篇数相同。本书有成化丁亥(1467)刻本,明末刻本,清乾隆辛亥(1791)刻本,同治辛未(1871)本,均二卷。1917年董康据日本藏本翻刻,《剪灯新话》足本始重归我国。

《稗家粹编》收入的146篇古代小说中,有18篇未见他书,当然是新资料;而互见他书的又有许多异文。向着从异文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有的可以用于校勘、辑佚,有的则可以研究、解决一些小说史上的新问题。

广校他书,触类旁通

第一,《宝文堂书目》著录《六十家小说》,为什么不按各册的具体篇目依次著录,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连续著录呢?如现存《欹枕集》下《老冯唐直谏汉文帝》、《汉李广世号飞将军》、《夔关姚卞吊诸葛》、《霅川萧琛贬霸王》、《李元吴江救朱蛇》5篇,就不是连续被著录。它与《六十家小说》编辑体例是否有关?以前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六十家小说》没有总目,“随得随刊”。如马廉认为:“洪氏原刻话本的时候没有总名。天一阁插架题字的款式显然是两次的。我很觉得范氏入藏的时候,随意给取上一个雅号,‘雨窗’‘欹枕’都与话本小说的作用相关。”[3]84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周伯器即周鼎,瞿佑去世时他二十七岁,且此言又据说是 “得之审者”,可见否认瞿佑为《剪灯新话》作者的说法在作品问 世后不久便已出现了,不过杨维桢为作者之说也并无其他材料 可证实。瞿佑在书首的序中说,“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待素材 积察到一定程度时,他“乃援笔为文以纪之”。此处的“相闻”或 许不止是口谈,而是也包括了某些文字记录,这恐怕就是翟佑 的著作权遭到怀疑的原因。当然,这种怀疑并不能动摇《剪灯新 话》为瞿佑所作的事实。明初的另一位小说家桂衡在为该书作 序时,就明确地介绍了瞿佑的创作过程与创作宗旨:“闻见既多,积累益富,恐其久而记忆之或忘也,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发、可 以惩创者,汇次成编,藏之箧笥,以自怡悦,此宗吉之志也。”当时 的名士旲植、凌云翰在各自所作的序中也都有类似的叙述。这 三人都是瞿佑的朋友,了解其创作过程,故所言当为无可置疑的

《剪灯新话》在中国早已无足本流传。明高儒《百川书志》所载《剪灯新话》4卷,附录1卷,篇数还完全。同治年间出版的《剪灯丛话》里所收的《剪灯新话》只有2卷,篇数已不足。但在日本,却有庆长、元和间所刊活字本,篇数最完备,董康诵芬堂曾据此翻刻。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近人周楞伽(署名周夷)的校注本,共4卷20篇,附录2篇。附录中的《寄梅记》,系周楞伽据《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增补。

比较明显的如书中引自《剪灯新话》的篇章,与多种通行版本有不同的异文,特别是瞿佑自传性的《秋香亭记》,成为两种不同版本。早期刻本体现了瞿佑早年的心态,而晚年改笔则体现了瞿佑晚年的追忆和思考,不像是后人所能拟改的。向着把《稗家粹编》的异文与晚年的改笔相比较,得出一些新的见解,从而推进了《剪灯新话》和瞿佑生平的研究。

▲胡文焕养生要诀

首先,明代确有《六十家小说》的文献记载。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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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裴珙》,出自唐薛用弱的《集异记》。《稗家粹编》卷六所引与《太平广记》卷三五八所引相差很大,少了一百多字,而与《顾氏文房小说》本大体相同,但也有一段文字不同,形成“三种版本两种类型”。这种现象罕见,要不是仔细比勘是很难发现的。《稗家粹编》似无必要和可能作这样的修改,可能在明代还有一种较全的《集异记》版本,因为《顾氏文房小说》虽说据“宋本重刻”,但实际上是不全的节本,《太平广记》所保存的佚文就很多,其中《王维》一条就有大段缺文。

《稗家粹编》收入的146篇古代小说中,有18篇未见他书,当然是新资料;而互见他书的又有许多异文。向著从异文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有的可以用于校勘、辑佚,有的则可以研究、解决一些小说史上的新问题。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六十家小说》载有西湖三怪,时出迷惑游人,故魇师作三塔以镇之。”(嘉惠堂本)据施奠东主编《西湖游览志》第二卷校语,现存嘉靖二十六年(1547)本《西湖游览志》无“六十家小说”字样,清光绪嘉惠堂刊本才有这一记载。但日本崎玉大学大塚秀教授指出万历四十七年(1619)刊《校增西湖游览图志》卷二有“六十家小说”字样,并与嘉惠堂本《西湖游览志》的记载相一致;并发现康熙二十八年序刊《西湖志》所收的姚靖《重刻西湖志序》中有“西湖六十家小说”的记载[1]。此外,还有旁证。孙一奎(1522—1619)《赤水玄珠》卷六记载:

瞿佑《剪灯新话》的创作是在编辑《剪灯录》之后,其开始时间估计是在明王朝建立前后,而从书中各篇作品所标明的故事 发生时的纪年来看,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元末明初时的社 会大动荡为背景,由此不难看出这部文言小说集的创作与时 代相平行的特点。《剪灯新话》中的作品都是短篇小说,篇幅短 小有利于对现实生活的迅速反映,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其 反映难以广泛、全面的局限。所幸的是,书中那些作品明显的侧 重点各不相同,其整体组合多少可对上述局限有所弥补。瞿佑 是个上人,他熟悉的也是本阶层的人物,因此书中各作品的主人 公基本上都是书生,间或也有地主、官僚、妓女等别类人物,但作 品对他们活动的描述与评定仍是从书生的视角出发。这一情形 固然也可看作是本书的局限之一,然而它又有助于构成作品的 另一重要特点,即相当集中地、且真实而细賦地表现了士人阶层 在战乱期间的经历遭遇、价值取向、心态情绪乃至他们的感情生 活,而在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士人对于动荡社会的许多方面的 感受,其实也与广大百姓十分相近。

比较重要的还有书名与内容的异同,汤显祖《牡丹亭》的本事,《稗家粹编》所收的《杜丽娘记》与何大抡本《燕居笔记》所收的《杜丽娘慕色还魂》,详略不同。哪个是《宝文堂书目》着录的《杜丽娘记》,研究者曾有不同意见。现据《杜丽娘记》与《杜丽娘慕色还魂》的对比,确认后者是话本体的小说,改编者无论根据《杜丽娘记》还是《牡丹亭还魂记》,都在其后。经过对比,后者编得粗糙混乱,可以说明《宝文堂书目》着录的《杜丽娘记》不像是后者。亡友刘辉兄曾提出过《杜丽娘慕色还魂》出于戏曲之后的论断,现在向着提出了不少新的佐证,包括《杜丽娘记》结尾的送别词及截取《征播奏捷传》里的一段情节,就差不多可以作为定论了。

