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都视作学术之都所兼有的原则,一人长辈与生

2019-10-30 08:17 来源:未知

  2014年5月31日,建设北京学术之都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多位知名专家、教授、学者参与了学术之都议题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董晓萍在研讨中进行了交流发言,内容摘录如下:

  百年历史,风云变幻,中国的学术文化随着时代的大潮波澜起伏,要想书写这一时代的学术史,除了熟悉各个时段关键性人物与代表性著作外,还得紧扣时代脉搏,把握时代特性,将学术花朵与时代土壤结合,才能写出血肉丰满的学术历史。

北京地坛书市不再举办已经很长时间了,心里依然有一种落寞的怅然——不是说没有了书市就没地方去买书了,而是说少了那么一种氛围,一种韵味。 作为文化古都的一种标志,北京的书店很多,但我少年时代记忆最深刻的,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宣外琉璃厂街上那一家挨一家的书铺和里面散发的特有的书香;东安市场角落里昏暗的灯光下,旧书摊那一排排密匝匝的书架;天桥游艺场周边散布的小人书铺……敢说,除了课堂,我在那些地方获得的知识最多。后来,这些书铺、书摊都没有了,很是令人怅惘。再后来,“大革文化命”,读书都“有罪”,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有了一年两度的地坛书市,尽管它并不安静,有些喧闹,甚至像赶集,但毕竟能够给人一种徜徉书海的享受。如果间或发现一二久已寻觅的好书,更是喜出望外。 有人说,北京的书市不同于其他地方,包括许多规模更大、更新的图书博览会、交易会,都不如北京书市。为什么?因为它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文化韵味。对此,我深表赞同,颇以为然。 当然,书籍只是文化的载体之一,文化更不等于书籍,但毕竟,读书是文化最集中的一种体现。 由此想到,什么是北京特色?窃以为,不是800多年的历史,不是紫禁城,不是皇家园林,甚至不是胡同,不是首都……因为,这些东西都非北京所独有。在中国,比北京更古老、更精致的城市有很多,况且,北京有些东西还是“移植”来的呢。 在我看来,北京最有特色的,就是她积淀深厚的文化韵味,和与时俱进的文化氛围。远的不说了,近代以来,多少大师级的学者从各地汇集于北京,多少振聋发聩的思想发轫于北京,多少以文化为背景的事物产生于北京……为什么?就因为北京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文环境与学术条件,综观百年中国历史,独领全国文化、学术风气之先的也唯有北京。 扩而大之,为世人称道的北京京剧、北京四合院,乃至北京胡同等等,也都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被北京文化改造了的“外来文化”。京剧的前身,徽班、昆曲,本不是北京的玩意儿;四合院、胡同的“祖宗”在西北、华北都能够找到影子,但它们都被北京赋予了新的元素,融入了特有的韵味,以致成了北京文化的符号。北京文化的包容性、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 有人说,北京是一座政治城市,连出租车司机“侃大山”都跟政治有关,而且一套一套的。的确,无论曾经的满清朝廷,过去的北洋政府,还是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当然离不开政治。但是,政治是需要文化背景的,起码要识文断字,有所思考,才会有政治。开中国近代历史之肇始的五四运动,其背景不就是新文化运动吗?没有文化,何来政治?说到底,文化是根儿。 然而——这“然而”有些讨厌,却不能不说——无可讳言,如今的北京,许多特有的历史文化符号被更多的“现代标志”淹没甚至消失了,曾经浓郁的文化韵味被日渐乖戾的商业气息遮蔽乃至稀释了。多了一份喧嚣,少了一份宁静;多了一份浮躁,少了一份安逸……我不知道某些机构“评选”出来的“宜居城市”是否包括北京,但以我的观点,缺乏文化韵味的城市,算不得“宜居”——毕竟,人的需求,除了环境优美、物质供给,还应该有精神滋养。更何况,北京首先是个文化古都。 如果说,我有北京梦,那就是,更加严格地控制现代高楼大厦的建设规模和布局,遏制无度的商业开发和无谓的“标新立异”,把更多的人财物力投入到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上来。北京的文化建设,不仅要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文化机构,更要营造和保护古都的文化氛围,包括胡同文化、市井文化。须知,北京要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不能靠现代的高楼大厦,更不能靠灯红酒绿的商业繁华,而是那份不可替代的独有的文化。 归齐一句话:北京可以没有皇上,可以不作首都,甚至可以没有工业,但北京不能没有文化,没有了文化,北京就“失魂落魄”了。 新葡萄京娱乐场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摘要:法国汉学作为西方传统汉学的中心,历史悠久,名家辈出,法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始于明清之际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士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首先要了解中国民众的信仰和宗教,因此对中国的民俗习惯、伦理道德、传统宗教、民间崇拜、神话传说等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研究,也因此向欧洲人打开了陌生神秘的中国社会风俗文化的一角,并为十九世纪各西方人文学科著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民俗研究是法国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可惜由于语言隔阂和学术交流的欠缺,国人对该领域作品的译介和关注甚少。实际上,从十七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士为传教为目的而开展的中国民俗调查和研究,直接成为后来西方汉学界中国民俗研究的先声,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目前学术界关于1840年至今的这一百六十余年历史的分期,通行的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三段法:即近代、现代和当代,“近代史”指1840年至1919年这一段,“现代史”指1919年至1949年这一段,“当代史”则指1949年直到今天。一种是两段法:1840年至1919年为“近代史”,1919年至今为“现代史”,在“现代史”内又区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段。另外,也有学者按照朝代更替的办法,将这段历史分为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无论按照那一种处理办法,1949年至今的历史构成一个独立单元。

  近十年来我们做了一些和北京市文化有关的项目,其中给我们启示比较大的是世界大都市和北京,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就是在今天的世界环境下北京首都城市的研究能够提供哪些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总结出来,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和世界同行共享。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阅读了北京学术史书目,在我们重读这些书目的时候也感到对北京的发展史有一份责任。

  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先生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完成了百万字的巨著《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该著作资料丰富,写作态度严谨,史论结合,具有阔达的学术胸襟与传承民族文化情怀。这部皇皇大著,凝聚了先生一辈子的心血,是先生从事民间文艺学数十年积累的结晶。我捧读此书,感受到一个倔强学人的性格与操守。

  关键词:耶稣会士;传教士;法国汉学;民俗学

就我个人已往的研究兴趣而言,主要是在近代史这一段,且偏重于思想、文化这一方面,上个世纪随着学术史研究“热”的兴起,自己也涉足近代学术史。迄今为止,可以说我没有碰触当代史,甚至教学中也不敢触及这一段。我之所以未能涉足当代史研究和教学,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材料不易搜集,研究历史的材料纵然很多,但最核心的材料或最“硬”的证据应是档案,遗憾的是,当代史的档案材料按照现有档案法的规定,它还处在未解密的阶段,除非你拥有“特权”或在一些相关职能部门工作,可能接触和阅读原始档案,一般学者几乎无法接触原始档案材料。二是是非难辨,当代史中运动不断,“事件”很多,今是昨非,内中的许多内幕后来人很难涉身处地的把握,故不易作价值判断,现有的评判标准一般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至少编辑在处理你提交的论文或着作时会以《决议》的精神为标准。三是敏感领域多,因而“禁忌”亦多。如对历次政治运动的研究、对“文革”十年史的研究,都属于这种情形。二十多年前巴金先生曾呼吁设立“文革博物馆”,迄今不要说“文革博物馆”未见,就是开展“文革”史研究也是困难重重,出版“文革”史着作更是难上加难。实际上,我所提示的这三重困难,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所有当代史分支,包括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困难。

  北京作为学术之都有哪条件?现在我们能看到想到的基本就是这几个:中国学术历史之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创造空间,融合新旧文化的科教文史,公共领域建设与学术活动管理、国际化、城市文化符号的建设。