比较明显的如书中引自《剪灯新话》的篇章,与多种通行版本有不同的异文,特别是瞿佑自传性的《秋香亭记》,成为两种不同版本。早期刻本体现了瞿佑早年的心态,而晚年改笔则体现了瞿佑晚年的追忆和思考,不像是后人所能拟改的。向著把《稗家粹编》的异文与晚年的改笔相比较,得出一些新的见解,从而推进了《剪灯新话》和瞿佑生平的研究。

生生子曰:经云:“恐伤肾。”予在苕见一友人与一女子私合,正值阳败之际,为人惊破,恐惧走归,精流不止而毙。又观《六十家小说》中载一女子与一少年,亦如上故。

相近的感受源于相似的遭遇。在《爱卿传》中,赵子急匆匆 地赶回刚遭乱军蹂躏的故乡,但眼前的景象粉碎了他原先怀有

再如《稗家粹编》所收《孔淑芳记》,亦见《古今清谈万选》卷二《孔惑景春》,但后者有插增的诗词。经过认真他校,诗词竟出自《剪灯新话》中的《田洙遇薛涛联句记》,大概是《古今清谈万选》编者移植的。《熊龙峰小说四种》中的《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也是根据《孔淑芳记》改编的话本,但有“双鱼扇坠”的信物,却与《西湖游览志馀》中的《幽怪传疑》相同,年代更早。而《孔淑芳双鱼扇坠传》还移植了《剪灯新话》的许多片段,特别是与《牡丹灯记》有诸多相似之处。向着用《剪灯新话》与《双鱼扇坠传》相校,发现了其间的秘密,特别是双鱼扇坠这个信物亦见于《渭塘奇遇记》,又为《宝文堂书目》着录的《孔淑芳记》提供了新的旁证,这就是广校他书的长处,正是触类旁通的新成果。

▲《剪灯新话》,瞿佑著,明万历时期黄正位刊本。

此事实出《清平山堂话本》中《刎颈鸳鸯会》:

的一丝希望:“投其故宅,荒废无人居,但见鼠窜于梁,鸦鸣于树, 苍萏碧草,掩映阶庭而已。”原来,母亲死了,妻子为了抗拒乱军 的强暴也自杀了。尽管赵子属“簪缨族”,曾是“家赀巨万”,可是 面对家破人亡的惨变,他那满腔的悲痛以及对战乱的愤恨,又怎 会异于一般的百姓。紧接在《爱卿传》后的《翠翠传》,则是描写 了一对士人夫妻因战乱而被活活拆散,后来虽相见却又不得相 聚的悲惨故事。金定与刘翠翠自幼青梅竹马,婚后更是感情笃 厚。不久张士诚兵起,翠翠为其部将李将军强占为妾。为了找 回妻子,金定紧随军队之后,遍历江浙二省,最后谎称是翠翠之 兄,才总算见到妻子一面。李将军留下了这位“大舅”,但平日却 不允许“兄妹”俩相见,直到金定抑郁将逝时,才放翠翠前去作临 终告别:“翠翠请于将军,始得一至床前问候,而生病已亟矣。翠 翠以臂扶生起,生引首侧视,凝泪满眶,校吁一声,奄然命尽。”不 久翠翠也殉情而死,他们得到的唯一宽慰,是不明底细的李将军 将这“兄妹”俩相邻安葬。这则故事后来曾被好些小说家、戏曲 家改编,流传极为广泛,而广大群众对它的喜爱经久不衰的原 因,既是因为故事的缠绵悱恻、凄切动人,同时也是因为它歌颂 了坚贞的爱情,揭露批判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这里,金 定是否为士人其实已经没什么关系了。袁声在将这则故事改编 为戏曲《领头书》时曾作自序云:“亲至道场山,土人犹能指金、翠 葬处;及过淮阴,父老传闻,其说辦。”由此可见,瞿佑《翠翠传》 的创作是以当时的真实事件为根据,并非是独居斗室时的向壁 虚构。

综合研究,得到新结论

还有《裴珙》,出自唐薛用弱的《集异记》。《稗家粹编》卷六所引与《太平广记》卷三五八所引相差很大,少了一百多字,而与《顾氏文房小说》本大体相同,但也有一段文字不同,形成“三种版本两种类型”。这种现象罕见,要不是仔细比勘是很难发现的。《稗家粹编》似无必要和可能作这样的修改,可能在明代还有一种较全的《集异记》版本,因为《顾氏文房小说》虽说据“宋本重刻”,但实际上是不全的节本,《太平广记》所保存的佚文就很多,其中《王维》一条就有大段缺文。

隔邻有一儿子,名叫阿巧,未曾出幼,常来女家嬉戏。不料此女以动不正之心有日矣。况阿巧不甚长成,父母不以为怪,遂得通家,往来无间。一日,女父母他适,阿巧偶来。其女相诱入室,强合焉。忽闻扣户声急,阿巧惊遁而去。女父母至家,亦不知也。且此女欲心如炽,久渴此事,自从情窦一开,不能自己。阿巧回家,惊气冲心而殒。

在《爱卿传》与《翠翠传》的后半部分,作者都运用志怪手法 来安排那两对夫妻的结局:或人鬼相会话别,或鬼魂团聚于黄 泉。这样处理是对现实苦难中的人们的一种慰藉,面且它又使 故事情节因此而更加曲折离奇。不过霍佑在描写战乱中悲欢离 合的故事时,并没有片面地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他还采用极其 平实的手法作描写,《秋香亭记》便是其中较典型的一例。这则 故事简单得几句话就可以概括:战乱拆散了热恋中的商生与采 采,十年后国家重新统一,商生也终于找到了采采,然而此时采 采巳是他人之妻。用于故事叙述的话语并不很多,相比之下,倒 是战乱结束后采采寄与商生的书简的篇幅显得较长些。信中倾 诉不得已嫁人的苦衷时写道:

向志柱先生以《稗家粹编》为中心,对其他古代小说选本与话本、拟话本以及书目进行了综合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从中国小说的演化史来看,他为我们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最重要的是在古籍整理上运用了综合研究的方法:首先是在版本学上注意了年代先后的差异,如《剪灯新话》的早期刻本;其次是在校勘学上注意了跨类文献的他校,如古体小说与近体小说的关系;再次是在目录学上注意了类目和年代的异同,如专立一章讨论《稗家粹编》与《宝文堂书目》等书目着录研究,就是跨类文献的校勘。

比较重要的还有书名与内容的异同,汤显祖《牡丹亭》的本事,《稗家粹编》所收的《杜丽娘记》与何大抡本《燕居笔记》所收的《杜丽娘慕色还魂》,详略不同。哪个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杜丽娘记》,研究者曾有不同意见。现据《杜丽娘记》与《杜丽娘慕色还魂》的对比,确认后者是话本体的小说,改编者无论根据《杜丽娘记》还是《牡丹亭还魂记》,都在其后。经过对比,后者编得粗糙混乱,可以说明《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杜丽娘记》不像是后者。亡友刘辉兄曾提出过《杜丽娘慕色还魂》出于戏曲之后的论断,现在向著提出了不少新的佐证,包括《杜丽娘记》结尾的送别词及截取《征播奏捷传》里的一段情节,就差不多可以作为定论了。

《赤水玄珠》著成于万历元年(1573),刊于万历十二年(1584)。现存万历二十四年刻本等。

盖自前朝失政,列郡受兵,大伤小亡,弱肉强食,荐遭祸 乱,十载于此。偶获生存,一身非故,东奔西窜,左右逃逋; 祖母辞堂,先君捐馆;避终风之狂暴,虑行露之沾濡。欲终 守前盟,则鳞鸿永绝;欲径行小谅,则沟渎莫知。不幸委身 从人,延命度日,顾伶俜之弱质,值屯蹇之衰年,往往对景关 情,逢时起恨。虽应酬之际,勉为笑欢;而岑寂之中,不胜伤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明代小说的发展,也包括了对古代小说的传播。选本层出不穷,版本增多,但是校勘不精,因此鲁迅有“明人刻书而古书亡”的慨叹。前人对胡文焕刻的丛书,也颇有诟病。《稗家粹编》是一个孤本,只能用他书来他校。经过细校,发觉它还有不少优点。同时发现,各种选本异文情况复杂。有的胜于早期版本,但也要分析。有的采用的底本确是古本,接近原着;有的是理校臆改。有的改好了,也有的改坏了,不能一概而论。明代人校勘不严谨,改字不出校记,因此改对了也不知谁的功劳,改错了也不知谁的责任,因此造成了许多疑案。例如谈刻本的《太平广记》,根据前人校宋本的异文,宋本也并非都对。谈刻本较胜的文字又有什么依据,很难追究。幸有古本可以对校,如《集异记》《博异志》两书,现存《顾氏文房小说》版本,但只是一个节本,文字也不一定全对。李复言《续玄怪录》有南宋书棚本,但也非全本,而且错误也很多,还不如明末高承埏刻本好,可惜只存两卷。《稗家粹编》所引《玄怪录》有与高刻本不同的异文,是否另有古本依据,也难以判断。但向先生点校本列出了异文,写出校记,可以参证,这是今人借鉴前人经验而进步的地方。

再如《稗家粹编》所收《孔淑芳记》,亦见《古今清谈万选》卷二《孔惑景春》,但后者有插增的诗词。经过认真他校,诗词竟出自《剪灯新话》中的《田洙遇薛涛联句记》,大概是《古今清谈万选》编者移植的。《熊龙峰小说四种》中的《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也是根据《孔淑芳记》改编的话本,但有“双鱼扇坠”的信物,却与《西湖游览志馀》中的《幽怪传疑》相同,年代更早。而《孔淑芳双鱼扇坠传》还移植了《剪灯新话》的许多片段,特别是与《牡丹灯记》有诸多相似之处。向著用《剪灯新话》与《双鱼扇坠传》相校,发现了其间的秘密,特别是双鱼扇坠这个信物亦见于《渭塘奇遇记》,又为《宝文堂书目》著录的《孔淑芳记》提供了新的旁证,这就是广校他书的长处,正是触类旁通的新成果。

另外,清刻《重刊麻姑山志》卷三刘过(1154—1206)故事佚文372字,文末明确有“出《六十家小说》”字样[4]。既是重刻,不排除明刊本亦有《六十家小说》的记载。

战乱逼迫一个孤苦零丁的弱女子去作那撕裂心肠般的选择:想 活下去就得嫁人,若忠于昔日的爱情则必死无疑。采采走了前 一条路,而又有谁能对此加以谴责呢? “好姻缘是恶姻缘,只怨 干戈不怨天”,采采信末的这两句诗,其实也是代表当时许许多 多被活活拆散的青年男女对战乱的控诉。在这则故事里,瞿佑 没有添加任何浪漫色彩,也没有借用虚幻的鬼神力量为商生与 采采硬设计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他只是用平实的手法写出了一 个当时随处可见的普通悲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篇作品反 而更易引起当时读者的共鸣,显示出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明人选本有许多臆改和插增的地方,这是不能认可的。向着作了精细校勘,得出新的发现,如果不是认真地对比,就不能发现后来选录者移植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一种有意的抄袭。而《稗家粹编》有确切的刻印年代,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因而其后一些选本的异文真伪,就可以得到较多的旁证。

综合研究,得到新结论

其次,明清书目亦曾著录《六十家小说》。

在这里,我们不妨围绕有关战乱的描写,将《剪灯新话》与 《三国演义》作一比较。《三国演义》常用精炼的诗句或简约的叙 述概括战乱的全貌及其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而此类描写在《剪灯 新话》中也时常可见,如《华亭逢故人记》中“几年兵火接天涯,白 骨丛中度岁华”,“沙沉枯骨何须葬,血污游魂不得归”等诗句便 是。不过在具体描写上,《三国演义》侧重于从正面表现各次战 争,勇将率军对垒争雄与谋土运筹帷幄斗智构成了作品的主要 内容;瞿佑则擅长于讲述战乱时人们生活中时常可见的小故事, 如百姓的颠沛流离、家破人亡或恩爱情人的悲欢离合等,作品中 的主人公,也都是相当普通的小人物。观察角度的不同显示出 两位作家经历、志向与兴趣等方面的差异,而将两书对照参看, 正好可对战乱有一个比较全面完整的了解。

向着的贡献,主要在于使我们对明代的小说选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明代小说选本既有利于传播的积极作用,也有随意妄改、混淆是非的消极作用。向着为我们提供了古籍整理的新思路,对于未得确证的文献资料,一定要小心求证,除了直接证据,还要多方寻求旁证。如《杜丽娘记》与《杜丽娘慕色还魂》的关系,就是多方求证才得到新的结论的。

▲《〈稗家粹编〉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向志柱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

1.明黄洪宪(1541—1600)《稗统续编》收录,后转归赵用贤(1535—1596)收藏,见录于《赵定宇书目》“稗统续编”类:六十家小说 十本欠一本。[5]193明确著录为十本,似乎体例为一本6篇。然所见《雨窗集》、《欹枕集》分上下,即每种2本,一共应为12本。

在战乱起因的解释方面,瞿佑与罗贯中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一致。《三国演义》在开篇处即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 必分”,这确含有历史循环论的意味,而瞿佑在《富贵发迹司志》 一筒中,则借发迹司判官之口作了如下说明:

精校精注,建立新校雠学

向志柱先生以《稗家粹编》为中心,对其他古代小说选本与话本、拟话本以及书目进行了综合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从中国小说的演化史来看,他为我们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最重要的是在古籍整理上运用了综合研究的方法:首先是在版本学上注意了年代先后的差异,如《剪灯新话》的早期刻本;其次是在校勘学上注意了跨类文献的他校,如古体小说与近体小说的关系;再次是在目录学上注意了类目和年代的异同,如专立一章讨论《稗家粹编》与《宝文堂书目》等书目著录研究,就是跨类文献的校勘。