  本书是对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梳理与总结。20世纪学术史纷繁复杂,中西交错、古今交织,如何在复杂的学术形态中理出思路,并划分出若干阶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者将1900年至1999年百年间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划分为: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期(1900-1918)、歌谣运动的兴衰(1918-1926)、学术转型时期(1927-1937)、战火烽烟中的学科建设(1937-1949)、共和国十七年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1949-1966)、新时期的民间文学建设(1976-1999)六大时间段落。在每一段落下抓住人物、组织、活动、著作成果进行详尽论述,丰富的资料与流畅的叙述让读者如临其境,对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获得全面而完整的印象。


《云梦学刊》开设“当代学术史研究”专栏,我感觉这是很大胆、也是颇具探索意义的一个创举,我很佩服该刊敢于进入这样一块充满荆棘的领域。以我个人的体会而言,研究“当代学术史”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它们不可避免地是这一领域将要遇到的主要问题。

  中国学术文明的历史之城

  《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主要特点有三: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历来就有采诗观风、移风易俗的传统,因此,历代史书、典志、地方志、诗文、笔记等文献中积累了大量民俗资料,但是,在现代民俗学学科兴起以前,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民俗的记录和研究都还是零散而随意的。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兴起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学运动。1918年,在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顾颉刚等一批教授的推动和呼吁下,北大创刊《歌谣周刊》,刊载从各地收集的歌谣和民俗调查报告,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现代民俗学理论为指导的研究文章,民俗的调查和研究因此引起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北大、中大等大学先后成立了专门的民俗学研究机构,民间文学和民俗调查一时蔚然成风,涌现出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民俗学论著也陆续被译介过来,在此基础上,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民俗学学科得以确立。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立追溯到北大歌谣运动,并纳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启蒙主义思潮的宏大叙事当中,已经成为中国民俗学人讲述自己学科历史的故事俗套。这一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是许多新事物的起源,但是,正如所有新事物一样,所有貌似突兀涌现的新生事物其实都有先行者做好了铺垫,而不可能是突然间的横空出世,现代民俗学也不例外,它并不是胡适、周作人、刘复、顾颉刚等一干北大教授异想天开的产物。实际上,在这些所谓的民俗学先驱发动着手收集歌谣和故事之前,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早就已经在按照近世民俗学的模式收集、研究中国民俗和民间文学了。

一是学术与政治、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本是学术史的外部问题,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因为它几乎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生活的主要方面,故它一度“内化”为一个学术史的主要问题。在共和国五十六年历史上,前三十年政治在国家生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政治压倒一切,政治冲击一切,政治是中心,学术服从政治,学术依附政治。历次政治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即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所谓洗心革面的“改造”和规训,意识形态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将学术研究纳入它指定的轨道。这样一种情形,自然很难说有独立的学术研究,一些技术性很强的学科的学术研究,如考古学研究,在“文革”时期,只要有新的出土文物发掘,也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来宣传。我们视为权威的国家级学术刊物,据说除了《考古》这份刊物外,在国外其它刊物都不被同行当作学术刊物来看待,而是作为透视中国学术界“风向”的一个窗口。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形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但在所谓“冷战”时期,学术的政治化,或者说学术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中国如此,苏联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西欧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是“冷战”时期的特有的文化现象,所谓“冷战”其实就是意识形态之战,这是它与前两次世界大战不同之处。如何认识这种世界性现象的中国特色?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蕴含许多经验教训。政治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消耗极大,对这样一个复杂历史问题,我们应该谨慎而冷静地处理,对于材料不足或尚不成熟下结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先做些搜集材料的工作,客观呈现历史原貌,悬而不断。

  北京建成首都八百年,元明清的时候北京城市简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第一、地方士阶层流动与首都学术气质和学者信仰的培养;第二、皇城管理思想与学术包容倾向;第三、外国使者的回忆录。