2.明祁承 (—1628)《澹生堂书目》卷七“记异类”著录:“六十家小说 六册 六十卷 《雨窗集》十卷 《长灯集》十卷 《随航集》十卷 《欹枕集》十卷 《解闲集》十卷《醒梦集》十卷。”[6]213

发迹司判官忽扬眉盱目,咄嗟长叹而谓众宾曰:“诸公 各守其职,各治其事,褒善罚罪,可谓至矣。然而天地运行 之数,生灵厄会之期,国统渐衰,大难将作,虽诸公之善理, 其如之奈何!”众问曰:“何谓也?”对曰:“吾适从府君上朝帝 阍,所闻众圣推论将来之事,数年之后,兵戎大起,巨河之 南,长江之北,合屠戮人民三十余万,当是时也,自非积善累 仁、忠孝纯至者,不克免焉。&生灵寡福,当此涂炭乎?抑 运数已定,莫之可逃乎?”众皆顰蹙相頋曰:“非所知也。”

近年来我有一点新的体会,有些古籍,没有别本可以对校,就要尽可能利用他校和旁证,把文字校勘扩展到综合整理,即前人所说的“校雠学”的层面。从广求版本到综合校勘,经过精校精注,做成张之洞所要求的“善本”,然后进入新的书目,补充古籍的目录学,再建立现代的新校雠学。例如周勋初先生的《唐语林校证》就是在校勘的基础上,对所收各书进行深入的考证,再做出全书的笺注和辑佚,从而又写出了《唐代笔记小说叙录》。许逸民先生的《酉阳杂俎校笺》,也是在他校、理校之外,再运用笺证的方法,改正了原书的许多错误,辑录了原书的一些佚文。这种古籍整理不同于单纯的点校,也不限于四种校勘法,可以说是刘向所开创的校雠学的新发展。有些学者提倡广义的校雠学,把校勘和版本、目录、典藏综合起来研究,把研究和整理结合起来,这是传统文献学的一种创新。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明代小说的发展,也包括了对古代小说的传播。选本层出不穷,版本增多,但是校勘不精,因此鲁迅有“明人刻书而古书亡”的慨叹。前人对胡文焕刻的丛书,也颇有诟病。《稗家粹编》是一个孤本,只能用他书来他校。经过细校,发觉它还有不少优点。同时发现,各种选本异文情况复杂。有的胜于早期版本,但也要分析。有的采用的底本确是古本,接近原著;有的是理校臆改。有的改好了,也有的改坏了,不能一概而论。明代人校勘不严谨,改字不出校记,因此改对了也不知谁的功劳,改错了也不知谁的责任,因此造成了许多疑案。例如谈刻本的《太平广记》,根据前人校宋本的异文,宋本也并非都对。谈刻本较胜的文字又有什么依据,很难追究。幸有古本可以对校,如《集异记》《博异志》两书,现存《顾氏文房小说》版本,但只是一个节本,文字也不一定全对。李复言《续玄怪录》有南宋书棚本,但也非全本,而且错误也很多,还不如明末高承埏刻本好,可惜只存两卷。《稗家粹编》所引《玄怪录》有与高刻本不同的异文,是否另有古本依据,也难以判断。但向先生点校本列出了异文,写出校记,可以参证,这是今人借鉴前人经验而进步的地方。

3.清嘉庆四年(1799)初刻、顾修《汇刻书目初编》则著录为“六家小说”,内容同《澹生堂书目》。

战乱为何会发生?诸神的回答是“非所知也”,它只是玄妙 地取决于“天地运行之数”,到一定时候世人就得遭受一次大劫 难,而“众圣”只能预先推知其时间地点,就连他们也无力对“运 数”进行干预。这里的“运数”似是在指某种客观规律,但瞿佑对 它却无法找到正确的解释。

古代作者,往往会不断修改自己的书稿,如李善注的《昭明文选》,据说有好几个版本,现在通行的是不是最后的定本,也有待研究。特别是小说、戏曲,在抄本流传中,异文很多。直到清代,《红楼梦》就有多种抄本,是不是曹雪芹自己改的,改得好还是坏,就造成了疑案。出了刻本,还有人改,有人认为程乙本最好,但不能说是曹雪芹自己改的吧。明代以至清代的选家、出版家喜欢改动古书,尤其是小说、戏曲,可能有改得好的,但不是原书的真面目。当代古籍整理者就难以处理“求真”还是“择善”,又陷入了困境。这就需要进行新校雠学的研究和实践了。

明人选本有许多臆改和插增的地方,这是不能认可的。向著作了精细校勘,得出新的发现,如果不是认真地对比,就不能发现后来选录者移植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一种有意的抄袭。而《稗家粹编》有确切的刻印年代,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因而其后一些选本的异文真伪,就可以得到较多的旁证。

综上,田汝成、孙一奎和黄洪宪与晁瑮四人,俱生活于16世纪,其著述应该不受前后影响。现在所见明确出自《六十家小说》的有三篇:《西湖三塔记》、《刎颈鸳鸯会》、《重刊麻姑山志》中“刘过”(也许是《先生通言》或《先生迩言》),《西湖三塔记》、《刎颈鸳鸯会》确实见于今说认同之《六十家小说》。

其实,瞿佑也不是对战乱的起因毫无觉察。作为一个努力 反映现实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多次涉及与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 暗与不公,而这正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与战乱爆发的重要原 因之一。在《令狐生冥梦录》中,“家赀巨富,贪求不止,敢为不 义,凶恶著闻”的乌老死后,由于其家人“多焚楮币,冥官喜之”, 竟然就可以还阳复活,而刚直之士令狐撰仅仅因为作诗谴责了 这种贪赃枉法的现象,就被捉拿至地狱。虽然在故事的结尾冥 王纠正了错案,但从令狐馔所说的“始吾谓贪官污吏受财屈法, 富者纳贿而得金,岂意冥府乃更甚焉”等语来看,世上官场的腐 败黑暗乃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在《太虚司法传》中,作者又用 荒诞的手法隐喻当时的社会现实:善良人受尽折磨和痛苦,而妖 魔鬼怪则四处横行肆虐。霍佑是个士人,故而对人才选拔方面 的黑暗与不公感触尤深,对现状愤懑而又无奈所心情,使他写下 了《修文舍人传》。故事里的主人公夏颜是“博学多闻,性气英 迈”之士,可是满腹学问与人品髙尚所带来的却是“命分甚薄,日 不暇给”。夏颜死后来到冥府,立即凭自身才华充任要职,而其 命运之所以会陡然突变,是因为“冥司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 才,必祢其职”。夏颜生前死后遭遇的鲜明对照,已是对人世间 现实的尖锐批判,但瞿佑行文至此,意犹未尽,于是又提笔洋洋 洒洒地发了一番议论:

向志柱先生对古代小说的传承和传播作了新的探索,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我知道他还在继续努力,奋进不已。因此对书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也愿意提出来商讨。如第二章中篇目来源第119条,考出了《鸳渚志馀雪窗谈异》的《招提琴精记》,但未指出其更早出处为元郭霄凤《江湖纪闻》的《琴声哀怨》(我曾把它附录于《古体小说钞·明代卷》第247页)。原始出处未明而见于他书的第116条《画工》,未能找到原始出处应为《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引《闻异录》的《真真》,这是常为人引用的典故。第五章考证《鸳渚志馀雪窗谈异》的影响,列表显示,大体上以年代先后为序,但是把《广艳异编》误作了《艳异编》,就先后倒置,混淆了两种书的关系。其实,《稗家粹编》晚于《艳异编》,显然受其影响,向着在第九章里已作了明确论断。如果把它放到《鸳渚志馀雪窗谈异》前面来谈,可能效果更好。我相信此书一定会有重版的机会,因此提点意见供作者修订时考虑。

向著的贡献,主要在于使我们对明代的小说选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明代小说选本既有利于传播的积极作用,也有随意妄改、混淆是非的消极作用。向著为我们提供了古籍整理的新思路,对于未得确证的文献资料,一定要小心求证,除了直接证据,还要多方寻求旁证。如《杜丽娘记》与《杜丽娘慕色还魂》的关系,就是多方求证才得到新的结论的。

即使当时没有《六十家小说》的总名和《六十家小说》的总目,《书目》也应该按照原来篇目顺序一一著录。之所以出现现在这个情况,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六十家小说》,单篇设置页码,在当时很可能是单篇装订。

今夫人世之上,仕路之间,秉笔中书者,岂尽萧、曹、丙、 魏之徙乎?提兵阃外者,岂尽韩、彭、卫、霍之流乎?馆阁摘 文者,岂皆班、扬、董、马之辈乎?郡邑牧民者,岂皆龚、黄、 召、杜之俦乎?骐壤服盐车而驽骀厌会豆,凤凰栖枳棘而鸱

(作者:程毅中,系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

▲《牡丹亭》古籍

第二,《宝文堂书目》对“《随航集》十种”只著录了集名,仅仅如中里见敬所言乃“著录方针缺乏一贯性”吗?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认为它书的“《随航集》十种”与《六十家小说》中的“《随航集》”同名,也就是认为它并非当下学术界所认同的话本小说10篇,而是如《烟霞小说》包含《吴中故语》、《蓬轩吴记》等13种,那么,《宝文堂书目》的著录方针就前后一致了。《六十家小说》的篇目也就可以在子杂类其它篇目中可以找寻。

鸮鸣户庭,贤者槁项馘而死于下,不贤者比肩接迹而显于 世,故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正坐此也。

精校精注,建立新校雠学

第三,已知的《雨窗集上》中的五篇(《花灯轿莲女成佛记》、《曹伯明错勘赃记》、《错认尸》、《董永遇仙传》、《戒指儿记》)为什么《宝文堂书目》没有著录?这也是一个应该回答的问题。

这番议论与刘基写于同时的《卖柑者言》十分相似,据此可 知它代表了当时广大上人的普遍见解。社会的精华,即知识分 子阶层对现实的愤懑与绝望,确是元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瞿佑以为“治日常少,乱日常多”全都由此而来却是过于片面 了丨这正暴露他仅从土人角度观察战乱的局限。

新葡萄京娱乐场,近年来我有一点新的体会,有些古籍,没有别本可以对校,就要尽可能利用他校和旁证,把文字校勘扩展到综合整理,即前人所说的“校雠学”的层面。从广求版本到综合校勘,经过精校精注,做成张之洞所要求的“善本”,然后进入新的书目,补充古籍的目录学,再建立现代的新校雠学。例如周勋初先生的《唐语林校证》就是在校勘的基础上,对所收各书进行深入的考证,再做出全书的笺注和辑佚,从而又写出了《唐代笔记小说叙录》。许逸民先生的《酉阳杂俎校笺》,也是在他校、理校之外,再运用笺证的方法,改正了原书的许多错误,辑录了原书的一些佚文。这种古籍整理不同于单纯的点校,也不限于四种校勘法,可以说是刘向所开创的校雠学的新发展。有些学者提倡广义的校雠学,把校勘和版本、目录、典藏综合起来研究,把研究和整理结合起来,这是传统文献学的一种创新。

第四,《宝文堂书目》著录时对篇名为什么不是完全吻合而有所改动呢?《宝文堂书目》将《死生交范张鸡黍》著录为《范张鸡黍死生交》,文字上就前后进行了互换。

表现士人在战乱期间的心态与动向,也是《剪灯新话》的重 点内容之一。在书中,《天台防隐录》是很引人注目的一篇文字, 但这不是因为它在艺术上有什么独创的新意,恰恰相反,它从头 到尾都在亦步亦趋地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作模仿照搬:徐逸 上犬台山采药,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洞口,进去后方知里面是别有 天地,并见到一群衣冠古朴、气质淳厚的村民。这呰人在南宋末 年时即避居于此,躲过广宋末元初以及元末明初的天下大乱。 徐逸后来的经历,也完全同于《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渔父与刘子 骥。一个才华出众的名士为什么会去对名篇作几乎只更换时代 与地名的改写,而且还不见当时人对此提出批评?若联系改写 的时代背景,就不难对这现象作出解释。这篇作品其实是表现 了战乱中的士人对桃源乐士的向往,而这又是不可能实现的幻 想,这种心情便只能游戏式地借模仿改写而发泄一二。此般心 情人人皆有,故它引起的就只是共鸣而不是批评。在《三山福地 志》中,元自实向神仙“乞指避兵之地”,从而得以家境安康的描 写,也同样是战乱时士人们这种心情的透露。欲求宁静的乐土 而不可得,最后便只得逆来顺受,听任命运的摆布,这就是当吋 大多数士人的思想状况与处境。

古代作者,往往会不断修改自己的书稿,如李善注的《昭明文选》,据说有好几个版本,现在通行的是不是最后的定本,也有待研究。特别是小说、戏曲,在抄本流传中,异文很多。直到清代,《红楼梦》就有多种抄本,是不是曹雪芹自己改的,改得好还是坏,就造成了疑案。出了刻本,还有人改,有人认为程乙本最好,但不能说是曹雪芹自己改的吧。明代以至清代的选家、出版家喜欢改动古书,尤其是小说、戏曲,可能有改得好的,但不是原书的真面目。当代古籍整理者就难以处理“求真”还是“择善”,又陷入了困境。这就需要进行新校雠学的研究和实践了。