  一、学术态度严谨,论从史出。

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民俗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清朝初期的耶稣会士,这种关注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二波传教高潮时达到高峰。这些传教士为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除翻译、研读中国儒家典籍之外,还对中国的传统宗教、民间信仰乃至民间风俗,如民间宗教、鬼神巫术、祭祀祖先、天地崇拜、神话传说、节日仪式、风俗习惯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研究。可以说,早期传教士已经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研究开辟了先河。

二是学术史研究与各学科发展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代史领域,是否有必要划出一块独立的“学术史”领域?这一领域与当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分界在那里?我们搞的学术史研究与学科学术史是否同一或者有区别?这些都是值得推敲的问题。现在出版了各种名目的《中国学术史》、《中国学术通史》一类着作,古代可以这样做,近代也可以这样做,但我个人以为如写作通论性的当代学术史则似不宜。古代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中国学术有其独立的特征,故对它作学术史的处理不能不考虑中学的独特性。近代之所以有一个“学术史”的问题,是因为在这一阶段存在一个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与交融问题、一个所谓“国学”的生存问题,一个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问题,这些问题通过学术转型,也就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大体上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成果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的学术研究是以学科研究为主,西方式的学科体系在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中已得到制度化的肯定,这是我们应该尊重的一个规范。因此,今天我们开展的当代学术史的内在研究实际上主要应该是学科发展史研究。我们如能对自己从事的本专业学术研究有一种“史”的意识,并对其中存在的“学案”做一番历史性的清理,实际上就是对“当代学术史”的最佳切入。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广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明清以来,中国有四个大城市都受到关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关于它们都有相当一部分书籍,它们有不同的历史地理区域和城市生活,北京在众多的文化名城当中是最有政治文化影响力的首都城市,是中国高校最多、文化遗产分布最多的城市。北京也是全国性的宗教机构、外国使馆、驻华国际组织的所在地,北京学术史是在这种历史氛围下积淀起来的一份特殊遗产。因此要考虑:

  我们讲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开端,一般都会说从歌谣学开始。而刘锡诚以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通过他的对资料的掌握与梳理,以确定的依据论述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起点,应该从晚清神话学的研究开始。该书开篇讨论了作为概念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他说: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实际上确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早,应在晚清末年。从文化发展的一般道理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划时代的,但它不是突发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思潮积累到一定程度才爆发起来的。(第1页)这是重要的学术观点,与钟敬文先生在《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中所说其实,严格地讲,中国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异曲同工。如果说中国民俗学运动史从歌谣征集开始没有问题,但是讲民间文学学术史从神话学开始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将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起点确定在晚清,符合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界定。

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民俗学者在追溯中国民俗学史时,却大都忽视了西方传教士和早期汉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尽管关于近世传教士和早期汉学家的学术史研究目前渐成显学,但是由于民俗学本身学科地位的边缘性,中国学者在考察和介绍西方汉学包括法国汉学时,往往忽视了明清传教士在民俗学方面的成果。鉴于此,本人不揣谫陋,以法国耶稣会士为例,在广泛涉猎法国早期汉学文献的基础上,对明清之际的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民俗方面的著述做一初步的介绍和评述,希望能够有助于国内民俗学者对这段久已尘封的学术史加以了解和关注。

凡属于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史料的整理,学术史研究也不例外,在开展这一课题研究时,我们须有“抢救”史料的意识,趁一些知名的老学者还健在,请他们写回忆录,或做口述史学;对于那些已入档的文献,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亦应进行文献整理工作,以弥补现有公开的“文本”史料之不足。

新葡萄京娱乐场,  第一、中央与学术的问题,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中国地方城市对北京有很强的政治向心力,从哪里来?应该说明清的恢复科举制度使北京保持了国家大一统管理下的地方多样性学术。他们每隔几年到北京来考试,使地方城市成为北京学术文化的门户,而不仅仅向北京提供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这可以找到很多资料。

  再就是刘先生在讨论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史的时候,对这一段学术史有一个非常清醒而适当的把握,即叙述20世纪民间文学史,不仅仅是学术探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跟政治社会的纠结。当时的学人无不处在古今中西观念与思潮的纠结中,如何看待中国底层民众的文化,如何看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应用西方学术理论,都体现在当时学术讨论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各个学术流派的学术内容。刘锡诚在本书绪论中特别就此问题进行了说明:有的学者不赞成以社会历史分期、以社会政治事件作为学术分期的标准或参照。其实,这无异于是一种自命纯学术研究的错误选择。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战争、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连绵不断的世纪,这种社会背景对于人文科学的学术命运的影响常常是不可抗拒的,其实这是20世纪人文学术发展的最大特点。(第8页)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学术人物都离不开当时历史社会的大背景,把学问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社会背景里去考察,更能看出学术发展的一个样态,我想这是刘先生宏阔学术眼光的体现。

当代史是历史学科中最年轻的一支,当代学术史研究也许又是当代史中最年轻的领域,这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可以预见,研究这一课题有着广阔的前景,愿学术界同人来加入这一拓荒的行列。

  第二、书目文献的中心,北京拥有全国最完整的,具有首都向心力的书目文献系统,它的特点是政府、知识分子和市民共同参与书籍文献的建设。我们知道大型的官方类书《四库全书》、《明史》、《清史》,以及大量的小说与报刊,这对我们研究北京学术简史前期是有帮助的。

  二、学术胸襟与学术理解

  第三、外国学者怎么看北京的集权和兼容的问题。其实北京不仅是首都,明清到民国时期北京首都城市的社会位置几度发生重大变迁,民国时期就两次失去首都的位置。在集权文化之下,多民族文化融通,各阶层宗教和民族资源曾经广泛地被利用,其中兼容宗教文化是北京的一个优势、一个特点。法国汉学家莎瓦很早就指出,北京的寺庙和北京社会史有深刻的联系。

  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流派纷呈,人物荟萃,如何呈现、分析与评价学术流派的形成过程、流派特色,如何论述代表性人物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书在梳理一百年学术发展历程时,对各种流派、各色学人,持尊敬与公允的态度,对各种学术成果尽量予以介绍,力图全面呈现各历史时期的学术状貌。如他在本书第二章歌谣运动的兴衰部分,为了让读者更加全面把握歌谣运动时期的学术调查与学术研究情况,除了北大歌谣研究会外,还特别提出了乡土研究派的代表人物与其他学者。有些歌谣研究先贤是我们很陌生的,如白启明、刘经庵、孙少仙、张四维等。对于他们的学术成果,进行了一一辨析,归纳总结了各自的学术观点。如刘经庵的从歌谣研究妇女问题;孙少仙的城市歌谣的特点与变迁;张四维的歌谣代表了时代的民众精神等。

  现代学术思想的创造空间

  作为本书的作者肯定有他对学术史的评判标准,也会有自己的学术倾向性,但是作者还是尽量在这个描述过程中,或者说叙述过程中,对各家各派的观点、学问作力求公正的评价。例如钟敬文先生是当代重要的民间文学研究家、教育家,他自歌谣运动开始,持续到21世纪初,都在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研究。他对钟敬文各个阶段成就、作用的叙述、评价,合适中肯。从百年学术史中看到钟先生人生与学术轨迹,他是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同时也没有因为钟先生在后期的学术领导地位,而忽视其他学者的学术贡献。在这部学术著作里面,体现了一种兼容并蓄文化包容态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胸怀。

  八百年来,北京有三个方面是需要关注的:

  三、拥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情怀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

  民间文学学术史是对致力于民间口头文化的研究者及其实绩进行研究,而民间文学的学术史的开端及研究主旨是与普通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对于民族基础文化搜集整理、研究者的持久关注,需要有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怀。年逾八旬的刘锡诚先生对传统文化、对民间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从他做人、做事、写文章,从他一生孜孜以求的过程来看,刘先生有着天然的对民间文化的热爱。他十分重视民族文化传承问题,重视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学科。对民间文化的挚爱是促成这部著作问世的重要动力。我们看到他在2001年为了民间文学的学科的位置的问题,专门给国家学位办写了很长的信。我想这是特定时代赋予先生的精神印记,它体现了一代学人传承民族文化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意识,也是其拥有传承民族文化情怀的具体体现。