对《六十家小说》的篇目,我们似乎可以另找线索。

然而,另有一些士人的态度却不同,他们将战乱看作是博取 功名富贵的好机会。“苟慕富贵,危机岂能避?世间宁有扬州鹤 耶?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是《华亭逢故人记》 中松江士人全、贾二子公然宣称的处于乱世之际的人生哲学。 他们又自以为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策,曾作诗云:“四海 干戈未息肩,书生岂合老林泉!袖中一把龙泉剑,撑拄东南半壁 天。”可见他们是何等的自负。朱元璋与张士诚争雄时,全、贾二 子站在张士诚一边,“自以严庄、尚让为比,杖策登门,参其谋议, 遂陷嘉兴等郡”。然而,好景却是不长,“未几,.师溃,皆赴水死” 0 如果全、贾二子不是站在张士诚一边,而是为朱元璋出谋划策, 那么能否功成名就,如愿以偿呢?作者借贾子之口对此作了否 定的回答:“夫韩信建炎汉之业,卒受诛夷;刘文静启晋阳之祚, 终加戮辱。彼之功臣尚尔,于他人何有哉! ”或以为此是影射朱 元璋杀戮功臣之语,但是《剪灯新话》成书于胡惟庸等大案以及 宋濂被流放诸事之前,影射之说并不能成立,这里作者所说的, 其实是根据从历朝的血腥史实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而作的预 言,后来它确实是不幸地应验了。

▲《昭明文选》李善注,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

第一,在其它书目中寻找。如清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灯花婆婆》、《种瓜张老》、《紫罗盖头》、《女报冤》、《风吹轿儿》、《错斩崔宁》、《山亭儿》、《西湖三塔》、《简帖和尚》、《冯玉梅团圆》、《李焕生五阵雨》、《小金钱》等十二种[7]298-289,著录的应该是单行本。《宝文堂书目》亦著录。它们有可能就是《六十家小说》的散佚篇目。

《剪灯新话》中绝大多数作品都在从不同的层次或侧面描写 战乱中士人的经历,甚至可以认为,这部小说集是瞿佑在“士人 与战乱”的总标题下进行的系列创作。在作者笔下,那些士人无 论是想躲避战乱而不成、只得忍受命运的安排,还是积极参与, 想借此博取功名富贵;对于后者,尽管他们是站在胜者一方,还 是落得失败的下场,他们的经历几丰无例外的都是坎坷痛苦。 柞者对于那些主人公的不幸是由衷地同情,但是却无法给他们 安排更好的命运,作品中即使某些士人获得了欢乐,那也必定是 变成鬼魂之后或置身于神仙世界之巾。各篇作品中描写的汇 集,可构成一幅较完整的画面,它显示了在战乱这一特定历史背 景下整整一代士人的悲剧命运,而贯穿于其间的总纲,则是瞿佑

向志柱先生对古代小说的传承和传播作了新的探索,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我知道他还在继续努力,奋进不已。因此对书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也愿意提出来商讨。如第二章中篇目来源第119条,考出了《鸳渚志馀雪窗谈异》的《招提琴精记》,但未指出其更早出处为元郭霄凤《江湖纪闻》的《琴声哀怨》。原始出处未明而见于他书的第116条《画工》,未能找到原始出处应为《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引《闻异录》的《真真》,这是常为人引用的典故。第五章考证《鸳渚志馀雪窗谈异》的影响,列表显示,大体上以年代先后为序,但是把《广艳异编》误作了《艳异编》,就先后倒置,混淆了两种书的关系。其实,《稗家粹编》晚于《艳异编》,显然受其影响,向著在第九章里已作了明确论断。如果把它放到《鸳渚志馀雪窗谈异》前面来谈,可能效果更好。我相信此书一定会有重版的机会,因此提点意见供作者修订时考虑。

第二,现存《欹枕集》标题采取对偶形式,如《老冯唐直谏汉文帝》和《汉李广世号飞将军》、《夔关姚卞吊诸葛》和《霅川萧琛贬霸王》,为何在《六十家小说》中仅“灵光一现”?按此惯例,《齐晏子二桃杀三(学)士》和《曹孟德一瓜斩三妾》不折不扣是一佳对,似乎也可以归列于《六十家小说》。

在《富贵发迹司志》结尾处的那段议论:

二、《宝文堂书目》与《虞初志》或《三十家小说》的关系

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小而一身之荣悴通塞,大而一国 之兴衰治乱,皆有定数,不可转移,而妄庸者乃欲辄施智术 于其间,徒自取困也。

除重复著录外,《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还有疑是名近同书者,大约13种27本,如:《杜阳编》与《杜阳杂编》;《风月机关集》与《风月锦囊》;《合同记》与《合同文字记》;《怀春雅集》与《怀春杂集》;《李娃传》与《李亚仙记》;《先生迩言》与《先生通言》;《梅杏争春》与《梅杏争先》;《张良辞朝佐汉记》与《张子房慕道》;《游名山记》与《游明山记》(另佳刻);《燕山逢故人》与《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吴兴名贤录》与《吴兴明贤录》;《元遗山夷坚续志》与《夷坚续志》、《续夷坚志》。另有《新河坝妖怪录》,疑为《孔淑芳记》。前辈学者认为它们“同篇异名,或题材相同,而不出一人之手”。它们真的是同书异名吗?

在战乱期间,个人的荣悴通塞与国家的兴衰治乱都显得变 幻莫测,而瞿佑观察的结果,则是得出了宿命论的结论,《剪灯新 话》的创作实际上正是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

笔者认为,不可否认这种可能性,即《宝文堂书目》的重出篇目,当另有所出;也就是说,另有小说选集被《宝文堂书目》按篇著录。《虞初志》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三国演义》、《水浒传》与《剪灯新话》三部作品, 在艺术形式与创作手法方面有着许多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异, 是前两者为通俗小说,而后者属文言系统;前两者是以叙事为主 的长篇巨著,而后者是抒情意味很浓的短篇小说的汇集;前两者 是典型的世代累积型的作品,而后者虽带有某些模仿前人的痕 迹,但毕竟是文人的独立创作。若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作 比较,也同样可以发现许多差异。然而,这些作品却有着十分醒 目的共同内涵。它们的内容或是直接从正面表现战乱,或是与 战乱密切相关,它们的作者都经历了战乱的磨炼,其创作冲动因 战乱的剌激而萌生,他们在战乱中所获得的生活感受和社会阅 历虽不尽相同,但也都是各自创作得以顺利完成的可靠保证。 概括地说,是战乱促成了这些优秀作品的诞生,面反过来,这些 作品也使元末明初的战乱在小说创作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反映。

《虞初志》现以如隐草堂刻本最早,且保存最全,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虞初志》所见本有31种(若将《周秦行纪》和所附传算为二种,则是32种),与《宝文堂书目》关系密切:

自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出现后,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常态 与非常态两种形式。常态是指和平环境中的创作,小说发展的 大部分时间都应归于这种形态,此时小说的发展基本上是按创 作的固有规律循序渐进式地向前推进;非常态是指战乱时期的 创作,它在小说史上出现的次数是屈指可数,每次持续的时间相 对说来也较为短暂,即使加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夜与战乱 止息后的余波,其前后时间至多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在这段 时期内,作品内容往往是异常地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相贴近,创作 也常会出现飞跃性的突破。就元末明初的小说创作而言,《三国 演义》与《水浒传》的问世,标志着创作由诉诸听觉的话本到专供 案头阅读的长篇小说的转折的完成,《剪灯新话》等文言小说的 出现则结朿了唐宋传奇之后约一个世纪的萧条沉寂。飞跃性突 破的基础,是这之前长期的酝酿准备,如果没有战乱的降临,那 么文学创作本身规律的作用也会使上述转折或迟或早地发生, 而战乱则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并使转折的形态显得更理想完美, 只存将长期的酝酿准备与战乱的刺激因素结合在一起分析,才 能对明初小说创作现象作出较全面合理的解释。因此,在集中 地考察了战乱剌激因素之后,明初那些作品与以往创作之间的 关系,便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我们将着重讨论的内容。

第一,《虞初志》八卷31种(《续齐谐记》、《集异记》各算一种),除《周秦纪行》、《枕中记》二种外, 29种全见于《书目》。

第二,《书目》所著录的29种集中见于子杂类的两页,第110-128、138-158条上[8]94-96。

第三,《虞初志》连续顺序绝大部分与《书目》相同:卷一《续齐谐记》、《集异记》、《离魂记》连续见于《书目》上栏;卷二《虬髯客传》、《柳毅传》、《红线传》、《长恨传》连续见于《书目》第110条到122条的上栏;卷四《嵩岳嫁女记》、《广陵妖乱志》、《崔少玄传》、《南岳夫人传》连续见于《书目》上栏;卷六《莺莺传》、《霍小玉传》、《柳氏传》、《非烟传》连续见于《书目》下栏;卷八《任氏传》、《蒋氏传》(《蒋琛传》)、《东阳夜怪录》、《白猿传》连续见于《书目》下栏;卷五《阳娼传》和《李娃传》、《无双传》和《谢小娥传》、卷七《古镜记》和《冥音录》等亦连续见于《书目》。

国家图书馆如隐草堂本有原藏者袁克文(1890—1931)的题辞:“是书原阙总目,右目乃估人以意补写,故与原书舛异。” 《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也许就是这种“原阙总目”的版本,没有著录《虞初志》之名,而按篇目著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又,《澹生堂书目》卷七“小说家说丛”类著录《三十家小说》,未著编者,今佚。同书卷十一“续收”丛书类在“《三十家小说》”条下著录了《集异记》、《离魂记》等30篇的详目。与八卷31篇《虞初志》比较,《三十家小说》仅少首篇《续齐谐记》,且编排顺序依次是《虞初志》的卷一、卷六、卷七、卷四、卷二、卷八、卷五、卷三各4篇。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八册20卷本相比对,和《高力士传》题下标“三”,《韦安道传》题下标“八”,《广陵妖乱志》题下标“四”,《周秦行纪》题下标“八”四种同,但《南柯记》题下标“五”、《集翠裘》题下标“二”、《任氏传》题下标“三种,则不同。

《宝文堂书目》和《澹生堂书目》如此严谨、规律的四篇一组,可见二书的著录很有关系,也就是说,《虞初志》与《三十家小说》的关系很密切,但具体情形尚不可考。《宝文堂书目》所著录之书,很可能是《虞初志》与《三十家小说》二者选一。

《六十家小说》被著录时,都是分篇著录和分散著录。按照《六十家小说》的著录成例,上述二书被分篇、分散著录,也在情理之中。

《虞初志》原书无署名,四库馆臣认为是陆采(1497—1537)所编,现在得到学界广泛认同。然王穉登(1535—1612)序“吾友君,博雅好古,以《虞初》一志,并出唐人之撰,乃于游戏之暇,删厥舛讹,授之剞劂”,叶德均和王重民等据此认为《虞初志》可能是吴仲虚编辑。宁稼雨在为《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所写《虞初志》条目即径题吴仲虚撰。陈大康考吴仲虚乃吴绾,漳浦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非刻《古今逸史》之吴绾[9]779。吴书荫则认为吴仲虚是徽州休宁吴继灼(1553—1599)(字仲虚),传见黄汝亨《寓林集·亡友先生行状》和冯梦桢《快雪堂集·祭吴仲虚文》[10]。所以,《虞初志》的作者不论是陆采,还是吴绾、吴继灼等,都有被《宝文堂书目》著录的可能。

程毅中认为:“《百川书志》传记类和《宝文堂书目》的子杂类里有单刻的《长恨传》、《高力士外传》、《虬髯客传》、《莺莺传》等,与《虞初志》有共同的选目,可能当时有不少唐人传奇的单行本。陆采汇辑时还是陆续刻印的,所以后人又根据陆本重印或翻刻,作者姓名却逐步篡改了。”[11]401无疑,先生认为书目就一定是单行本。事实上只要这种丛书没有总目,著录时就只能著录篇名。

著录《虞初志》的书目有:《赵定宇书目》(著录二本)、《红雨楼书目》(著录八卷)、周弘祖(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古今书刻》。

今查,《百川书志》传记类和《宝文堂书目》都不著录《虞初志》,但是基本上著录了《虞初志》所收篇目,见下表:

另外,明范氏天一阁藏书进呈书目中有《虞初志》八卷,刊本[12]248。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对于《虞初志》,《赵定宇书目》、《红雨楼书目》、《古今书刻》是按书著录,《百川书志》、《宝文堂书目》则按照篇目著录。

所以,在《六十家小说》之外,《宝文堂书目》的著录不仅是书目,而且另有他书篇名,这点应该是事实。

《虞初志》(弦歌精舍如隐草堂刻本) 百川书志 宝文堂书目 三十家小说

卷一 1.续齐谐记 / 12 /

2.集异记 / 13 1(一)

3.离魂记 25 14 2

卷二 4. 虬髯客传 3 2 5(五)

5.柳毅传 22 3 16

6.红线传 15 4 17

7.长恨传 1 5 18

卷三

8.韦安道传 23 15 27(八)

9.周秦行纪 4 / 28

10.枕中记 13 / 29

11.南柯记 18 24 30

卷四

12.嵩岳嫁女记 8 6 11(四)

13.广陵妖乱志 6 7 12

14.崔少玄传 29 8 13

15.南岳魏夫人传 26 9 14

卷五

16.无双传 21 22 23(七)

17.谢小娥传 11 23 24

18.杨娼传 19 10 25

19.李娃传 16 11 26

卷六

20.莺莺传 5 18 3(二)

21.霍小玉传 12 19 4

22.柳氏传 9 20 5

23.非烟传 27 21 6.飞燕传

卷七

24.高力士外传 2 1.高力士传 7(三)

25.东城老父传 20 29 8

26.古镜记 14 16 9

27.冥音录 24 17 10

卷八

28.任氏传 10 25 19(六)

29.蒋琛传 28 26 20

30.东阳夜怪录 7 27 21

31.白猿传 17 28 22

总计 31 29 29 30

(本表序号,依据书目对《虞初志》的著录顺序)