  北京大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在北京现代学术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开端,以改造社会文化为宗旨,以文化运动为驱动力,及时从政治运动转向文化运动。它的反封建传统思想的观念被毛泽东吸收,1942年以后成功进行了延安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但大多数学者是把学术当作他们奉献社会的一种体现,因此更多的是创造现代学科,也留下了不够完整的学术系统。北京这一学术传统延续到1949年和改革开放后的北京高校传统当中。

  在中华民族文化重铸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从事文化传承事业,需要学习刘锡诚精神,勤恳耕耘、默默奉献。假如我们都能够像刘先生那样努力、那样甘于寂寞,我们的学风会更加朴实,学术成果丰硕,我们学界也就更加具有学术服务人类进步的正能量。

  第二、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


国都视作学术之都所兼有的原则,一人长辈与生机勃勃部民间文化艺术百余年学术史。  看一下北洋政府档案,过去北洋政府档案当中对历代出国留学的学生有详细的记录,季羡林、费孝通、钱钟书等都在里面,还有民国政府怎么发展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这方面还是比较显著的。

  作者简介:萧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第三、新中国时期北京学术史变化

(原文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03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影响力人物和政治学的研究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清华大学一些著名学者,像梁思成夫妇参与了改造设计天安门和英雄纪念碑,参与了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的工作。北京和地方文化的联系仍然保持着,北京有自己的现代铁路、公路和飞机运输线,有中央与地方通讯发达的网络,有国家社会管理畅行的政令。

  公共领域的学术建设

国都视作学术之都所兼有的原则,一人长辈与生机勃勃部民间文化艺术百余年学术史。  北京皇城文化建设特色与政府政策,20世纪北京将皇室遗产转为国家公共文化财富。首先像建筑,这方面的书,数据库里面都有。怎么借助这些公共领域向公众渗透,当然北京的整体风格也体现在整体布局上。

  北京经过辽代陪都,参考地图看一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可持续的优点,历史留下来的北京城市生活既与北京政治文化中心高度融合,并构成一些日常生活的因素,重要的都在运河两侧,因此皇家不再的时候皇家环境保留了下来,这样的环境不能拆。

  国际化城市的学术辐射

  这个辐射是一个双向的问题:内辐射,因为中国历代的首都城市除了南朝短暂的152年以外,大都建在北方。因此,北方是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区,北京在这个区域内建都,又是最古老的之一,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形成的中国对外交流的风格。这个辐射是怎么形成的?

  外辐射就是留学生的教育问题,像季先生原来在山东,到北京清华的教育、到德国去了十年,如果不是战争可能会留在剑桥,因为战争回来了,在国内培养了这么多弟子,北京成为了一个学术舞台。

  北京城市文化符号与信息平台

  我们对北京高校80后、90后做了问卷调查,时间长达四年,调查以后对北京文化符号学生们的回答归纳为三点:方正通达、开放宽厚,深刻安闲。一共评了18项,按照得票多少的排序,大学生们列出来的北京城市文化符号18个,按照数量多少得票以此排序,分为五类:1、历史类有京剧、长城、故宫、圆明园。2、大众创意传媒时尚类,CCTV、百家讲坛。3、体育文化类,北京奥运会、鸟巢、水立方。4、高科技类:联想集团、神舟飞船。5、高等教育类,北大、清华。

  对比大学生眼中最具影响力的外国城市符号:公认为世界城市之首的纽约,其最具推广价值的文化符号有自由女神像、华尔街、百老汇,进入前50位。在世界城市中历来是伦敦,其城市文化符号是大英博物馆、大本钟。它们进入前100位。作为有名的世界城市的巴黎,其城市文化符号有卢浮宫,时尚之都巴黎和香榭丽舍大街。它们进入前130位。第四是亚洲世界城市中排名最高的东京、城市文化符号有动漫文化、宫崎峻和樱花,它们进入前5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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