三、奠基于《宝文堂书目》的古代小说研究

《宝文堂书目》子杂类的著录非常复杂,学界往往只要发现有现存话本作品与之相似,就往往直接指认为《宝文堂书目》著录。如莺莺故事,现有唐传奇崔莺莺、张生故事,明李莺莺、张浩故事,前者是传奇,后者是话本。先生将《宝文堂书目》著录的《莺莺传》指认为话本《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没有将它看作是唐传奇《崔莺莺传》,恐怕也是此种心态。《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孔淑芳记》、《杜丽娘记》二篇,现在几乎所有的教材、专著和研究论文都认为:前者就是《熊龙峰小说四种》中的《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后者就是何大抡本《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卷九的《杜丽娘慕色还魂》和余公仁本《燕居笔记》卷八的《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并且一直将它们作为话本小说看待。晚出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为《杜丽娘记》和《孔淑芳记》单立条目,直接收在“白话卷”[13]189、56。

但是《孔淑芳记》、《杜丽娘记》都有文言体小说。《稗家粹编》卷六“鬼部”有《孔淑芳记》,全文500字。而嘉靖年间田汝成辑撰的《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六《幽怪传疑》有类似故事,全文仅181字。人们往往认为明何大抡本《燕居笔记》卷九的《杜丽娘慕色还魂》与余公仁本《燕居笔记》卷八的《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是同一篇,但是它们并非同书。二者虽为同一题材,但《杜丽娘慕色还魂》是话本体白话小说,约3500字,而《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正文题《杜丽娘记》)属于传奇体文言小说,约1500字。《稗家粹编》卷三《幽期部》亦收有《杜丽娘记》,与《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仅有文字差异。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孔淑芳记》、《杜丽娘记》是白话本还是文言体?

《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和《孔淑芳记》今天都无法确定产生年代,但是《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成书很粗糙,就是在《幽怪传疑》和《孔淑芳记》的框架上,对《牡丹灯记》和《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等小说进行因袭和改写而拼凑成文,这就说明《孔淑芳记》早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现在我们认为《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就是《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孔淑芳记》,说到底与题目相近有关系。在《稗家粹编》发现之前,这种认定很有理由。但现在发现《稗家粹编》收录有题名《孔淑芳记》的文言小说,而《稗家粹编》作为一部文言选集,对原著很忠实,其中《鸳渚志余雪窗谈异》13篇,都依原名;《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14篇,只有一篇改名(将《鉴湖夜泛记》改成《成令言遇织女星记》,但更加切题)。《孔淑芳记》改名的可能性很小,《稗家粹编》所收《孔淑芳记》应该就是原名。在同一逻辑层面上,与其相信离题较远的话本体《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孔淑芳记》,还不如相信题目一致的文言小说体《孔淑芳记》[14]。文言小说《杜丽娘记》的境况也类似。事实上,我们在研究中已经过于依赖了《书目》,一旦对书目质疑,势必引起原有研究的震荡甚至颠覆。《牡丹亭》的蓝本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是《牡丹亭》的蓝本已为学界认可。但是蓝本的确立过程中许多学者存在比较重要的疏失,就是:他们将何大抡本《燕居笔记》中的《杜丽娘慕色还魂》与余公仁本《燕居笔记》的《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正文题《杜丽娘记》)混为一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预设《杜丽娘慕色还魂》就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杜丽娘记》,这就导致认定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是《牡丹亭》的蓝本的依据,不是二文之间的内容比较,而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时间。这就遮蔽了一个重要的追问:《燕居笔记》收录的《杜丽娘慕色还魂》和《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是不是同书?如果系一书,是不是就一定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杜丽娘记》?如果并非一书,《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杜丽娘记》是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还是传奇《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15]?现在,《牡丹亭》的蓝本问题尚可继续讨论,但是显现的问题足以部分改写甚至颠覆学界结论。

我们的许多学术研究是建立在《宝文堂书目》的基础之上,一旦书目被质疑,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动摇原有研究的根基。对《宝文堂书目》进行重新认识,意义不言自明。

注释:

[1]永瑢2,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日]中里见敬.反思《宝文堂书目》所录的话本小说与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说》之关系[J].复旦学报,2005(6).

[3]马廉.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欹枕集序[M]∥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

[4][美]白亚仁.新见《六十家小说》佚文[J].文献,1998(1).

[5]赵用贤.赵定宇书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祁承 澹生堂书目[M]∥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6.

[7]钱曾.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8]晁瑮.宝文堂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10]吴书荫.“玉茗堂四梦”最早的合刻本探索[J].戏曲研究, (72).

[11]程毅中.程毅中文存[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3]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14]向志柱.论《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来源、成书及其著录[J].明清小说研究,2006(3).

[15]向志柱.《牡丹亭》蓝本问题考辨[J].文艺研究,2007(3).

参考文献:

宝文堂书目,中的战乱图景。据嘉庆四年序刊本,光绪十二年上海福瀛书局据仁和朱氏增订本不记载“六家小说”。

小说所述内容为三个大力士互相夸功而最后自刎事。据《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31页,学士有三种义项:在学的贵族子弟;学者,文人;官名。俱与文意不符。“学士”应是“力士”之误。

谭正璧著、谭寻补正《话本与古剧》(重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笔者按:《张良辞朝佐汉记》叙述重点似乎在“佐汉”上,《张子房慕道记》才是“佐汉”之后“辞朝”,二者内容似乎不同。

国家图书馆藏《虞初志》三种,都无序跋和扉页,每篇单独统计页码,且仅每卷首篇标明卷次。第一种题弦歌精舍如隐草堂刻本二册32卷(实将《周秦行纪》和所附传算为二种,仍是31种),全本,《莺莺传》尾有“如隐草堂”字样。第二种是13卷本4册,先后有《虬髯客传》、《柳氏传》(题下标卷二)、《白猿传》(尾有“凤桥别墅”四字)、《红线传》、《冥音录》、《莺莺传》、《古镜记》、《李娃传》(题下标卷六)、《杨娼传》、《无双传》(题下标卷七)、《周秦行纪》(题下标卷八)、《嵩岳嫁女记》、《任氏传》13篇。第三种是八册20卷本,题弦歌精舍凤桥别墅刻本。在《白猿传》尾有“凤桥别墅”字样。现依次见《集翠裘》题下标“二”,《高力士传》题下标“三”,《韦安道传》题下标“八”,《广陵妖乱志》题下标“四”,《周秦行纪》题下标“八”,《南柯记》题下标“五”,《任氏传》题下标“十”,意为卷次,先后极为混乱。《东城老父传》、《柳毅传》、《古镜记》、《蒋琛传》下俱为墨丁,似为涂改卷次。另有《虞初志》题名汤显祖本,分七卷三十一篇(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246册),后出,不再论。程毅中有《〈虞初志〉的编者和版本》(《文献》1988年第2期,又见《程毅中文存》,中华书局2006年版,可参看。

今总目与正文并无“舛异”,仅卷八目录作《蒋氏传》,正文作《蒋琛传》,似乎藏者袁克文在“乙丑八月”已经按照总目重新装订。

参见《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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